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语言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观察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新语词的生成、语义变化等是重要的考量内容。作为思维的符号，我们不仅为了识别或给予生活经验以意义而建构起语言，同样也通过语言来定义我们自己的生活。因而语言与现实之间既是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也是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索绪尔说构成语言符号的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现实的客体；而卡西尔虽然认为语言最初从神话中得到滋养，但“它并不是一种发明的符号工具，而是一种实际的状况”。所以语言的任何细微变化，首先是因为现实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年份，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40年来最热门的语词之一，它作为基本国策，是被老百姓在日常话语中进行诠释的。例如，“吃饱”曾是40年前被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但现在“减肥”已经是一个“高频”词语了。可见语言鲜明地表征了社会的变化。

因此，通过分析语词的变化来观察社会，是一个有效且便捷的方法，《咬文嚼字》杂志一年一度的“流行语”发布即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一活动针对的对象是年度内的热点流行话语，而活动本身也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品牌，每次发布都会引起热议，这愈加证明了上述语言与现实的双向关系。分析由其推选的2018年“十大流行语”，我们会发现，它们正是作为进入新时代后的现实表征和愿景表达而出现并流行开来的，是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的语言症候。

语言是一种文化行为，它会为涉及到的人创造社会认同。所以，当“改革开放”成为现实语境时，我们才会改变“眼前三尺、鼻下三寸”的观察和思考方法，在更远和更高的位置上反躬自身，从而才有了全球性的、全人类的视野，才有了海纳百川、气吞山河的气度。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被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词组不仅被严肃地作为由中国倡议、各国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全人类的目标，而且可以被用来通俗地确证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关系。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分析“共同体”这一概念时曾说，最有前途的团结，是一种经过努力实现和获得的团结，是“在价值、偏好、选择的生活方式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对立、争论、谈判和妥协，来每天重新实现和获得的团结”，“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求同存异”，其中并无强权与征服，只有互相尊重、和谐共处。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社会，这都是重要的思想进步。

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面对个体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选择，流行语不仅反映了生存情状和理想愿望，而且暗含着批判立场。“佛系”这个舶来词看似中性，但它的流行却是因为契合了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态变化。进一步追问，导致“佛系”的原因在于“90后”一代经历青春躁动后进入与现实和解、也与自我独处的人生状态，试图在喧嚣、浮躁中求得一方心灵的净土。按理讲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他们对生活的热情过早地降低了，不仅无助于个人的进取，更于社会发展不利。所以当我们亲口言说或听到“佛系”的说法时，总会感觉到一种嘲讽和自嘲的意味。另一个词语“锦鲤”在隐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含义上是与“佛系”相对的，“佛系”讲究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大有一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心态，“锦鲤”则表现出对生活充满了期待。“锦鲤”一开始就与财富相关，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抽奖活动利用了人的驱利本能和拜物教心理，人人都希望成为小概率事件中的幸运儿，致使“锦鲤”大量被转发。“锦鲤”热是群体非理性特征的典型表现，在群体的暗示下个体通过网络平台表达个人愿望，并有着可被他人理解的心理预设。但认真思考，就会发现“锦鲤”走红的背后并无任何科学性支持，只不过是“网上算命”的变体。

除了表征出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情态之外，流行语也在不同层面上呼吁加强社会管理，形成公序良俗。网络和消费时代，千奇百怪的现象和莫衷一是的观点令人无所适从，个体在众声喧哗中倍感迷茫和孤独，由此又产生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呼唤正义和理性的声音极为迫切。“店小二”实际上是对深改过程中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和工作作风的形象化说法，它成为流行语一方面表示了行政工作的态度和决心，是对社会的无声承诺，另一方面也表达着社会尤其是经济组织的期待。“教科书式”最早用以形容上海民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法进行执法的做法，是对坚持程序正义者的褒扬和支持，它的广泛流行与很多见诸媒体的法律案件中罔顾程序的事实是分不开的。后来这种说法用来修饰一切严格遵循了标准化和规范化，具有典范性的做法，甚至被用来描述一些负面行为，后者则是在用戏谑的方式消解现实的沉重感。

与此相似的还有“巨婴”和“杠精”，“巨婴”的说法源自社会心理学概念，与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对人的行为解释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巨婴”的非理性行为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从因多刷公交卡殴打司机、坐过站抢夺方向盘导致车辆坠江，到报复社会的凶杀行为等，我们已有过多次血的教训，但应当看到，不健康社会情绪的暗示也可能是诱因。“杠精”则指向了那类不辨是非，胡搅蛮缠，以抬杠辩论刷存在感的人。

虽不了解评选标准和过程，但互联网无疑是促使这些话语产生和流行的关键条件。除了提供传播媒介平台之外，大部分流行语最早出现在网络中，“十大流行语”中至少有七个直接从微博、博客、视频网站等联网平台上产生。因此，这些话语带有明显的网络特征。首先是民间性，大部分流行语并非刻意为之，只是网络中偶发事件中的话语与网民的情感产生了共鸣，因而流传开来，它们的生成是广大“草根”网民集中发力的结果，而助其流行的技术则是互联网数据算法，从这一点上说，群体在算法时代的“乌合之众”特征更加明显。其次是以去中心化和娱乐化为主要特征的解构性，一些语词的严肃意义被网络解构之后生成了新的含义，例如“官宣”，两位粉丝流量极大的演员结婚，同时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官宣”消息，之后很多人效仿，所发消息概称“官宣”，其实哪里跟“官方”的权威有关？还有一些流行语被用来解构严肃的现实世界，“退群”本指退出社交平台上的交流群，但是很快有人将其与国际事件联系起来，将美国退出多个国际协议和组织也称作“退群”，这种引申的指代就带有恶搞的娱乐意味了。

网络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科技工具，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其开放性和隐匿性架构，导致芜杂的信息充斥其间，如何不在被动接受中失去自我的判断，是对人的重大考验。“确认过眼神”是带有警示作用的流行语，以俏皮的方式告诫人们凡事要经过理性甄别，要有主观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与此相似的还有没有进入流行语榜单但有广泛认同度的“取关”，即取消关注一些公众号以避免信息干扰。我国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如今已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网络大国，网民数量超过8亿。经过20多年的上网实践，网络行为日趋理性，在娱乐化和解构方面也并非是无限度的，像“命运共同体”和“店小二”这样的严肃话语并没有遭到曲解，显示了网络空间中是有清流的。

《咬文嚼字》的流行语榜单极具代表性，但并非唯一。 “百家号”平台曾发布“葡萄君说娱乐”盘点出的“九大热词”，这些热词都与娱乐界有关，但仍是社会情绪的投射，并且更具有戏谑性。值得注意的是，“流行语”的快速变化预示着社会活力持续增强，但也反映出社会文化仍然处在剧烈的变革期。无论怎样，“流行语”都是时代精神和文化变迁的现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