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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刘一达: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刘一达  2019年01月09日06:44

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凡是有自己写作风格的作家,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其次,才能说到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

40多年前,中国文坛出现过许多文学流派,比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鸳鸯蝴蝶派”“京派”“海派”等等。这些流派的作家都各有自己的写作特点,而他们写作的风格特点跟他们所生活的地域有直接联系。不可否认,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地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我被人称为京味儿作家,京味儿也可以称为“京派”。京味儿作家的提法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又不断有作家涌现,风格特点逐渐成熟。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亲身经历了胡同的改造和变迁,对北京文化的情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胡同文化已经渗透到我的骨血里,所以当我从事创作时,我所使用的叙事方法和语言,自然而然地会带有京味儿特点。

京味儿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有四代人了,第一代以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第二代以老舍,张恨水,梁实秋等为代表;第三代以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绍棠等为代表;我属于京味儿文学的第四代。2017年,我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人,申遗成功。现在京味儿小说语言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回顾地域文化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前辈创作风格对我的潜移默化。我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和老舍先生的作品,还上小学时,就读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骆驼祥子》等小说,还看了他写的话剧《茶馆》等,他的京味儿写作风格深深影响了我。

我记得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就用的是京味儿语言。当时还是自然投稿,编辑看了我的文章,以为我是一位老北京人呢!其实,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编辑见了我,感到很诧异,问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北京土话呀?我告诉他,正在搜集北京土话,他才释然。

二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由于我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丰富多彩的北京人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生活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这些对我的京味儿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16岁便初中毕业,被学校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我的师傅都是老北京人,那会儿,每天在班上跟这些师傅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他们聊天讲故事,耳濡目染,受到的都是京味儿文化的熏陶。积累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素材。

我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的一线记者,主办过《京味报道》《收藏》《广角》等专版。也正是从那时,我开始从一般性的即时采访报道,进入到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北京文化。

当时北京城进入了历史上少见的城市大改造,大批胡同被拆,大批住胡同的老北京人搬到了郊区,加上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北京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忧患,我深深感到抢救北京文化的历史责任。

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和胡同采访,寻找搜集第一手材料,被北京人称为“胡同记者”。这一时期,我创作了大量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版了二十多本反映改革开放后京城发生巨变的纪实文学,使我的京味儿语言创作特点更加鲜明。

前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专著《北京话》,这本书当年被评为季度中国好书,2018年12月,又被书香中国举办的读书盛典评为好书,现在已经再版,此书的大量北京土话就是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搜集的,可以说这本书我写了40年。由此可见,地域文化滋养了我,我的创作丰富了地域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地道的北京人,这些年,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纪实文学,不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和话剧,我创作的选题和关注的视角,始终都集中在北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给了我创作的土壤,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天地。是这座八百多年的帝都和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是生活在这座都市里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给了我创作的源泉,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