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频，女，1983年生。现为江苏作协专业作家。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迄今发表小说两百多万字，出版有小说集《松林夜宴图》《疼》《盐》《同体》等。

小说以“我”拍摄独立电影的经历为主线，从一桩陈旧命案入手，以上世纪大批国营工厂倒闭、工人下岗潮为背景，浓墨重彩地讲述一代工厂人曾经的奋斗、情感与命运，李小雁、老主任、自杀的厂长、棺材街……所有这一切已经像电影蒙太奇一样消失在时间和历史的深处，但一代人的命运与情感是否也从此如尘埃般飘逝？

一

我试图真实地还原多年前发生在这个北方县城里的一起杀人案。

但我不是警察，不是医生，不是法官。

我只是一个自由拍纪录片的人，自己摄影，自己剪辑，大部分时候我的电影是没有多少观众的。我走过很多地方，有时候徒步，有时候搭汽车，有时候乘火车，几年前我在甘南草原拍片的时候还养了一匹马在草原上骑着。我在一个牧民家里借宿了一段时间，老牧民热情地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连忙说，那我把拉卜楞寺住持的侄女介绍给你吧，和你一样，也三十好几了，人家开一家吉祥用品店呢，那可都是开过光的。我只好又改口，老伯，其实我已经结婚了。老牧民很不高兴，连自己结婚没结婚你都记不清楚啊。

骑着马离开甘南草原，我又朝着河西走廊的那些雪山走去。那些雄壮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如同神殿，让人不能不远远生出敬畏来。听说通往这每一座雪山的半路上都埋有几具冻骨，有几年前的，还有十几年前或几十年前的，都是些来朝拜雪山的人们。每到春天，这些冻骨就会随着雪山的融化暴露出来，居然衣衫完整，然后又随着一两场大雪的到来继续封存在雪山深处。

雪山使他们的死亡看起来不像死亡，更像一种千年不朽的沉睡。还有更多的死亡就地成谜、成冢、成化石、成清风、成流云、成永生、成时间。

直到过了几年又返回京城之后，我仍然时常怀念在雪山上看星星的感觉。那种感觉来自即使知道自己会朝生暮死，但因为离诸神般的天体如此之近，竟会觉得再短暂的生也自有着一种庄严感。

出来拍电影之前我是京城一所大学里教影视课的老师。我终日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艺术电影，讲雅克·贝内克斯影片中如古典油画般端庄而不羁的美感；阿伦·雷乃在电影中关于时间与记忆的暧昧与不确定性；路易斯·布鲁埃尔电影中的超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痕迹；鲁奇诺·维斯康蒂深埋在骨血里的贵族气和那些傲慢优雅的镜头；阿巴斯电影中的极简主义；法斯宾德的邪性狂热；赫尔措格的幻想偏执；安哲电影中如慢慢拉动的小提琴一样的长镜头；塔尔可夫斯基电影中藏在诗后的对信仰和救赎的极度渴望。

然而有一天我终于厌倦了这一切。当我努力把自己穿得像模像样，以期更有尊严一点，站在讲台上热泪盈眶地讲塔尔可夫斯基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学生却露出嘲讽的微笑。显然，他们觉得我讲的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我孤独地站在讲台上，硬着头皮继续：“塔氏电影反复在说的是一个主题，当宗教信仰不再，人类心灵麻木不仁，如何才能弥补这世界的裂痕。”多数学生只顾低头划手机屏。这些表演系的学生们为了在话剧里抢得一个配角而使出浑身解数，以至于在谢幕之后的深夜里还久久不愿卸妆。女生们排队向一个不入流的导演献媚。一个真正有想法的学生写出了自己的剧本四处找不到投资方，最后找到的投资方却以霸王条款要求他签卖身契。

我感觉自己拖着庞大而不合时宜的身躯置身于人群中间，就像一只正在表演马戏的笨拙大象。同样是表演，登台却迥异。院里管教学的女领导找我谈话，学生们反映来的问题，说你讲课不要总这么严肃，现在的人都想要点轻松的东西。另外，还有人举报你在课堂上乱说话，我就顺便提醒你一句，不管什么时代，不该说的话就不要乱说，明哲保身总不是坏事。

