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老一代学者创办的杂志，那里面有他们告别历史的身影。当他们刚走出阴沉的隧道，新学术的潮汐正汹涌袭来。他们的学生中 有不少这潮汐的弄潮儿。这就使创刊期的丛刊编辑工作中，透露出新旧交替的信息，透露出废墟与重建的双重气味。然而老一代学人沉稳持重的治学传统，也在 加紧给杂志夯实打桩，并将这一优良传统贯穿至今。

本文回溯这段特殊历史，意义实际超出学科清理，它更像是一次历史的重温。今天承受老一代学者恩泽 的年轻人，不应忘记这些默默前行的最早的创业者。当然，对他们思想学术局限性的认识透析，也应该被纳入其中。

在这种心情中，我读到王瑶在1979年8月23日给王德厚的一封信。他说“《上海文学》上之大作已拜读，写得极好，我完全赞成，而且论证严密，分析深湛，有很强说服力，‘四人帮’强调‘工具说’而不顾生活真实是一件事，不能因此即排斥‘工具说’，其实在把生活基础与宣传功能对立起来这一点上，二者是颇有相同之处的。有些流行观点，自己感到怀疑，同时也想到是否思想不够解放所致，但这也说明其论点尚不足说明别人，所以我对您讨论式的态度也很欣赏，完全是用事实和道理来讲话的”[1]。

当时围绕着《上海文学》上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展开了连续几期的讨论，这场讨论之后也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转折的重要标志。王瑶并非不赞同对“四人帮”的批判，他在之前给社科院鲁迅研究室同事陈鸣树的信中这样写到“我想批《巨人》一书事必须由鲁研室写出，应旗帜鲜明，必须指出它实质上违反毛主席思想，不宜过于‘学术化’”[2]……至陈鸣树文章写成，王瑶仍指出“第二大段批他的关于鲁迅五四前后指导思想的三个观点时，恐不能引用他的原文，如此则很容易变成学术讨论，似需更理论化一些”[3]。从政治上来说，王瑶完全赞成对四人帮的批判，他认为政治上的批判不应变成学术讨论，反而应该快刀斩乱麻。但是一旦到了该如何建设“新时期”文学的时候，王瑶的态度就不再那么分明，与后来对《为文艺正名》的批判不同的是，王瑶认为文学的性质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学术讨论，所以需要完整严密的说理过程。他赞同王德厚在学术层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而不因为这篇文章是反对四人帮“工具论”的就预判为正确。此时王瑶面对即将来临的“新时期”，他的态度或许正如信中所说，既对流行的观点感到怀疑，同时也对自己的迟疑有所警醒。可以说他既有对现实政治敏锐把握的一面，知道不宜在枝节的学理问题上多做停留，否则会削弱政治批判的力度，同时也对具体的学术问题有着严谨的态度。

对现实政治敏感同时对学术审慎的王瑶此时正忙于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筹办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的创刊工作。之后作为会长和主编的王瑶，一定程度上也把自己的性格和学术取向带到了工作之中。在《丛刊》做实际工作的严家炎和樊骏很大程度上也共同分享了这一品质。而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以这样的姿态加入到了新时期文学的调整过程之中。

《丛刊》的创刊

1979年创刊的《丛刊》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文学研究刊物之一，同时也是当时唯一的专门刊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当时《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文革前的杂志陆续复刊；同时一些新的学术研究会开始成立，一批文学研究类的杂志如《文学评论丛刊》、《文艺论丛》、《新文艺论丛》、《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等开始创刊，登载文学研究资料以及研究论文。《丛刊》也是当时新出现的文学研究类刊物之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自文革结束后开始逐渐恢复。学科的恢复涉及到新的理念的树立、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确定与累积等等。第一，受到“文艺黑线专政”等文革理论的破坏，此时学科的首要目的就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涉及作家的政治声誉以及文学地位。而这种“拨乱反正”与国家正在推行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的国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现当代文学研究一度成为一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显学”，通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情况，读者得以了解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种种情况。第二，由于高考制度恢复，高等院校重新开始招生，催生了对教材的需求。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运而生。这一教材以及当时各高校推出的文学史虽然尽力突破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论述框架，并有限运用了一些“春秋笔法”[4]，但依然采取了十七年常见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其核心的理论框架，“政治评价仍然是基本标准”[5]。第三，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恢复和扩容，需要建立在史料恢复的基础上——“许多作家保存的珍贵资料、文物，被他们（四人帮）查抄一空，许多资料被毁、被窃，或者散失。这就使得‘抢救资料’的工作在今天越加迫切了”[6]因此78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中国文学家辞典》的出版，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的《新文学史料》，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的创刊，都在推动学科在研究资料上的积累。

