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常用“五年”或“十年”以及这些数字的倍数这样的物理时间来作为展望、规划、控制国家发展进程的历史时间。与这种思维有关，文学界亦习惯于把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的“十年”或“十年”的倍数这样物理时间，作为标记历 史进程的历史时间。这种思维基本未脱离肤浅的历史进化论范畴，其不仅认为历史进程可以依照主观意图进行比较精确地规划、设计，而且认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开始或终结会将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暗示新的阶段要前一个阶段更为进步。1986年，在“新时期文学十年”来临之际，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刘再复在“关于新时期文学流向的展望”中亦典型反映了这种思维和文风：

“新时期文学第二个十年即将开始了，与第一个十年相比较，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带有第一个十年开端所没有的三个特点。

......第二个十年的起点比较高，它是站在第一个十年的肩膀上开始前进的。第一个十年的起点是很艰难的，它是在荒原草莽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带有很大的拓荒的性质。历史将永远纪念这群勇敢而才气洋溢的拓荒者。而第二个十年则是在第一个十年拓了荒的基地上和初步建设的其础上从事更宏伟的建设。因此，第二个十年将是我们的作家、批评家建设意识强化的十年年，将是一些作家可能产生艺术建筑群十年。

......第二个十年，将是我们的作家超越自身的意识加强的十年。

......第二个十年，将是我们作家的双重使命意识进一步加强的年代。” [1]

所以，作为普通年份的1986年变得重要起来，不仅在于它正好处于历史时间的标准刻度上，而且在于，它代表“新”或“进步”的历史方向。正如当时有人感叹的那样：

“1966-1976，十年浩劫，一场噩梦。

1976-1986，十年复兴，一次奇迹。” [2]

因此，对于1986年前后的文学界而言，“新时期（文学）”及其“新时期十年”是一种意义非同寻常的历史修辞。“新时期十年”与任何文学话题产生关联，都意味着要对后者做出含有历史意味的评价。这里的“历史修辞”指的是，“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十年”这样的词汇本身所预设的整体上的价值判断框架，其中包含：如何看待“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源；如何通过对历史资源的选择性叙述来确定自身的历史意义；如何看待文学诉求与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文学未来的想象、规划。从表面上看，这种历史修辞表达了类似于“新”、“进步”这样的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评价，但是诸多批评文本在具体问题上聚讼纷纭，也使得这种整体上的意义表达显得含混暧昧起来。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修辞的背后还存在着更为强大的文学/政治思维。这种思维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批评家、作家之所以关注政治之于文学的影响以及考量文学的政治正确性，原因之一固然是国家权力干预下形成的惯性思维的形成，但是一些史实同样为这些思维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所以说，这种思维既部分地反应了历史真实，也是同时在历史现场参与了历史形态的构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不同的作家、批评家对文学/政治思维的不同反应通过“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十年”这样的话题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得“历史修辞”的内部语义显得丰富、复杂。另外需要提醒的是：通过批评文本而呈现出的围绕着文学/政治思维和历史修辞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是批评史研究的对象。为了更好地解释我的观点，我将通过一些具体材料来加以说明。

“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学/政治思维

“新时期文学”无疑是80年代文学批评史无法回避的一个词汇，无论是作为80年代诸多批评文本中的关键词，还是作为一个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存在分歧的、描述性的文学史概念，这个词汇都无法回避与政治问题的复杂纠缠关系。因此，描述这个词汇所涉及的文学/政治思维，有助于我们理解80年代文学批评史发生的基本历史语境。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不管是社会舆论还是文学界的理解，大家对“新时期”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较为模糊却比较一致。从当时一些报刊言论来看，大家并未在一些技术细节上纠缠，而是普遍认为：与“文革十年”的相比，中国目前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这是一个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共识[3] ，正如洪子诚所观察到的那样：

“‘文革’被广泛地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知识界和文学界普遍使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结束对于民族、个人，对于社会生活、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 [4]

当时的文学界大体沿用了这种理解，至少从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正式提出“新时期文艺”的说法，到张光年在第四次作代会上谈“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再到1986年前后诸多以“新时期十年文学”或“新时期文学十年”为名的批评文章的出现，文学界在“新时期”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覆盖范围上保持了相对一致的看法[5] ，例如，周扬代表国家权力意志的表述为：

“......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 [6]