我说，课堂上随便讲了几句实话便被记录并举报上去，倒是颇有明朝东厂风度。

女领导说，如果你以后说话还是毫不顾忌的话，就得考虑换工作了……其实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学学人家某某某的幽默风趣会开玩笑肯定不会有坏处，想迎合这个时代嘛也简单。

我忽然发现女领导的双眼皮是刚割出来的，忽闪忽闪，火眼金睛似的。看上去就像一个老女人的脸上骤然冒出了一双十六岁少女的崭新眼睛。

那个黄昏，我久久站在学校十七层的窗口望着窗外，远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在京城阴郁的天幕下绘出一条灰暗无光的轮廓线，它看起来就像科幻小说里建在月球上的一座城市，颓败冷漠，散发着谜一样的气质。夕阳西沉，天边的光线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星河灿烂，我似乎看到遥远的冰雪天体闪着寒光，绚烂的彗星正从夜空中疾驰而过。它们本是些呆板的丑石，失衡之后恰好经过太阳，便摇身变成壮美的彗星。与人世间倒也相映成趣。

我主动辞去了大学里的教职，脱离体制，背着一只大背包，扛着一台半旧的EOS C500开始了我的自由生涯。我已经交往了五年的女友自然没有跟着我一起辞职去流浪，但也没有立刻提出分手。我知道她还需要些时间去想清楚这一切。

就这样我独自远离了京城，全身被晒得黢黑，经常不刮胡子，头发很多天没机会洗，以至于后来都生出了虱子，身上的衣服也渐渐褴褛起来，我甚至有时候会被人当作是流浪汉，而同时我被另一部分人叫作是独立导演，据说现在独立的意思就是真实。

既然不再需要依附于什么，我便决定要说出一些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我要拍出一部能被人记住的电影。

为了找到这部纪录片，我走过很多地方，大雪纷飞寒鸦数点的北方，缠绕着榕树妖娆气根的濡湿的岭南，草甸上牛羊如珍珠撒落的巍峨雪山下，千里湖光渔舟晚唱的江南。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找到足以让我心仪的题材。眼看积蓄在渐渐花光，这使我心里越来越恐慌，而曾经的生活不管到底怎样，都已经是回不去了。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不每到一个县城和乡村，就做点倒卖盗版碟的小生意或者走街串巷地去做摄影师。我在乡村的流水席上给新娘新郎做过婚礼摄影，还在小镇的十字街头给那些为自己准备后事的老人们拍过遗像。洗出的照片里的老人们都是阴森森的，好像正从另一个世界里看着我。可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又时时刻刻想撇清眼下这游贩走卒的身份，想提着耳朵告诉对面的人们，我原来是个大学教师，我原来是在大学里教艺术的，我并不是应该专门做这个的。

不过他们正沉浸在喜悦或悲伤里，根本没有人想听我在说什么。这种感觉与在大学课堂上面对学生讲课的感觉竟出奇地相似。

我只好继续寻找下去。

二

有一天我来到了这个灰暗的北方县城，它叫交城。这个县城的边缘有一大片破败的工厂，工厂的后面是一大片阴森的树林。

工厂一进门的空地上摆着一台花花绿绿的旋转木马，木马身上的颜色已经斑驳脱落得厉害，但仍能看到它的主体部分曾经是金色的。我能想象到这样一台金色的木马在灯光下旋转起来的时候必定接近于流光溢彩，富丽堂皇。木马顶棚上绘上去的一幅幅简陋的图案，在旋转的时候会莫名地有点像绘在教堂顶上的圣经故事，肃穆的、光明的、半人半神的。所有旋转起来的木马一直都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似乎都带着一种暗哑的神光。

现在，这台破旧的金色木马静静地被废弃在这里，好像一个被埋葬起来的过时秘密，轴心里长着半人高的荒草，一看就是久没有人来玩过。估计是当初哪个无业游民看中了这块空地，把木马装在这里，想收点小孩子的门票钱，不料却人迹罕至，最后只得废弃。

