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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山坡:力透生死 看穿人鬼

来源:长江文艺评论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 胡读书  2019年01月08日06:59

朱山坡在真实存在的粤桂边地中找到一个荒诞的缺口,在现实与虚构的模糊界限中寻求一个入口,追随其笔锋流转之间,我们会看到乡村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摇摇欲坠,乡村里的人一方面难以割舍那里的保守与封闭,一方面想迫不及待地逃离,有的逃离不得,最终又回归到落后的边陲。在宏大的宿命感笼罩之下,他把生命经验推演到极致,探寻在最幽暗时刻登场的人性,这是朱山坡在写作上一贯的坚持。读者在朱山坡的文学世界里看到的是一幅诡谲幽郁而富有诗意的生命图景。朱山坡的生死书写力道生猛,直抵心灵,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坐标系上的一面显眼的旗帜。

现实的地理奇观与民间的阴曹关卡叠影相交,赋予了鬼门关丰盈的文学资源。我们很少谈论死亡,而在朱山坡的作品中,他如同一位饱经历练的判官,濒死与灵魂的故事一个一个地在鬼门关前被著录。从朱山坡最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力》《两个棺材匠》到《陪夜的女人》《灵魂课》等精彩篇目,再到近期的长篇小说《懦夫传》《风暴预警期》,死亡一直是其小说中不变的残酷基调。

01 南方:文学的边地

众所周知,我们早已习惯于称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但细究起来,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乃是未加分析的模糊想象的共同体,其主体向来只是汉族作家用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写作的优先关注主流汉族社会的文学,以及一小部分完全汉化、失去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作品。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很大程度上甚至还局限于几个直辖市和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省份。然而文学均质化现象日益凸显,评论界与作家都在纷纷寻求解决的方式,作家从乡土中、从方言中寻找新的文学资源,而评论家们也关注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的边地之间的关系。

“边地”是一个与“中心”相对的概念——地理位置的边缘、政治经济的落后、文明文化的非主流等素质成为了“边地”的主要特征。借用这个概念会比我们常说的“边缘”更能概括一些中国以及海外的一些非中心、非主流的书写,因为这些边地的写作者往往不会承认自己的边缘位置,但他们的在地写作,使用的语言,或者他们关注的话题,从政治地理学视域来看又确实处于一个边地的区域,这几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同时,在地理学的视域中,传统意义上的边地书写主要包括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南北麓、甘宁青黄土高原等三块横贯北方的“边地”,而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的边地书写没有北方的边地书写强势,所受到的关注度似乎也稍弱于前者,但在广西,以林白、东西为代表的一代壮年作家,与正在崛起的一代青年作家如凡一平、朱山坡、光盘、田耳、映川、李约热等已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诚然,文化视域中的边地区别于地理学视域中的边地,但与地理学视域中的边地又有内涵上的交叉,因为文化的形成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而且边地文化构成的复杂多样,亦更甚于正统主流文化。

每个民族、地区或宗教都有自成单元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大千气象。中华民族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个体经过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以往人们都以中原文化作为关注的中心,忽略了边缘文化的意义。朱山坡笔下的中国西南边陲的民间生活,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参照。当多元化成为文化的发展趋势后,边地“边缘”也可能成为中心“前沿”。

虚构的米庄、蛋镇,都临近着真实的广东高州,朱山坡不止一次地提到粤桂交界的高州对自己成长的影响。在《我的叔叔于力》中,朱山坡将于力塑造成一个“爱不得恨不能的边缘人物,自私、猥琐,又值得同情”。作为一个边缘人,他对世界时刻保持警惕和怀疑,有时还表现出盲目的乐观,同时又在努力“反被边缘化”,对自己的命运作出了力不从心的抗争,但最后还是被现实打回原形。同时朱山坡又把于力等待的女人田芳写成了一个从上海来的女精神病人,朱山坡一直是有意识地在做边缘与中心的对峙,十二年后他依然坚守:“随着交汇融合加深,南北差异越来越小。南方正在消失。但‘南方’是不会彻底消失的。在文学的版图上,南方将依然是南方”。“在南方写作”是朱山坡清醒且自觉的认识。《风暴预警期》中,作者运用了东南沿海独有的气象资源作为小说基底,勾勒出蛋镇不同人物的生命图景,整个城镇的生命信息在一次次风暴中变得支离破碎,一片狼藉。台风引发的涝灾会让镇上罪恶与肮脏在藏污纳垢的各个角落中无处可藏,悉数漂浮在水面上,无人可以侥幸逃过。身处南方边城,自然有想逃离的人,“每次台风来临前,我逃离蛋镇的念头都异常强烈”。 这些镇上的小人物,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的努力显得很徒劳,命运击败了他们。最终,他们又都回到了生活的原点,更有甚者则走向了毁灭。南方变成了一个牢笼,不乏苦难而又逃不出,而逃离本身带着一种重生的隐喻,悲剧苦难性的人物在拉扯中被放大了他们的生命张力与宿命感,极端的人性在这方水土中被作者一个个排列开来,细细描摹,描绘出一幅南方边陲的众生相。

