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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顾所来径:“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

来源:北青天天副刊(微信公众号) | 陈平原  2019年01月08日06:55

今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薄薄一册《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32开本,总共才216页,是一册精致的小书,带论战性质,目标是回应当下的社会思潮。5月25日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专题座谈会,有2018年6月30日《北京青年报》的专题报道,更有《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集中刊出的十篇短论。而我的那一篇,题为《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单看题目,你都能大致明白我的立场。

我曾谈及,与研究唐诗宋词或李白杜甫不同,谈论五四的,不管左中右,都很容易与现实政治发生纠葛。这也是我再三强调“‘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的缘故(《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里的“五四”,置换成“现代文学”,同样适应。

有时候觉得很委屈,后世学者看我们,大概会觉得很奇怪,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好像智商有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人文学者,我也无法保证一旦禁忌完全撤销,就一定能比现在做得更好。某种意义上,戴着镣铐跳舞,包含着自我克制,也蕴涵着学术激情,这是我们这代学人——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宿命。

俗话说,见贤思齐。我曾认真谈论“晚清的魅力”、“与学者结缘”的方式,以及人文学者整天与古往今来第一流人物打交道,这种“尚友古人”的美妙。你整天读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与周氏兄弟等人的书,不能不对这些志向高远的“有学问的文人”和“有文采的学者”感兴趣。我说五四研究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指的就是这个。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把鲁迅研究、胡适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样精细,不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目标。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轮,保证这个学科还能不断往前推进。

二十年前,我出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好些朋友撰写书评,评价有高低,但都承认阅读时很受感动。学术著作之所以能让人感动,那是因为你谈论的话题具有普遍性,且触及一代人的敏感神经。读者在阅读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困境与经验带进去,与作者一起思考,一同探索。可这书在台湾出版时,有历史系教授批评其专业性不够。这里有作者能力问题,但也与语境相关,相互隔膜之际,很难感同身受。这就说到人文学的意义与局限,你不能不贴着你赖以生存及耕耘的这块土地思考与表达;可一旦这么做,又可能让局外人“无感”。

我深受五四新文化人影响,谈及学问,对回应时代话题有很高的期待。十年前,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对于晚清及五四新文化,我不仅研究,而且追摹,虽不见得成功,但毕竟努力过了,有几分精神遗存,这就够了。

前几年北大制定“北京大学发展战略纲要”,文科方面列了四个重点发展方向,要不偏向于古典,要不与“一带一路”相关,再就是国际视野,我再三提议,北大应该将“现代中国”作为重要的研究支点,这是北大传统,也是命脉所在。最后虽加上了,但没有任何配套设施。我理解领导的难处,关注“现代中国”不是最佳选择。可也正因为大家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下中国的人文学,学问是越做越扎实了,成果也越来越丰厚,可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却日益下降。

2010年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我撰写《“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初刊《文史知识》2010年第10期),其中提及: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不是那个国家的学术主流;你不能想象“中国研究”在美国成为主流,同样也不能想象中国学术的中心在英文系或日文系。相对来说,本国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经济等)的教学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开,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以为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自己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曾经,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的“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的,是各大学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可最近十年,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惜的——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们自身,也指向整个学界。

在《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初刊《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中,有两段话,代表我的基本立场:

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我所谈论的“现代文学”,并不局限于1917—1949年这么短短三十年,也不全然是我早年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是晚清所开启的面向世界,融入文明大潮,参与国际事务,迎接中华文明复兴的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学。一定要画线,大略等于现有学科体制里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相对于“古典文学”,它不以渊深或优美见长,而是略显粗糙但生气淋漓,与今人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更为休戚与共。

不管是今天的长江学者论坛,还是明年的五四一百周年纪念,我都想追问:网络时代的人文学者,到底还能不能做到既学问,又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社会风气。因为,这是我所最为关心的。

(此文为2018年12月1日作者在“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的创新与发展——长江学者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