金色的木马背后是月球一般荒凉的工厂废墟，废墟的背后是一轮血红色的大夕阳。就在那一瞬间，我站在那里忽然就被什么击中了。

我打开摄像机往工厂深处走去，我通过镜头看到一根根墓碑似的电线杆，一座座冰冷的钢炉，想来当年这些钢炉应该都是钢水奔流火花四溅的。一排排早已废弃的厂房，没有了玻璃的窗口黑洞洞的，像一张张无声的嘴巴，窗下的荒草有一人多高，弥漫着一种植物属性的杀气。这一排一排灰色的厂房和那台曾经金碧辉煌的木马相偎依在一起，诡异地站在这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时间荒冢里。

我试图向那厂房里张望，却只能看到锈迹斑斑的机器和蝙蝠的影子，还有大片大片铁一样的死寂，这里好像除了我再不会有第二个人。我又顺着楼梯上去，镜头慢慢摇动，我看到了休息室里墨绿色的木头长椅，油漆斑驳的铁皮柜，桌子上散落的铝饭盒、搪瓷茶缸、象棋里的車、扑克牌里的K，如同一场烟花之后留下的满地碎屑。镜头继续往深处移动，周围的一切越来越破败荒凉，我感到了害怕却又欲罢不能，就像有一种神秘的音乐正不断把我引向深处，顺着这音乐的纹路我怕忽然会走进某种梦境。

像一切废墟一样，时间在这里早已失去了意义，连瞬间都是凝固的。继续往里走，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大屋子里，我看到了被废弃的澡堂，巨大的水池里长满暗绿的青苔和鬼魅的倒影，看起来神秘而恐怖，但这种神秘却更深地吸附着我。

忽然听到楼道里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我一惊，连忙走出去一看，楼道里正迎面走来一个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瘦小男人，脸上沟壑纵横，一只很大的编织袋把他的一只肩膀压了下去。他站在那里也正吃惊地看着我。我连忙解释，我是来这里拍电影的。他盯着我手里的摄像机看了半天，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忽然干笑了一下，有些紧张地说，你是电视台派来的么？我说，不是不是，我和电视台没什么关系，我是来拍电影的，我想把这工厂拍下来，没想到一个小县城里还有过这么大的工厂。

他听我不是电视台的，便也懒得再搭理我，只是俯身把楼道里的一些破铜烂铁捡到了编织袋里。难得在这里见到一个活人，我想和他搭上话，就又补充了一句，你看这旧工厂还挺有意思啊。听到我这句话之后他却忽然翻起眼睛冷笑一声，有意思？原来这县里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在这厂里上班，后来这些人哗啦哗啦全部都下岗了，一个没留，你说怎么能没意思呢？我在他身后又追问了一句，那么多的人后来都做什么去了？

他晃悠悠回过头看见我正站在澡堂门口，忽然就无声地笑了一下，诡异地说，这里面你可别乱进去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当年我们厂的工人下了班都要在这里泡澡，后来不是让我们都下岗嘛，不走也不行，都不给开支了。工人们就越来越少，在这儿泡澡的人也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几个人还来这儿泡澡，到最后就只剩了一个工人每天还要来泡澡。后来你猜怎么，有一天这人泡完澡忽然就从澡堂里消失了。哪儿都找不到，至今也没找到这人。

我浑身一哆嗦，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满池的热水中挤着熙熙攘攘赤身裸体的工人们。男人们白花花地泡在一个池子里，很是壮观。后来工人们越来越少，慢慢剩下了几个，慢慢剩下了两三个，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工人孤零零地泡在一池浩大的水中久久不肯离去。我想不出这工厂里的最后一个工人究竟在这池子里泡了多久，他又是何时离开的。或者，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里。他的骸骨至今还埋藏在布满青苔倒影斑驳的池底。

这种神秘的恐惧像一个水中的漩涡一样要把我吸进去，我拼命挣扎。在一阵轻微的眩晕之后我忽然明白过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想拍的东西。