张光年代表文学组织机构的看法为：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冲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年禁锢而爆发出来的。它是人民群众汹涌澎湃的怒海中扬起的巨浪，是地壳里运行奔突了十年之久的地火喷吐出的烈焰，是被摧残得枯零凋残的民族大树重沐春风后怒放出的新花。” [7]

部分批评家的共识是：

“1976-1986：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浩劫后的第一个十年。与民族命运生息相关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从诞生到成长，也第一次处于历史与未来的临界点。这是文学热情喷发的十年，是文学思考的十年。” [8]

总而言之，“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随后也把‘文革’后的文学称之为‘新时期文学’” [9]，这种看法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比较稳定的，能够大致说明国家权力、作家、批评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时间、覆盖范围、文学评价中政治正确性上达成了基本共识。

很显然，在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中，诸多学者对“新时期”这个词汇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做出了更为精细的辨析，例如，考证“新时期”、“新时期文学”等词汇原始出处，辨析它们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区别；“新时期”作为政治史范畴内的描述性词汇与作为文学史概念的区别；“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史概念在实际运用的中覆盖范围、特定含义、适用性等；文学史中“新时期”与“后新时期”在合法性上的话语之争等[10] 。这些研究固然在知识积累上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学术性的辨析、梳理与对历史语境中的具体观念的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能混淆，试图用前者代替后者或者用前者对后者进行重塑、纠错都容易造成历史叙述的混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文学界没有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在我看来，当时的文学界并没有忽略在相对独立的文学史意义上对“新时期”的辨析与思考。例如，有批评家为文学的“新时期”追溯了一个带有文学性色彩的历史起源，即四五诗歌运动：

“新时期文学发韧于一片文化焦一之上。被误认为日出的那场燎原大火。烧却了文苑的一切。从七六年春天‘天安门诗歌运动”之始，文学似乎重新开始了在漫漫几千年历史中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艺术进化历史。” [11]

也有批评家从文学史、思潮史的角度为文学的“新时期”设置了标志性的文学事件作为明晰的起点，即1979年的第四次文代会：

“具体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则是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这段时间。前者是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新起点，后者是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历史转折的标志。” [12]

虽然这些看法亦是当时文学界的共识，但是这些看法受制于更为强势的文学/政治的思维方式、历史感受和历史事实。例如，在前述的引文中，朱寨先生在将第四次文代会视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标志性起点时，其实还设置了一个政治事件作为前提：

“建国后的三十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历史的新纪元到历史的伟大转折自然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厉史阶段。因而新文学思潮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3]

在随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见到：朱寨先生一边强调文学事件作为文学新思潮的标志性意义，试图用自觉的文学史意识来描述文学思潮发展的自身脉络；一边强调政治事件与文学事件的对应关系，在政治历史叙述框架中来呈现文学思潮的发展。例如，以49年的建国对应于第一次文代会所开创的文学新纪元，以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应于第四次文代会所标志的文学思潮转折[14]。

我们当然可以对类似的观念进行反思，质疑包含其中的过于武断的革命史观和庸俗的唯物史论的痕迹。但是却不能无视另外的事实：一些并无异议的基本史实，以及历史参与者建立在这些史实基础之上的历史感受和思维，是上述观念得以产生的基础。再以朱寨先生所强调的两次文代会为例，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政治性决定因素，即为建国后利用、改造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制度性、组织性的保障；第四次文代会同样如此，在大的政治动荡之后国家权力需要在制度上、组织上、舆论导向上重新实现全面干预。如王朝闻所言：

“（召开会议：笔者注）实现着会议与社会的互动，使会议与社会互动，使会议引导着社会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制度化。会议不断凝聚着社会的观念和情绪，重新塑造理解社会变化的叙述眼光和意义结构......会议成为文学秩序调整和转换的标志，成为了国家和政党对文学展开叙事的一种方式。

由于会议本身具有政治仪式性质，他所建立的是文学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在学习、批评、斗争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整合了文学资源，建立了文学共同体。” [15]

