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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应物兄》:仿佛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

来源:《收获》 | 邵部  2018年12月26日09:02

久违了,应物兄!

十余年来,我们有可能在各种场合和杂志上,接触到李洱对先锋文学别具一格的解读、对现代小说与中国传统的思考,甚至于对于作家、学者的评论。他一如既往的幽默、敏锐,常使笔者耳目一新,惊叹:原来还可以这样!然而,作为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却着实让人等了太久。直到今年的《收获》长篇专号秋季卷,李洱终于交出了磨砺十三年之久的《应物兄》。这是一部同样可以让人发出以上惊叹的小说。在这里,他锤炼人物、推敲细节、探索形式,建构了一个新的小说世界。

事实上,李洱曾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迸发出惊人的创作热情,写出了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不过,这种现场式的写作似乎燃尽了他的表达热情。言尽矣,一个新的小说家从自我的余烬中涅槃。他进入到另一种写作境界——慢节奏、少而精,小说不再是才情的冲动,而更多地依靠知识和理性。而且每一次出手都野心勃勃,总要挑战写作的难度和时代的难题。在这样的境界中,他写出了一部《花腔》、一部《石榴树上结樱桃》,任何一部都足以使读者念念不忘。而从这已刊出的半部《应物兄》来看,它的格局和气象亦可与以上作品比肩。它以一种李洱式的文体,书写了当代知识人的世间心和众生相。

小说以应物兄筹备儒学研究院为情节线索,从这个中心人物向外辐射,为当代知识人刻画了一副全景式的图谱。仅半部小说,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已达五十余位。且不说像应物兄、费鸣、葛道宏、乔木先生、程济世、栾庭玉、季宗慈、郏象愚(敬修己)等颇费了一番笔墨的重要人物,即使许多点缀性的人物也写得妙趣横生。如只有一次出场机会的郏象礼,这个不着调的伤痕作家,浪漫化地描述知青生活,为乔珊珊制造爱情的幻象。小说有一个细节,写他一番宣讲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物件,乔珊珊以为是戒指,结果却是黄铜顶针——密密麻麻地布满母亲留下的凹坑。乔珊珊接过顶针戴在手上,当即与恋人郏象愚(郏象礼的弟弟)私奔。可暑假还没结束,“出走的娜拉”就灰头土脸地回家了,手上只有顶针留下的痕迹。在谐谑的风格中,那些浪漫的想象在无形中被消解,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隐隐有一种冒犯崇高的快感。

金圣叹点评《水浒传》,称赞其人物众多却能做到“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同样地,《应物兄》人物众多,却也能做到同中有异,惟妙惟肖。尤为可圈可点处,是对于“声口”的刻画。《应物兄》的人物之异,异在“声口”,从声口见其性情、气质和形状。写作伊始,李洱就表现出写“说”的精妙。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染有喋喋不休的“话唠症”。这既是费边(《午后的诗学》)、孙良(《喑哑的声音》)职业病的外在症候,也是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时无所适从的病根所在。他们让我们看到,口若悬河反而是失语的最无望的状态。这是独属于的李洱的关于“话语”的辩证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应物兄》里,“声口”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对话”,而是被赋予了多种表现形式和意义内涵。讲学论道、日常谈话、新闻报道、学术著作、诗词唱和、会议报告甚至是灵签上的谶言、字画中的题字……很难想象,在一部小说里,我们竟然会遭遇如此多的“双引号”与“书名号”。外观上,不断出现的分隔符好像撕裂了文本,使叙事主线变得凌乱;内在里,这些自成一体的形式却赋予了文本重组的可能,使凌乱的部分有其意义且可以互相沟通。它们将话语权由叙述者转移到人物手中,划定出独属于“知识”的疆域,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内在对话性。梁鸿以“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这种写作模式命名,指出知识之间通过关联性进入叙事话语,结果是“故事逐渐模糊,事实不断衍生,细节淹没了一切,淹没了小说时间、情节,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衍生的意外、关联与不断庞杂的结构空间。”这种认识可谓切中肯綮,指出了李洱实现文本意义增殖的秘法。