血色的夕阳正在群山之上猎猎燃烧着，半个天空都被烧得像一座肃穆的希腊神庙，夕阳下的工厂看上去愈发荒凉阒寂，像座远古时代留下的废墟。我和那拾荒的瘦小男人各自骑在一匹木马上，各自叼着一根烟，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一根烟抽完，他不愿说下去了，我又递过去一支烟，说，我再出一百，你再给我多讲点你们厂里的事。他骑在木马上，垂着两只脚，腿短，脚尖都够不着地，整个人看上去有一种谦逊的凄凉。他跳下木马跺了几跺脚，不和你说过了吗，我没文化，嘴笨，不会说。当年我是顶替了我老子的班，十八岁就来这厂子里了，那时候进厂里那个吃香啊，谁不眼红。他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群山，怅惘地看了半天才又说，不过有谁是长了前眼后眼的，真要是长了前眼后眼，人哪还用得着后悔，一眼就把一辈子看到底了。这样吧，你再给我加一百，我就告诉你去找谁。

我只好又给了他一百块钱，他嘴角叼着烟，把钱拿住，装进了口袋，又抽了两口，才慢条斯理地说，有一个人肯定知道得多，这人叫伍学斌，是我们车间当年的车间主任。

告别了矮个子男人之后我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兴奋的是，终于遇到了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紧张的是，资金是个问题。就是成本再低的纪录片也是需要花钱的，如果遇到矮个子男人这样的，他还会不停地要挟加价。思来想去，我不得不厚着脸皮给多年前的老友打电话，想问他借点钱。打电话之前把要说的每一个字都想好了，结果寒暄了半天却始终开不了这个口，于是没提一个钱字就慌忙挂掉电话。挂了电话又赶紧关了机，好像生怕人家会追着打过来一样。

半宿没睡着，吊着眼睛到天亮，然而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忽然多出来两万块钱。我吓了一跳，竟像做贼被抓了现行一样。独自呆呆坐了半日，心里算想明白了，一定是老友在电话里听出了我的窘迫，便告诉了我在北京的前女友，一定是她打到我账户上的，因为只有她知道我这个账户。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了任何联系，我也不敢和她有任何联系，因为我怕和她联系的时候，我会后悔，更怕她至今没有一点后悔。

看到账户上有了钱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走上街头先要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一碗面居然几下就下去了，我在灯光下久久与那只空碗对视着，一种古怪的轻松感伴随着尊严的失去，反而充斥在我身体的每道褶皱里。我索性又要了两瓶啤酒，走出小饭店，坐在路边，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一个骑自行车的差点撞到我身上，我坐在夜色里挑衅地骂了一句，没长眼睛啊？对方停下打量我一番，骂了一声醉鬼便走了。我只是想引来某个路人对我的攻击。在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夜晚，我如此强烈地想被当作泥土，当作灰尘，当作树叶，而千万不要被当作人类。我在这个夜晚单单只是不想被当作人类。

我并没有向她道一个谢字，因为眼下我只希望能被她遗忘甚至遗弃。我发现在这世界上被人遗弃居然也具有一种近似于狂欢的气质，带着沉醉、喜悦、烂熟与辽阔的堕落。

我按矮个子男人说的地址一路找到位于县城西南的棺材街，老车间主任家门上却挂着锁。他邻居的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门墩上晒太阳，她像只猴子一样用手搭了个凉棚看了我半天，才张开没牙的嘴，走风漏气地说，扛着这个你是来拍电视的吧？你是电视台的？这么说是老伍要上电视了？我说，啊，那个，那个。老太太已经又把话抢过去了，老伍出名了？那快不用等了，去北面找他，一直往北走，就能看到一棵老柏树，他肯定在那儿撞背呢，他又没地儿去，天天都长在那树上，天黑了他还要绕我们县好几圈，你还能等到？

