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薄薄一册《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32开本，总共才216页，是一册精致的小书，带论战性质，目标是回应当下的社会思潮。5月25日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专题座谈会，有2018年6月30日《北京青年报》的专题报道，更有《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集中刊出的十篇短论。而我的那一篇，题为《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单看题目，你都能大致明白我的立场。

我曾谈及，与研究唐诗宋词或李白杜甫不同，谈论五四的，不管左中右，都很容易与现实政治发生纠葛。这也是我再三强调“‘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的缘故（《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里的“五四”，置换成“现代文学”，同样适应。

有时候觉得很委屈，后世学者看我们，大概会觉得很奇怪，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好像智商有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人文学者，我也无法保证一旦禁忌完全撤销，就一定能比现在做得更好。某种意义上，戴着镣铐跳舞，包含着自我克制，也蕴涵着学术激情，这是我们这代学人——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宿命。

俗话说，见贤思齐。我曾认真谈论“晚清的魅力”、“与学者结缘”的方式，以及人文学者整天与古往今来第一流人物打交道，这种“尚友古人”的美妙。你整天读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与周氏兄弟等人的书，不能不对这些志向高远的“有学问的文人”和“有文采的学者”感兴趣。我说五四研究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指的就是这个。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在专业研究之外，有没有回应各种社会难题的愿望与能力，则值得怀疑。原本就与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若失去这种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把鲁迅研究、胡适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样精细，不是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目标。经典化与战斗性，犹如车之两轮，保证这个学科还能不断往前推进。

二十年前，我出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好些朋友撰写书评，评价有高低，但都承认阅读时很受感动。学术著作之所以能让人感动，那是因为你谈论的话题具有普遍性，且触及一代人的敏感神经。读者在阅读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困境与经验带进去，与作者一起思考，一同探索。可这书在台湾出版时，有历史系教授批评其专业性不够。这里有作者能力问题，但也与语境相关，相互隔膜之际，很难感同身受。这就说到人文学的意义与局限，你不能不贴着你赖以生存及耕耘的这块土地思考与表达；可一旦这么做，又可能让局外人“无感”。

我深受五四新文化人影响，谈及学问，对回应时代话题有很高的期待。十年前，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我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喜怒哀乐，感慨情怀，以及特定时刻的个人心境等，都制约着我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推进。做学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儿。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对于晚清及五四新文化，我不仅研究，而且追摹，虽不见得成功，但毕竟努力过了，有几分精神遗存，这就够了。

前几年北大制定“北京大学发展战略纲要”，文科方面列了四个重点发展方向，要不偏向于古典，要不与“一带一路”相关，再就是国际视野，我再三提议，北大应该将“现代中国”作为重要的研究支点，这是北大传统，也是命脉所在。最后虽加上了，但没有任何配套设施。我理解领导的难处，关注“现代中国”不是最佳选择。可也正因为大家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下中国的人文学，学问是越做越扎实了，成果也越来越丰厚，可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却日益下降。

2010年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我撰写《“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初刊《文史知识》2010年第10期），其中提及：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不是那个国家的学术主流；你不能想象“中国研究”在美国成为主流，同样也不能想象中国学术的中心在英文系或日文系。相对来说，本国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经济等）的教学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开，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以为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自己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曾经，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的“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的，是各大学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可最近十年，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惜的——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们自身，也指向整个学界。

在《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初刊《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中，有两段话，代表我的基本立场：

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我所谈论的“现代文学”，并不局限于1917—1949年这么短短三十年，也不全然是我早年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是晚清所开启的面向世界，融入文明大潮，参与国际事务，迎接中华文明复兴的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学。一定要画线，大略等于现有学科体制里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相对于“古典文学”，它不以渊深或优美见长，而是略显粗糙但生气淋漓，与今人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更为休戚与共。

不管是今天的长江学者论坛，还是明年的五四一百周年纪念，我都想追问：网络时代的人文学者，到底还能不能做到既学问，又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社会风气。因为，这是我所最为关心的。

（此文为2018年12月1日作者在“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的创新与发展——长江学者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