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有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深入血脉的家国、故土意识，表现为留恋家乡，安土重迁，另一个是异常强烈的拼搏、闯荡精神，表现为勇于迁徙，乐于冒险。这组矛盾造成的结果是，在中国本土上繁衍生息了十几亿的人口，更有数亿侨胞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看得到华人的身影。

本期刊物“再发现”栏目推出的郭文斌的中篇小说《大年》，可以看作是一个展示中国人乡土意识的优秀样本。在这篇“不像小说”的小说里，无论是爹、娘还是五月、六月都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年”。写春联、贴窗花、祭祖、“分年”、守岁，小说通过对年前年后一连串民俗活动的细致描写，表现了传统乡村生活的盛大与隆重，反映了以年节为载体的农耕文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作者说，“大年是中国人最浓重的乡愁”，中国人心中的“年”是厚重而深刻的，年俗的仪式感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对乡土和传统的眷恋才是内在的根本。

在这里笔者更想谈一谈本期“好看台”栏目刊发的另一个中篇，陈河创作的反映阿尔巴尼亚华人生活的《碉堡》。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明灯”，改革开放之后，一批怀揣淘金梦的中国人来这里经商做生意，汇聚成一个不大的华人群落。这是《碉堡》故事发生的背景。小说的主人公阿礼本是温州人，他是看到了华商刘甘肃的招聘广告，放弃了国内的铁饭碗，跟随刘甘肃来阿尔巴尼亚闯荡的，属于世纪之交新侨民中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塑造的这个人物，着力强调了他的华人根性。阿礼只身来到异国他乡，带来的不仅有他的聪明才干，还有传统意识和一整套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构成了他心中难以转移的顽固情结。所以小说描写阿礼在首都地那拉扎根下来之后，依然沿着“立身齐家”的道路安排着自己的人生。先是打拼事业，等到事业稍微稳定，马上就将组建家庭提上议事日程。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老婆，因为“他的老家有修族谱的传统，他注定会记载在上面，他得让族谱里他那一支有后裔延续下去”。本来他想寻找一个中国人当作妻子，在回乡相亲碰壁的情况下，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当地，最后通过老板的帮助，和十八岁的吉卜赛女孩玛尤拉喜结连理，实现了娶妻生子、安居乐业的梦想。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阿礼本该成为海外华人一个奋斗成功的典范。可惜的是，他娶的是一个吉卜赛的女人。吉卜赛人和中国人恰恰相反，他们是无根的民族，居无定所，永世漂泊，他们也生就了一颗行走天涯的心，从来不会把自己束缚在某一块土地上。所以，《碉堡》的故事也可以概括成“当中国人遇上吉卜赛”。阿礼一度希望把玛尤拉拉进华人的伦理体系，让她和自己一起参与到家庭建设，加入到“人旺家和”梦想的追求之中。然而，他显然未能充分了解吉卜赛人的漂泊本性，也小看了玛尤拉一家人的心机和手段。在“萨斯”病毒爆发之时，玛尤拉一家诬陷阿礼已在国内感染“萨斯”病死，导致阿礼在机场被扣押，等到阿礼逃出机场跑回自己的家，他们又宣称阿礼是鬼魂，将他拒之门外。

有国难投、有家难回是中国人面临的典型困境之一。小说写道，阿礼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是纯中国式的：他立刻选择了地拉那附近黛替山上的一个废弃军事堡垒当作他的临时庇护所。这里出现的这个“碉堡”的意象颇可玩味。于阿礼而言，这个“很干净，不潮湿，大小有二十来平方米”的空间不仅为他提供了居住功能，更提供了心理层面上的意义。它是阿礼在异国他乡拥有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它既可遮风挡雨，又可防卫保护，足以抵消阿礼的一部分漂泊感和孤单感，也冲淡他遭受迫害和孤立之后的一些无助感。就如同他刚一来到阿尔巴尼亚，就投奔了当地的华人圈子，为的也是在远离老家亲人的时候找到一种心灵的归属，找到血缘和宗族的某种替代品。

与碉堡相类似的另一个意象是瓦。小说有一处细节，当阿礼被赶出家门，只能靠攀援树枝接近自家房子和孩子的时候，他依然敏感地注意到，那所已经不属于他的房子的屋顶有两块瓦片裂开了。于是他竟然在逃亡的闲暇里，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偷偷地将屋顶修复如初。瓦是家园的象征，有“片瓦遮头”就意味着尚有家的存在，阿礼修复屋顶瓦片无疑可以看作是他对重返家园，对修复家庭人伦亲情的一种渴望。

一座碉堡毕竟不能真正庇护阿礼的安全，他到底还是被警察捕获遣返，抛家舍业、孑然一身地返回中国。只是空间的距离又如何能阻断亲情血脉的联系？此时阿礼又展现出中国人对血缘亲情的执着和固守，他无限惦念和关注远在阿尔巴尼亚的儿子东东。在给儿子取名的时候，他“在儿子名字里加了一个‘安’字，是为了冲淡妻子玛尤拉吉卜赛血统里到处流浪的天性，盼望儿子以后会有个好的命运和前途。”可是他期望落空了，玛尤拉终究跟了一个吉卜赛的酋长，带着他们的儿子，沿着亚得里亚海边吉卜赛人的传统路线流浪去了。阿礼不得不第二次抛弃国内的事业，追随者他们的脚步浪迹天涯。

陈河的海外华人题材小说打开了一片崭新的视野，他笔下描写的华人在开阔的新天地里有着不一样的活法，也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对于民族文化的审视和探问，如果是在本土的文化场中进行，虽然可以获取博大的资源和深切的在场感，却容易落入单向度的固定模式之中。海外华人文学则提供了更为新颖的观察视角。华人所秉承的文化理念和价值，似乎只有在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在多元文化混杂的动荡不安中，在与其他民族性的斗争冲突中，才能更加凸显和张扬。中华文化在这种情况中经受着自我审问、自我挑战的新考验，一面昭示着巨大的生命力，一面酝酿着更新与创造的可能。

固守与漂泊，是中华文化中两个独具特色的符号，它们是中国人性格中两个重要密码，诠释着中国人“居于何处”和“走向何方”的两种生存状态，在中国人心灵地图中占据着重要的坐标。《大年》的乡村叙事是从本土出发，而《碉堡》的海外叙事则是从异国他乡反观自照，同样精彩地表现了中国性格的这两个方面，在传统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时对比阅读这两篇作品，让人感受到一种双重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