02 鬼门关:生死与宿命

鬼门关地处广西北流县。这里山峦耸立,壁立如削,恰逢一处两峰对峙,中间相隔仅三十步,形成一道天堑,成为历来的交通要道,也是历代统治者发配罪徒之所,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故徐霞客有言“‘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言多瘴也”。这里瘴气滋生,阴晦鬼魅,令人生惧,现实的地理奇观与民间的阴曹关卡叠影相交,赋予了鬼门关丰盈的文学资源。

林白曾说朱山坡与她的人文地理同在“鬼门关以南”,而盛赞他的作品“包含了足够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1]。在我们阅读西南边陲作者的作品时,或多或少怀揣着一种对于蛮荒的生死书写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朱山坡的小说中往往能达到不同程度的满足,特别是其中关于生死与鬼魂的篇目,数量很多而且蕴含着残酷感,关于死亡与临终关怀的故事是朱山坡反复书写的内容,如《灵魂课》《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捕鳝记》《导演》等等,陪夜、殡葬、饥荒、死刑、疾病等形态各异的生离死别中,甚至也不乏诡谲的魑魅魍魉。对于素来缺乏死亡教育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这类题材的作品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陌生感和神秘感,特别是当小说的基底建构于超验的民间传说或者信仰之上时。例如“井水可以照见魂灵”(《灵魂课》),“过了八十岁的人都能隐隐约约地预知到自己行将来临的死期”(《跟范宏大告别》)。朱山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不是身患绝症就是行将就木,或者是已经眼通阴阳,沉浮于生死线。宿命感随着生命的流逝显现出来,变成映照着命运镜像的寓言故事。在《陪夜的女人》中,断断续续的马达声把女人逆流而上送到了凤庄,送了老人最后一程,而自己也最终消失在河面的迷雾之中。《回头客》中的父亲和马自珍两人先后都在湖面自绝,毫无悔意地撑着破船沉溺在湖心。《爸爸,我们去哪里》中父亲和“我”一起望着错过的女人站在船尾消失在江心。《骑手的最后一战》中,濒死的父亲骑病马试图与火车赛跑,生命的能量在一次次比拼中消逝……每个人物都仿佛一叶扁舟在生命的河流上穿梭,时不时被洪流吞噬。乌篷船与马的意象在朱山坡的短篇小说中曾多次出现,朱山坡也曾自述过对于马这一形象的喜爱。与人一样,在现代都市与传统原乡的对峙中,长一辈的老人或病人与和他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传统交通方式都渐渐消绝于水面,与每个人的命运一般,老人生命中突然出现的女人又突然消失,骑手团出身的父亲在城市达到社会顶端后又被驱逐,最后回到破败的乡村与马为伴,《风暴预警期》中金牙医发家于金牙,也死于金牙。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却都有着回到原点一般的宿命式的结局。生死的轮转未必一定前后呼应,但不乏巧合,直到命运关头那一刻,才会发现“死亡原来是那样不可抗拒,不可逆转,不可宽容”。