因此，不管是进入历史语境内部考察还是处于外部远观，我们需要在文学史、批评史研究中反复强调一个基本常识：整个20世纪，特别是49年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变动与同期的文学发展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任何试图剥离政治历史背景而片面强调文学史自觉意识的做法，都会将研究导向歧途。所以，在我看来，80年代的文学界将76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皆纳入“新时期”这种整体而模糊的大历史判断中，或者说，把自觉的文学史意识纳入更为宽广的社会/政治视野之中，这种历史观念、历史判断是无可厚非的。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80年代（特别是1986年前后）文学界如何理解“新时期”以及这种理解的合理性，并非仅仅因为是历史的同情。任何历史研究都是一种历史重述行为，因而，历史的参与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基于自身的具体感受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所作出的具体判断，这既是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也是历史重述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和必要前提。文学批评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同样如此。毫无疑问，“新时期文学”这个词汇内部所包含的文学/政治思维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批评思维，这种思维参与了历史形态的建构，并将其影响凝聚在批评文本中，因而成为批评史的研究对象。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文学/政治思维的形成简单地理解为，作家、批评家在国家权力意志强制干预下主动或被动接受规训的结果。这种整体思维一旦落实在具体的批评文本中，便表现出其内部语义的复杂性。举例而言：

刘再复在那篇流传甚广《新时期文学的主潮》[16]中，开篇便以“新时期文学的时代意义”为小标题来描述政治之于文学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政治的命运确实给文艺的命运以巨大的影响，我们在探讨新时期文学时，否认这一点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这时期文学的时代性意义大体有四个方面：

（1）打破了“四人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以及这种专制主义所派生的各种文学观念，撕毁了笼罩在文学形象身上的各种假面具，结束了一个“假、大、空”和“瞒和骗”的文学阶段。

（2）与党、祖国、人民共命运，积极参与了我国的社会会改革进程，它一面从党的三中全会那里获得自身发展的伟大动力，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那种文学与人民分离的时代，和祖国一起治疗了我们民族巨大的精神创伤，为祖国恢复精神活力，为人民恢复主人翁的地位，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表现出作家高度的道义水平和思想水平。

（3）打破了文学的封闭系统，突破破了创作方法“样板化”、“统一化”格局，推动了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方法发生重大的变革，开始了一个文学多边探索、多方选择和多元竞争的探素性时代。

（4）新时期文学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方面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多老作家、老诗人创作出解放后最好的、真正代表他们心灵的作品，一大批少壮作家、诗人、批评家已经崛起，他们共同开创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自成格局的文学时期。” [17]

开头的未引用的几百字以及此段引文的前两个要点，刘再复谈论了政治之于文学的决定性影响和“新时期文学”在政治正确性上的积极配合。除此之外，在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中，刘再复一直在“走向艺术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从政治性的反思走向文化性的反思”、“文学的人道主义的本质的回复与深化”、“关于新时期文学流向的展望”这四个话题下，不同程度地变相质疑国家政治干预文学的合法性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谈论“人道主义”这个两年前已有政治结论的问题[18] 。全篇虽未触及“异化”问题，但是许多言论却与周扬当年的所谈的“异化”问题相暗合[19]。

在同一场合，身为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则采取了另外的策略：

“新时期文学存在着进行多种角度的概括的可能。可以从政治生活的变化上来概括新时期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国家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历史进程的变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完全可以从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从艺术本身来概括这个变化，就是说，文学怎样恢复、开拓和发展它的语言、它的艺术特点。也可以从文化思潮上来概括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潮。同样也可以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来进行概括。出现多种概括的可能性，本身就说明,我国的新时期文学有了可喜的发展，新时期文学象生活本身一样，是丰富的整体。因为，那种为政策做注脚的作品，概括起来是比较容易的。现在，我们概括文学就不那么容易，花样很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20]

不难看出，王蒙通过强调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多种思维的可能性，将文学/政治思维变成了其中的一元，从而突出了此种思维的局限性，并用“生活是文学最大的参照系” [21]类似的说法悄悄取代了国家政治之于文学的权威性。

当时身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则避开了文学/政治问题的谈论，把“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描述为：“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学术自由”、“艺术民主”的成果之一。与其说张光年在描述现状，倒不如说他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脱离政治威权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艺术民主的诉求：

“我确实觉得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文学艺术评论，这些年有很大发展。单就长时间比较沉寂的理论批评来说，现在真是诸子百家，才思迸发。我看的不多，看到的也不是都能吸收、都能赞同的;但是我心里非常高兴。我高兴这样一个蓬蓬勃勃的自由讨论的学术局面，我高兴艺术民主、学术自由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不是过去空口讲的说了不兑现的那种“自由讨论”、“自由竞赛”，而是切切实实可以付诸实现的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的自由讨论、自由竞赛中间，我们的创作、我们的理论批评一定会大大发展起来，超乎我们原来的设想。” [22]