我顺着老太太的指点一直往北走，果然远远就看到了一棵巨大的柏树，看上去怎么也有一千多岁了，老态龙钟，几个人怕是都抱不拢，像是这个县城的老祖母，从树梢到树根的每一寸树皮下都散发着一种介于树和妖之间的气息。我走近了才发现，大树下确实有个老头正使劲地把自己往树上摔。树太大太老，衬得树下的老人如蹦蹦跳跳的顽童。只见他摔背、摔肩膀，拎起自己身上的任何一件器官都“咣咣”往大树上摔。我曾听说过是有这么一种流行一时的保健方法，但在这里猛然看到有个真人真这样把自己“咣咣”往树上摔，好像有仇一样，还是吓了一跳。老头起先并没有注意到我，他再一次摆好架势，很投入地把自己整个人摔出去。我忽然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绝望而炽烈的东西，就好像他的整个人都被逼到一个最狭小的格子里去了，把自己摔到树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宣泄、乐趣、热情、癖好，一种激烈的狂怒。然后，当他再次提气、转身，准备往树上撞去时，忽然看到了几米之外扛着摄像机的我。

他警惕而兴奋地盯着我，准确地说是盯着我的摄像机，他审问道，你扛着这个是要干吗？

我舔了舔嘴唇，正准备耐心地解释我想拍一部关于工厂的电影。可是我刚开口就被他打断了，他说，我知道了，你是来拍电视的。我忙说，是电影。他说，哦，拍电影的？电视和电影也差不多。我看你年龄也没多大吧，就一个人能拍电影了？啧啧，拍电影不是要很多人吗？你们拍的电影是不是都要在那种城里的大电影院放啊？那种大电影院我就去过一次，好家伙，那个大呀，上下两层，那得坐多少人才能坐满啊。

我思忖着他这架势是不是准备问我要很高的报酬，我忙说，您说的那是大众电影，我这种纪录片上不了大影院的，不会有什么票房，我就是希望拿出去能在电影节上获个奖。

谁料他更加兴奋起来，好像整个人都要扑到我脸上来说话，获奖好啊，一获奖全中国就都知道你的电影了，你看什么金鸡奖啊百花奖啊多风光。你想拍工厂里的工人？哈哈哈哈哈哈，太好了，你找对人了。你想拍什么都告诉我，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这儿不行？那就不行，走走走走走，到我家去拍。

说完便极热情地引路，还要帮我拿摄像机。搞得我不禁有些心虚，这样的热情里好像应该有诈一样。他一路上都在向我絮絮叨叨，且每见一个人都一定要停下来打招呼。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忽然就让我们下岗，我开始还以为自己怎么也是个车间主任，还是个八级钳工，再难的活儿也拿得下，别人都下了也轮不到我呀。后来才知道一样，都一样，最后整个厂里就没留下一个人。都不发工资了那还能怎样？有人说要去县长家门口上吊，还有人说要每天去堵县长的被窝，让他光着屁股跑来跑去，最后还不是都乖乖下岗。下岗后？我什么都干过，摆过袜子摊，卖过红枣，养过鸡，修过电器，开过三轮，还离了个婚，老婆不跟我了。人家要走我也留不住，我一个破工人。怎么养老？我早就是老头子了不也活着？

“忙什么呢？哎，张三，和你说，这是个从北京来拍电影的导演，人家要拍我呢。

“后来我儿子长大也工作了，我的退休金也慢慢涨到一千多块钱了，饿不死就行，我不想再那么像只鸡一样不停地从地里刨食了，大不了就少花一点，少穿一点，少吃点好的。人心哪有尽头。

“不是拍电视的，是拍电影的，要在电影院放的那种电影，到时一定去看啊。人家是个导演，要去我家拍去。不是我请来的，是他自己找上门的。

“但不刨食了也得给自己找事做啊，你说我们这种半截子已经入土的人还能做什么？我以前就喜欢给人修理个东西，修个录音机修个手表都没问题，但现在都不时兴修东西了，坏了就扔了，再买新的。老工友们让我再找个老婆，找老婆又得花钱，又怕我儿子不高兴，做饭洗衣我自己都会，想想还是算了。还是身体是本钱，身体都没了，别的都扯淡。为了有个好身体我先是跟着寺庙里的老和尚练了几年武术，看人家老和尚都能活一百多岁，还顿顿一大碗饭。练着练着觉得山上清净，就干脆到玄中寺里做了两年的居士，后来觉得在山里待久了太孤寂，就下山了。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啊，下山了才发现原来一个厂的老工人们已经哗啦啦死了一半，活着的也都老得不成个人样了。听说还有一个得了抑郁症，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还老想着怎么能跳楼，身边得寸步不离地守着人，结果你猜？就是家里人眨了个眼的工夫，他就‘吧唧’一声真跳下去摔成了肉饼。你看看要一个人死容易不容易，其实和拍死一只苍蝇差不多。