疾病作为生命非常态的、过渡到死亡的一种生命形态也是朱山坡着力书写的。而不同于往常的绝症,朱山坡更关注的是精神病人这一类人群,从早期《我的叔叔于力》《两个棺材匠》开始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而在长篇小说《马强壮精神自传》(初发表题为《我的精神,病了》)中更是以精神病人马强壮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进行展开。疾病被隐喻,同时疾病也成为隐喻。精神疾病变成了失序与秩序的博弈,为了治疗精神疾病,病人需要被隔离,在一个新的脱离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接受医治,一旦被归为精神病人,则立刻被社会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并接受严格的纪律规训。而往往在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环境中,情绪会变得夸张而真挚,浪漫常与癫狂相伴,而癫狂的内核总是残酷的真实。尽管自认为是比很多人都强的乡村知识分子,能把《新华字典》背到138页,高傲的马强壮却挫败不止,导致他在受到王手足一耳光的刺激之后走向疯癫,终被社会驱逐,成为异类。注定失败的命运,也让马强壮在不断的失败中走向万劫不复。

朱山坡小说中的极端经验会让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些看似同代人的生命时,转变为旁观者的姿态,如《麦克白》里血红森林中的鬼魂与如潜意识般存在的胡子女巫,看着人来人往,看着有些魂魄无主,有些人活着却如行尸走肉,而有些鬼魂则自在人间。作品里的大多数将死之人都有着各自的执着,纵然生命尾端的腥臭已经扑鼻而来,但他们的各持顽拗仍透着一股诗意的情怀,哭笑不得尔后感到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生死有期,这位穿梭于“鬼门关”内外的作家,带着这方水土孕育而成的生猛,一个接一个地划去瘴气弥漫的生死簿上深深浅浅的名字。几乎每部小说里都有生命消殒,死亡在诸多故事中即便稀松平常至此,也依然会成为人物隐秘多年的至要症结。藏匿在民间的故事正是由这些生死关联起来,生命中的荣光与罪恶,在沙石俱下的日常生活中一并藏纳,等待着作家和读者共同挖掘。

03 父辈:不再伟岸的背影

关于朱山坡小说彰显出的乡土情怀已经有不少人谈过,“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也好,作为乡土文学的“灵魂捕手”也罢,擅长写人物,特别是擅长搭建一个有丰富层次的民间叙述空间的人物关系网,是他作品的特色,而父辈,特别是濒死的父亲的书写更是让人过目不忘。朱山坡曾结集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三个父亲》,书写了十三个关于“父亲”的故事。不论是《爸爸,我们去哪里》《把世界分成两半》《捕鳝记》《牛骨汤》还是《骑手的最后一战》,每一个“父亲”的形象各异,他会对未来的道路感到迷茫无措,他会对路上遇到的女人暧昧不明,他会在生命燃尽的最后一刻展露出少年式的倔强……实际上《单筒望远镜》《灵魂课》《鸟失踪》等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也各不相似,或残酷,或荒诞,或无奈。在朱山坡的笔下,父亲与母亲都不再是传统叙述中的伟岸如山,慈爱可靠。相反,父辈们都是有弱点,有罪孽,有欲望的,无论是在饥荒中挣扎还是从牢狱中解脱的父辈,都一一被打回原形,在人生场中四处游荡沉浮,时而无稽时而绝望,不时地显现无力感与宿命感。所谓长者,回归到自身的年纪也是一个新人,并不会因为过往经验的积累而必然有应对现实的底气。朱山坡描绘的世界往往是蛮荒之地,物资稀缺,饥荒饿殍或者罪孽深重乃至人性相残,本应给孩子提供更多指引的父辈同处在生存丛林的残酷竞争中,并没有高出任何人一筹,在濒死边缘只剩下人性的挣扎。