因此，当“新时期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政治思维成为我们的讨论对象时，除了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思维，我们还应该关注不同的作家、批评家在批评文本中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所表现出的具体的态度、想法以及表达策略。“新时期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政治思维内部语义的复杂性，将直接影响到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新时期文学”所包含的“历史修辞”。

此外，我想补充一点。这里所谈论的文学/政治思维中的“政治”，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等由国家政治威权所主导的政治历史进程，还应该包括历史进程中的其他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文学史教育、出版制度等因素在文学/批评上所施加的权力关系。这也是伊格尔顿说提到的“政治批评”的“政治”含义和萨义德一再强调的“文本的境况性”中的“境况性”的含义。所以说，“新时期文学”所包含的复杂、宽泛的含义不仅构成了批评史研究的对象，而且我们同样可以采用文学/政治思维作为研究视角去理解批评史。

“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修辞”

“新时期文学”是80年代文学批评史和批评文本中的关键词，我们可以说它是文学/政治思维的产物，也可以说这个词汇包含了指涉文学/政治思维的复杂语义，但是“新时期文学”这个词汇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产生影响，却是以“历史修辞”的形式进行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历史修辞，几乎为所有的批评活动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价值预设。例如，周扬将“新时期文学”的意义置于建国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文艺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来进行定位的，并梳理了五四的战斗文艺、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延安讲话指导下的解放区文艺实践、十七年文艺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传统和资源：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同我国的其他事业一样，经历了伟大而艰巨的历程。我们取得了巨人的成就，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需要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和智慧，探索规律性的东西，以使更踏实地前进。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是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不够完善发展到比较完善，直到创造出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最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长期的自觉的不断革新和发展来实现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也是不断革新和发展的。我们必须倾听实践的声音，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用历史作一面镜子，不断研究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 [23]

如果说，周扬是通过叙述革命/文学传统为“新时期”文学的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那么张光年则是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等现实语境下，来强调“新时期文学”的政治正确性：

“在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和人民着力解决的时代课题，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治疗十年动乱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的深重的创伤;另一个是继续解放思想，锐意革新，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条战线都必须为“四化”建设这个总目标服务。这是党中央制定的战略任务，也是亿万人民协力奔赴、艰苦奋斗的时代课题。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主流，在反映这两大时代课题、也就是反映全国人民最根本的愿望要求方面，是表现格相当敏锐，相当自觉的。” [24]

在强调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张光年补充了“新时期文学”诉求及其实践的多样性、开创性，当然其中的异质性因素是被掩盖起来的：

“突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呼唤了多年的题材多祥化、主题多样化、人物多样化、风格多样化的多姿多彩的局面开始形成了。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绝大部分优秀作品，给予人的总体的审美感受，最突出的就是一个‘新’字。题材新、主题新，表现手法新、人物性格新。由于不断出新，就初步实现了我们呼唤了多年的多样化:题材、上题、人物性格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这些都标志着作家的艺术个性的解放，视野的开扩，也说明作家们正在努力关注新时期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上多种多样的需要。” [25]

两年之后，文学界不仅把“新时期文学”标举为历史的高峰，而且开始根据自身诉求来想象、规划此后的文学史发展：

“可以说，这十年是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变革的十年，是新旧交替、推陈出新的十年，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学革命。

...... 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前十七年的曲折、“文革”十年的断层和近十年的繁荣衍变之后，现在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果说，以往的十年是中国文学的蜕变期，它还处于探索阶段。实验阶段，过渡阶段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岁月里，将要进入扎实建设、广泛建设的时期......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前十年不同。不必象前十年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呼吁社会提供创作的外在条件，而是在外在条件基本具备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创造内在条件，超越自身的问题。” [26]

上述的判断虽存在差别，但是在整体上保持了一致：这些判断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源、发生时间、覆盖范围等方面保持了一致，区别在于对历史资源的不同的选择、叙述来完成对“新时期文学”整体意义的历史定位；这些判断从未回避在文学/政治思维下来考量“新时期文学”的现实生存境遇，区别在于如何处理文学自身的诉求与政治正确性之间的关系；前两者共同决定了这些判断所暗含的对未来文学的想象、规划以及大致的价值判断框架的不同。这些判断的一致之处是，他们都将“新时期文学”视为新的历史方向，不同之处则是，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构成“新时期文学”本身所包含的历史修辞的意味：