这些“知识”营造氛围、塑造人物,却无意承载推进叙事的功能。因此,它们的载体是“言”,而非“事”。可以说,在李洱建构的诗学世界里,“言”的篇幅和地位都超过了“事”。《应物兄》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大可一言以蔽之。但“言”却以不拘一格的形式打开了这个狭小的空间。如程济世与应物兄讲“雪桃”。应物兄此行是为了商讨程济世回国一事。程济世的谈话却旁征博引,时而讲到西方哲学,时而阐释《论语》精妙,中间穿插着曲词事典的索引与人情故地的回忆。迂回婉转,及至于孔子以雪桃劝谏鲁哀公,才透出他的弦外之意。纵观全文,程济世少有行动,他的“事”无外乎讲学论道,但却可以由此显出与其他人浑然不同的声色。

有意思的是,在第一次出现鲁哀公这个字眼时,李洱如规范的学术体一般加了一个注释:“……鲁哀公想借力外力消灭三家,却被三家赶跑了。所以程济世先生在下文又提到,他倒是愿意像孔子侍坐鲁哀公那样侍坐葛校长,但是他担心葛校长像鲁哀公那样被别人赶跑喽。”这个正文之外的“副文本”,是另一个叙述者亲自参与的“言”的空间。它在内容上与正文互为参照,为阅读提供一种导引,在形式上又显示出其多样性。阅读小说竟然会遭遇到学术论文中的脚注,实在是一种怪异的体验。

语言形式的多样,使得读者稍不留意就会在文本中迷失方向,陷入语词的迷宫。以最规范的学术体例论证并不存在的虚假之物是李洱常用的“诡计”。如关于济州蝈蝈的叙述。这是程济世念念不忘的儿时玩物。在华学明的论文里,它具有一切使人信以为真的外在特征。起源地、习性、发生频率,甚至最后一只蝈蝈“末代皇帝”的灭绝都被清晰地考证出来。所有的形式都是真实的,而对象却是虚假的。这种设计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它们就像李洱在《花腔》中培育的“巴士底病毒”,潜伏在文本中,伺机寻觅读者免疫系统的漏洞。最严谨的语词,导向空洞无物。反而是俏皮话和不经意的清谈,最是荒诞不经,却闪现着看透真相的睿智。

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应物兄》命名为记言体小说。当谈到现代小说的中国传统时,我们往往将之指认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亦不外乎叙事和抒情两端。《应物兄》对应的传统似乎并不在这个范畴里。在笔者看来,它的体例与趣味离《史记》和《离骚》为远,更接近于记言体的《国语》。试问,是什么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小说通常的法则是,在从生到死或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结构中,书写一个人的爱恨情仇和事功行止。在这个过程下,人物方才得以浮现。小说里始终是一个在“动”的人,要么是行动,要么是情动。与此对应,“说”在塑造人物、架构小说的过程中所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应物兄》则颠倒了这重关系,转化了记言体的形式,在“双引号”内注入了足以点化小说的内容。

“小说”是一个“现代”的文体概念,而“传统”的文体却要混杂和广博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小说别为三派,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杂”、“异”、“琐”之说,表明小说在古代的涵义是要容纳从其他文体中剔除出来的部分。这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相同。“小说”由“传统”而现代,是一个筛选过程,也是一个转化了其他文体的过程。《文心雕龙》里讲,“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这还只是文体起源期的样态,后来又有几十种乃至上百种分类之说,直到清代都没有解决文体的定名问题。也就是说,就文体而言,“传统”的口径宽,而“现代”的口径窄。陈平原曾选择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和书信六种内涵明晰的文体概念,来谈传统的现代化转化在小说演进中的作用。更多的样态则没能经过这个转化,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野。

在“小说”的知识谱系中,后来者也在创造着它的起源。“记事”接近现代小说的理念,可以轻易地完成现代转换,从“史传”进入“小说”。在今天面对《史记》,我们能够无障碍地以“小说”作为前理解去阅读它。而“记言”呢?面对魏晋文人的清谈、明清文人的笔记时,这种自然的阅读机制就受到了冲击。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能或者不能被看作小说?似是而非之间,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带。也许,这正是《应物兄》在文体上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也只是笔者阅读时的断想,姑妄言之。《应物兄》中有一句对学术明星的嘲讽之语:“他们好像无所不知,就像是站在历史和现实、正剧和喜剧、传说和新闻、宗教与世俗的交汇点上发言,就像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笔者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这句话,并以此指认李洱创作的丰富和博杂。阅读《应物兄》就像是一步踏入了几条河流,同时在这些悖论式的领域里自由驰骋。在这些诸多的线索的交汇点上,它展开了对当代知识人的生活实录,亦直抵他们的精神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