在这样一种对父辈并非“背影”式的书写中,朱山坡时不时地把人物推到生存线的边缘,尽可能把人性、本能、应激的状态放大到极致。比如在《牛骨汤》中,饥荒中的父亲带着儿子一路追寻牛骨汤解救全家的性命,在路上向别人谎称去白米寺来防止被人追踪,也历经险阻差点淹死河中,途中也碰到了煮人肉的村落,父亲还是保住了不吃人肉的底线,最终在无尽的追寻中变成鬼魂,也引着儿子慢慢走向灾难的深渊。《鸟失踪》中,酷爱养鸟的父亲看似浪漫地归隐山林,消失在人类社会,变成一个与群鸟同栖居的野人,直到结尾才揭示了鸟“像我的另一个儿子”、母亲在父亲失踪后也在家养了一群鸟的根源:三十年前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死在越战中,痛苦隐匿在对鸟的一往情深中,最终逃离了日常生活,丧子之痛在内心永远无法补偿,只能靠隐迹山林来回避无法消解的块垒。《骑手的最后一战》中的父亲虽为将死之人,心中却有执念,忍着病痛训练一匹弱马,为此还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上马前他向“我”交代了后事,抛开发黄且破损的结婚照,因为病痛无力而不得不被绑在自己的马上,追赶着火车,夙愿得偿。终于,父亲消失在了远离槐庄断壁残垣的隧道里。《陪夜的女人》中老父亲口中的“李文娟”也是如此。这些父亲都是垂死挣扎的形象,临死前也都为了渐渐成为本能的挂念,用尽最后的气力一搏,无人能够挣脱命运的桎梏,但也在诗意的一掷中烟消云散。这些父辈在生命的终结点并没有无私地为儿女着想,更不会因为“长者”或者“市长”的包袱而胸怀苍生、壮志未酬,他们将死之时怀念的是“十九岁参加革命,打过三年游击,当过‘红色哥萨克骑兵团’团长”的自己,或者是“娶到一个精明、贤惠的女人”的自己。人之将死,放不下的终归还是源自本心多年的念想,或意气风发,或思念成疾,或情爱缱绻。

父辈的苦难与挣扎,也是在新旧时代交替、城乡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牺牲的结果,他们的逝去是自然的,但是生命的状态大多是无法迅速适应时代的,年轻一代纷纷进城务工,即便在城市中的归属是垃圾堆,也仍然不愿意回到故乡(《马强壮精神自传》)是这一代人的普遍心态,都市文明破坏了固有的乡村秩序,而父辈的苦难经验也难以为子辈提供可靠的参照,历史经验的断层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作为“70后”的朱山坡自己也是在这样巨大的时代断层中长大的。这一代人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残酷的苦难和饥饿,但这种记忆在形成意识时已经成为某种无法把握的历史,成为朦胧的底色而缺少有深度的实感。所以在朱山坡不少描写饥饿的短篇小说中,时代信息往往是语焉不详的,而是把个体的经验带入到了更宏大的人性思考之中(《捕鳝记》《牛骨汤》等),新作《风暴预警期》也同样,以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女孩的视角,描述了一个碎片化的、难以整理成完整世界观的小镇。其实在塑造这些父辈形象时,朱山坡是有意识地选择了采用子辈的、未成年人的视角去观察父辈的世界。这种写作策略并非利用辈分称谓来强化长幼尊卑,增强规训教育的意涵,而是旨在推翻固有的对亲缘关系的美化,从而拨开这层长辈的遮罩,将他们放置到属于自己的生命长河中,还原为人,不乏诗意地书写人的欲望、人的宿命、人的生死,看千帆过境,泛不系之舟,自主沉浮。

朱山坡所塑造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曾经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正常的途径到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似乎他们努力的方向恰好与幸福的方向相反,他们越是努力,距离幸福也就越远。最终,他们又都回到了生活的原点,更甚者走向了自我毁灭的深渊。诚如前人研究所言,“朱山坡的中短篇故事可以不拘泥于个人、不依附于欲望,而是有着深广的关怀社会意识和沉重的灵魂凝视追求。”[2] 朱山坡的写作格局开阔,有清醒的边地意识,看似站稳西南边陲的小镇、乡村,只为故乡的民间人物立传著书,实际上他的故事中并不止于指涉个人经验,而是任由想象恣肆,同时以诗意的、悲悯的关怀去描绘贫瘠的、荒诞的现世,他也不避讳自己受到国内作家如余华、苏童的影响,似乎他笔下的一众阙姓平民、米庄或高州,也在慢慢变成属于他的文学领地。曹禺在《原野》开篇曾写到“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鬼门关以南的这方沉郁鬼魅的水土滋养了在南方写作的朱山坡以及他的文学领地,从其诸多中短篇小说到长篇《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特别是《风暴预警期》的写作来看,朱山坡是一个有壮志的作家,他以悲悯的关怀注视在现实中抗争与承受苦难的民众,以荒诞的笔调勾勒人世间的喜怒与沉浮,以诗意的情怀坚守南方的腔调与气息,笔墨饱满,力透生死,看穿人鬼,这是来自南方的呼唤,也是属于朱山坡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