“由于文学在‘当代’是政党政治动员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许多时间里具有突出的身份，包括受到政治领导者和一般民众的重视。在‘新时期文学’上面，不同的作家都放置了乐观的期待；对这一文学形态的建构，也汇聚了他们当时拥有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对于‘文革’施行的文化专制与思想禁锢的憎恶，对50-70年代形成的政治、文学命题的质疑，对一种‘自由创造’的宽容环境的期盼，是一致的关切点。因而，五四的那种‘多元共生’和‘精神解放’，成为文学界创造‘新时期文学’的知识、想象的重要资源。” [27]

1986年前后，“新时期十年”则将这种历史修辞变成了一种强势的支配力量。它将以“历史总结”的名义对所有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批评对象都做出褒贬不一的价值判断。因而，那些承载了以“历史总结”的名义所作出的价值判断的批评文本便成为参与此后历史进程的干预力量。但与此同时，历史修辞中的含混、暧昧之处也在具体的批评文本中显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对批评文本细读，来还原历史修辞的丰富性、多层性，并进一步细化它的具体影响。

“80年代”与“新时期文学”[28]

在前述文字中，我主要谈论了如何理解“新时期文学”这个词汇所含的文学/政治思维，以及它作为“历史修辞”为批评活动所预设的价值判断框架的若干层次、内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都是以批评文本为中心，在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简而言之，我强调的是如何在“80年代”的语境下来理解“新时期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由此延伸出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理解“80年代”作为一个历史时段的时间意义？“80年代”是被理解为中性的、普通的物理时间，还是有其自身相对独立意义的历史时间？我个人倾向认为：“80年代”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有着相对比较清晰的时间边界、有着自身独特的含义的历史时间。

在我看来，就时间跨度而言，“80年代”大致开始于官方宣布“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 [29]或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结束 [30]，大致结束于邓小平南巡[31] 或中共十四大召开[32] 。如果非要把争议尽可能地减少到最低程度，即把从中共宣布粉碎“四人帮”到真理标准讨论或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八十年代末到邓小平南巡，这两个时段视为历史的徘徊、迂回时期，那么，“80年代”至少应该把从真理标准的讨论[33] 或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4]到八十年代末这个时段包括在内。

从公开的文献来看，中国共产党从宣布“把全党的工作重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35]，到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6]，执政党方正式确定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基本治国策略。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的第一部分，江泽民用大量的篇幅来谈论“十四年[37] 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38] 。如果把这“十四年”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我们便会发现这个时段在“文革”结束至今的这段时间里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在“十四年”的时间范围内，执政党内部在国家发展设计方案的某些细节上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因而部分公共政策、方针的制定、阐释、执行呈现出一定的变动性、探索性、曲折性。所以，总结“十四年伟大实践”这一行为可以被理解为：在经历一些历史、社会变动之后，执政党历史总结的名义整合了内部的不同意见，并将其变成公开的集体共识，同时，这种共识又通过集体决策的形式、程序转变成执政党今后治国的基本理念。更为重要的是，此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理念在推行过程的稳定性，即在当下已经基本成型的国家权力全面调控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国家基本社会形态。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十四年伟大实践”所的表述的内容和意义：不仅仅是一方面，这是执政党关于对自身在这个时段内的作为所进行的的历史认知叙述和历史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和新的历史阶段的展望，；另一方面，并且这个时段内的种种历史事实和国家社会基本形态恰恰构成了我所说的作为相对独立的历史时间的“80年代”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含义。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80年代”的描述存在着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我对“80年”的理解，是通过与其他历史时段进行比较而得出的整体判断。其次，我无意于对比分析各种有分歧的意见，而是试图说明解决分歧的方式的不同如何影响到社会历史形态和基本史实的形成…...在“80年代”的社会历史形态和基本史实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合作方式。与其他历史时段相比：

“80年代通过当时的机构，国家和一部分知识精英间保持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甚至一些沟通管道被体制化为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和90年代的知识界不同，80年代知识界相当部分的活动是以国家合法机构合法体制为依托的。

......在80年代，权力精英的信息现实感一定程度上可和知识界分享，但那时因为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们共有一种乐观主义—以为制度问题解决其他便可以水到渠成的乐观主义，所以80年代的危机感经常只是权力斗争带来的危机感......” [39]