“已经吃过饭啦？人家可是个导演，拍电影的，现在去我家拍去。一会儿过去看哪。

“我以前厂子里的那些老工友们，有的子女有出息的给他们钱，他们就有钱买保健品吃，据说吃了之后一年到头都没有个发烧感冒的。我没钱，买不起，保健品都死贵死贵，我怕自己也哪一天忽然死了怎么办？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那就得想办法锻炼身体，所以我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把身体搞好。我每天早晨五点起来就绕县城跑一圈，晚上再绕县城走几个圈，一直走到半夜，有人半夜撞见我还吓一跳，好像我是个夜游鬼一样。后来听人说这千年的古柏有灵气，已经差不多成精了，多撞树就能吸到它的精气，我反正也没事干，就一天到晚想法儿锻炼身体，要么就练武术，要么就跑步，要么就散步，再要么就去撞树。一天到晚都不怎么在家里，要不你看见我锁着门呢。”

开了锁，进了屋子，摄像机开着，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屋里很简陋，有几件八十年代自己打制的家具，一张暗红色的木床上摞着一床花棉被，墙上贴着一张花红柳绿的娃娃年画和一张世界地图。他进门之后又是给我倒水，又是拿塑料袋里储存的花生。我说，老主任，不忙不忙。他说，先吃着喝着好说话。见我不动，又抓过一把花生剥了壳送到我手里，说，吃啊，多吃点。我只好吃了几颗。倒好水之后他端坐在我对面的一把椅子里，双手扣在腿上，忽然就抬起头很紧张地看着我说，导演同志，我求你件事，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拍进电影里去，等你获奖了全国人民就都看到我了。我想出名，你的电影一定能让我出名，只要能让我出了名，那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心里为遇到这么想出名的老人暗暗叫苦，嘴里忙说，老主任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拍一部能说真话的电影，肯定是小众电影，还不知道会拍成什么样子，更不敢想着能出名了。他见状忽然起身打开衣柜，在最下面的角落里摸索了半天才摸出一点东西，然后恭恭敬敬地捧到了我面前。我一看，是一个纸包，他把纸包一层一层剥开，最里面露出了一卷皱巴巴的钱。我立刻被吓了一跳，只听他急切地说，导演同志，我一个工人也没什么钱，就攒下这么一点，你要不嫌少就都拿去吧。还有这屋里的东西，你看着什么好就都拿去吧。我还会打家具，你以后要是需要家具，我帮你打。

我吓坏了，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说道，老主任……

他也不好意思再看我，只管对着我身后的一大团空气说，以前我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我有证书，都给你看。说着立刻开始翻箱倒柜，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沓满是灰尘的先进工作者证书，一边塞给我看，一边连声问，你看我没有骗你吧？我说的都是真的吧？我可年年都是先进啊。这些证管用吗？你听说过吧，三年一个精车工，十年一个烂钳工，钳工想做好那是很难的，可我会自己设计、制图、排工艺，像锻造、铸造、车、铣、刨、磨、镗、铆、焊、钣金下料，这些工种我都很熟练，就连丝杆我都车得了，别人能行？年轻的时候我还参加过省里的青工钳工大赛得了第一名，给你看，就是这个证书。你不是想拍厂里的工人吗？那你找我真是打着灯笼都没有的事。