…….因此，可以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80年代”的基本史实和社会形态：一方面是，“80年代”执政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所引发的公共政策、方针的制定、阐释、执行上的变动性及其所带来的国家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这种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中酝酿了国家前途、社会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便是，被视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40] 及“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重要一翼” [41]的“革命文学”[42] 的“新时期文学”及其文学批评所处的历史语境。

但是这并不意味我在暗示“80年代”执政党内部的意见分歧直接、绝对地决定了“新时期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形态，而是强调“80年代”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及其文学批评发生的最基本的生长环境，这个环境内部的各种因素会以各种形式投射在作家、批评家对“新时期文学”的认识中，特别是表现在通过文学批评所表达的价值判断中。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两点来理解这种关系。首先，正如有的外国观察家指出，谈论中国政治时，应注意：“这里的‘国家’是指党、国家和军事机构的复合” [43]，因此，我们不能把执政党内部的意见分歧简单化理解，这里面至少应该包括国家发展设计方案的差异、各阶层/群体利益诉求之间冲突和弥合等复杂因素。其次，我们应该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总体看是一个自上而下，有体制内部的权力中心向体制边缘和外部空间逐渐拓展的过程。” [44]因此，内部的意见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的差别，这并未影响到国家权力的绝对权威……具体到文学和批评层面，执政党向来认为“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领域” [45]，因此一直设置一套专门的组织、制度、人员从权力中心自上而下地控制这个领域，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其不同的任务。在“80年代”亦未放松：

“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 [46]

只有如此，方能理解执政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在“80年代”所覆盖的深广度、复杂性，以及“80年代”之于“新时期”文学和批评复杂、深刻的语境关系。

如何理解“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这个问题之所以对8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如此重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尽管“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预设的整体性的价值判断趋向，影响了所有批评活动的初衷，但是作为批评活动实践结果的批评文本却具体地呈现了，“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庞大的历史修辞，其内部所包含的意义的多样性。80年代文学批评史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这个庞大的历史修辞的提示下，去细察、描述其内部多样性意义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其次，“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包含诸多意义的历史修辞，其所以能够存在并发生影响，正是因为“80年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段为其提供了基本的发生语境。换而言之，“80年代”所包含的复杂的历史形态以及它在整体上展现的国家进程的多种可能性，为各种通过批评文本所表达的意义判断和诉求提供了生长土壤。

此外还需强调的是，已有的研究表明，9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叙述更愿意把“80年代”当做中性的时间来使用，用类似“80年代的文学”来指称这个时段的文学，以试图消解所谓“新时期文学”的时间神话。对此，程光炜的解释是，90年代以后的市场经济因素和八十年代末的历史发展撕裂、分割了文学研究中对“新时期文学”历史整体性的认知，同时，他认为80年代中期前后的文学史史实，即“文学与政治、经济之间其实早已貌合神离”[47] ，已经在撕裂这种整体性认知，并以李陀关于“思想解放”和“新启蒙”两个运动的区别的谈论 [48]，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简而言之，程光炜的观点在于强调，90年代的研究表明80年代的文学史实包含了诸多复杂性，而“新时期文学”这种说法遮蔽了这些。程光炜对80年代文学的复杂性的强调无疑是合理的，他的意图在于消解对“新时期文学”的本质化理解。但是有值得商榷之处。正如我前述分析“新时期文学”历史修辞时提到的那样，它的内部语义含混、庞杂、多义，无论是在历史现场还是事后反观，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因而，我们很难说，“新时期文学”作为时间神话是一个普遍共识。在我看来，将“新时期文学”视为时间神话，只是多义性的“历史修辞”的一个部分，而且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将“80年代”视为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段，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因为，即便是将“80年代”视为中性的物理时间，它都会因为八十年代末的历史发展和“市场经济”成为唯一合法的改革诉求，从而迅速成为一个可以被近距离审视的历史遗迹。换而言之，作为历史遗迹的“80年代”和作为中性时间的“80年代”，在他们的时间范围内，国家进程、社会发展均呈现了多种可能性，这之中已经包含了李陀所谈论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这些诉求及其实践所展现的国家、社会发展可能的前景；恰恰是八十年代末的历史变动和“市场经济”中断了诸多可能性，只剩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继续将诉求变为实践并不断推进，至于“80年代”中包含的其他的诉求及其可能性要么沉寂或失去合法性，要么转变成学院内或书斋里的“纸上谈兵”式的技术性话题。简而言之，改变国家进程、社会发展趋向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将“80年代”从物理、中性的时间连续性中切割出来，并型塑为一个可以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段。