因为紧张和激动，他的两片嘴皮子都在哆嗦，以至于连字都要咬不住了。我刚又好不容易插了一句，老主任……他就已经蹲下身子又拖出一只箱子，打开了，里面是旧笔记本、旧车票、旧头灯、旧手套、各种发黄的票据、一堆锈迹斑斑的工具，居然还有一沓几乎没有用过的名片。他哆哆嗦嗦地从那沓名片里拈起一张，像看别人的名片一样，眯起眼睛仔仔细细端详了半天，才半是荣耀半是感伤地交到我手里。我拿起一看，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伍学斌，职务是副厂长。他说，其实我不想说的。当年我刚刚被提拔成副厂长，名片都印好了却要下岗了，一张都没有用过，就再没机会用了。

拈着这张名片我已经不忍心再开口了，同时又为能拍到这样的镜头而暗暗窃喜。见我不说话他更慌了，还是不够，是吧？你不要着急，你先坐下吃着喝着，让我再找找，再找找。我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立刻回头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怕我会跑掉，又掉头趴在地上撅起屁股继续在床底下寻找。我用摄像机拍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边窃喜一边又愧疚，结果舌头越发不管用。这时他忽然像变魔术一样从床底下又拽出一样东西。

这次是个推光漆的朱红樟木盒子，掸掉尘土之后还能看到盒子上绘着白牡丹的图案。盒子慢慢地庄严地在我面前打开了，一股浓烈的樟脑味扑面而来，我有些紧张，觉得里面正蛰伏着什么古老而艳丽的有毒生物。却只见里面静静卧着一团驼色的、毛茸茸的、安静的东西，像一只小动物。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手织的毛衣。只见他使劲一咬牙，便把那件毛衣拎了起来，像拎起一具动物的尸体一样展览给我看。他对我晃着那件毛衣，除了眼睛邪亮峭拔，全身都在加速向着某个方向坍塌下去。他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不愿把我拍成先进工作者，不愿意把我拍成好人是吧，没关系，真没关系，你把我拍成坏人也可以，只要能出名。看到这个了吗？这是当年我在厂里的相好给我织的，我有过一个相好的。怕我老婆知道就藏了起来，一藏这么多年，这毛衣我都没舍得上过一天身。我们偷偷好了好几年，厂里也没几个人知道我们好过，只有几个能割头换肉的弟兄知道。后来就这么过去了，十年前她就得癌症死了。

他眼睛里的邪亮轰然坍塌下去。我开始感到一种真正的难过，我口干舌燥地说，老主任……

他抬起眼睛盯着我，这次是一个真正的老人的目光，疲惫、浑浊、恐惧、无措。他说，你是想说还不够是吧？那我再告诉你，这些工具，你看到了吗，这些生锈的工具都是我当年顺手从车间拿到自己家里的，就这么放着放着生了锈。那时我年年是先进工作者，是车间主任，可没人知道我还偷过厂里的东西。没事的，你不想把我拍成好人那就把我拍成一个坏人、一个恶棍，偷厂里东西，背着老婆搞相好的，到我那相好的快死的时候我都没给过她一分钱，坏吧？坏不坏？只要能让我出名，拍得再坏些都行。我不怕。

我说，老主任，你……

他再次打断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睡过的，我和她睡过觉的，我们每次就在厂子后面的那片小树林里，那树林里有一层厚厚的落叶……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是不是还想听树林里的细节？没问题的，我都讲给你，每一句话我都会讲给你。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猛然被喝住了，就像被一团什么坚硬的东西硬生生地堵回去了。那件毛衣还是刚才那个姿势被他拎在手里，它就像一张刚刚被剥下来的兽皮一样血淋淋地挂在那里，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血。我似乎都能听到那“滴答滴答”更漏将阑的声音，像雨滴拂过树梢，像鸟爪落入雪地，有一种极深极静的悲伤正缓缓流动在里面。

我们面对面久久站着，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敢看我的脸，我也不敢看他的。只有摄像机无声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像遥遥站在一条大河的两岸，只从水中依稀可以看到对方波光粼粼的倒影，却不忍去看清楚，似乎此时看清楚了便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

好像有几个春天从我们中间踩踏过去了，又有几个秋天也过去了，他终于疲惫地把那件毛衣收了回去，用两只手轻轻摩挲着那团毛茸茸的驼色，忽然就用彻底坍塌下去、彻底抽掉骨头的声音冷清清地说了一句，连这也不管用。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