正如许纪霖所言：“90年代以后思想界的所有分化和组合几乎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基本的脉络。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象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90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的渊源所在。” [49]

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用“文化态度的同一性和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来理解“80年代”。因此，不管我们是否强调“80年代”是中性的时间概念，在“80年代”的中性时间覆盖的范围内都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形态，换而言之，“80年代”至少包含了中性时间和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时间双重含义。那么，置身于“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无论如何都很难仅仅表现为整体性的历史形态，即便是80年代前期的文学事实史实亦难以支撑这种认知。简单举例，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论争和批判，我们再次进入一些文本。我们可以把《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O年二月十二日、十三日）》 [50]、《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51]《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52] 、《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53] 这样的文章视为代表国家权力意志的文学批评文本。80年代前期那些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被经典化处理或者被赋予正面历史意义作家、作品、思潮，均以负面形象出现在这些文本中，甚至被视为被绝对禁止的事物。但是这些作家、作品、思想却却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因此在我看来，文学与政治、经济互相配合的“新时期文学”的时间神话的这种说法，即便是在80年早期都难以寻找到有力的历史证据，更别提所谓的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了。

注释：

[1]刘再复：《新时期文学主潮》，《新华文摘》，1986年第11期。

[2]夏刚：《十年：世纪的冲刺——对“劫后文学”的双焦点参照透视》，《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5期。

[3]参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告》，《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5]有关文学界在当时历史氛围下如何理解“新时期”、“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情况，参见三篇新时期十年文学研究会的会议综述，园明：《新时期文学讨论会综述》，《文学批评》，1986年第4期；本刊记者：《历史与未来之交：反思、重建、拓展—“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纪要》，《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卜曙明：《在蜕变、裂变中更新、完善—“新时期文学十年历史经验”讨论会纪实》，《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5期。

[6]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7]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8]本刊记者：《历史与未来之交：反思、重建、拓展—“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纪要》，《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10]关于“新时期”、“新时期文学”的种种争议，参见，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吴义勤：《导论.一、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概念的辨析》，《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第二讲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另外，这三篇文章还涉及了许多谈论这个话题的重要文献，笔者不再一一列出。

[11]宋耀良：《十年文学一瞥》，《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2期。

[12]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13]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14]参见，朱寨主编：《引言》，《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页。

[15]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

[16]此文系刘再复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1986年9月7日-12日）上的发言，按先后顺序，此文的详细提要以《新时期文学的突破与深化》为篇名发表于1986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以《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为篇名连载于9月8日、9月10日的《文汇报》；全文以同名刊登于1986年第11期《新华文摘》上；1986年第6期的《文学评论》以《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为篇名发表了比《人民日报》上的摘要更为简略的提纲。全文以同名收入《论中国文学》一书（作家出版社，1988年）。《文汇报》、《新华文摘》的上文字与收入文集的文字，除篇名略有改动外，文字是一样的。考虑到文章表发的时效性以及引用的方便，本文使用的是《新华文摘》的文字版本。

[17]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新华文摘》，1986年第11期。

[18]参见，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4年第2期；《人民日报》评论员：《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文艺污染》，《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1日；《周扬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拥护整党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83年11月6日。

[19]参见，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20]王蒙：《小说家言—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21]王蒙：《小说家言—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22]张光年：《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23]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24]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25]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26]许觉民：《开幕词》，《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2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28]限于版面原因，此节删除若干内容，因此个别论断和行文逻辑会稍显突兀，还请各位方家见谅。删除内容主要涉及“80年代”政治生态和社会历史形态的描述、分析以及与其他历史时段的对比。

[29]《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2日。

[30]《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新闻公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1日

[31]参见，《东方风来春满眼-邓小平在深圳纪实》，《人民日报》，1992年3月3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1993年11月6日。

[3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3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于5月12日全文转载。

[3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35]《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36]《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37]笔者注：十四年指的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92年中国十四大召开这段时间。

[38]《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39]贺照田：《贫乏的论争难预期的后果》，《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5-26页。

[40]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41]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42]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43]【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2007年，第264页。

[44]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3页。

[45]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46]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7]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48]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73-274页；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1-262页。

[49]许纪霖、罗岗主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4-5页

[50]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3月。

[51]邓小平：《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2]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3]本报评论员：《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