有了这些初步的恢复与积累，组建学术共同体的学会，也就成为箭在弦上的议题了。1978年末至1979年初，北京大学、北师大、北京师院三校编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作为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材。三校以教育部的名义邀请全国部分的现当代文学的资深学者举行审稿会议，审核所选篇目并提意见。这次会议也可能是“新时期”高校召开的最早的学术会议[ 7]。在会议期间，陆耀东、吴奔星、黄曼君、邵伯周等学者提出要建立“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并推举王瑶为会长[8]。

此时，中国社科院的林非、马良春、徐乃翔苦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一个专业性的刊物。在《丛刊》创刊之前，鲁迅研究之外的现代文学研究刊物只能投给诸如《文学评论》这样的综合性的文学刊物。因此他们也找到了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希望能够出版这一刊物。林非的回忆中提到严家炎找到谢大钧、邓庆佑，要求将《丛刊》变成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9]，而在严家炎的回忆中则相反，是“邓庆佑、谢大钧同志却主动找上门来。他们捎话说：得知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想出学术刊物，他们很愿意支持”[10]。社科院的学者和高校的学者都更愿意在回忆中强调自身对《丛刊》创刊的主导性，不管事实如何，可以看到无论是科研机构、高校还是出版社，都对建立公共性的专业学术平台充满了热情。而当社科院的研究者加入学会后，学会也将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的“高校”二字去掉。

学会的成立和《丛刊》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11]，并且促进了同行之间的交流协作以及学科本身的发展。学会成立后，每年都会举行学术讨论会，有力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比如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思潮、流派的研究，几次讨论的发言被整理成《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出版。在这一引导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关于思潮、流派的研究论文与著作。钱理群回忆当时的会议情况——“整个学科的学者除了一年举行一次年会，专题性的会议基本上也是一年只有一回。因此大家准备得都非常用心，都是带着自己一年当中最好的论文前去参会。所以每开一次会，就会在学界形成一股潮流”[12]。学会成立后还组织文学讲习班等活动[13]，促进了学科人才的培养与学者之间的内部交流机制。

《丛刊》十周年的时候，唐弢在纪念文章中认为“这个刊物可用‘持重’两字概括。十年以来，他发表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默默地为现代文学研究打下基础，这一点就值得称道……自然光有这些是不够的，除了刊登重要的文章外，一个刊物还应当拓荒，创新，力求进步，为中国学术界培养一批年轻的富有发展前途的人才，使研究工作日趋兴隆，日渐扎实，这才算是尽了自己的责任。”[14]唐弢在这里所说的“持重”既是对《丛刊》的赞扬，同时也是对既有情况不满足后提出新的期许。而《丛刊》的编辑亦对这一点有所自觉，日后的编辑无论樊骏还是吴福辉、温儒敏都不断提到这一点。樊骏认为《丛刊》的问题是对学界的热点问题反映不够[15]，而吴福辉也提到了一些年轻学者认为刊物未能主动接受强烈的学术挑战的情况[16]。这固然是《丛刊》不完美的体现，但很大程度来说，这也是从创刊以来主动自觉的学术选择。

与当时的其他刊物相对比，更能够看清《丛刊》所处的位置。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作为综合性文学刊物的《文学评论》，经常起到高声呼喊的风向标的作用。《文学评论》紧跟着时代的潮流，经常就宏观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比如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等等，并常常跟进当时国家文艺方针中的重点问题，其中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也多注意刊发对重要作家的研究成果。在《文学评论》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编辑工作的王信曾经这样看《丛刊》“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倒是更全面地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动向和水平，也提供比较丰富的信息——虽然因为刊期较长和出版的不准时，显得缓慢。……‘补空白’的工作扎扎实实地进行；一些人们熟悉的作家作品，在反复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并时有创新”[17]。在80年代作为季刊的《丛刊》并不能像《文学评论》那样快速及时的追赶当下的文学研究热点，但也正因为编辑时间和刊载周期较长，使得刊物能够更仔细的审阅看法稿件，提高文章的质量和厚重感[18]。《丛刊》也刊登与现当代文学相关的资料，但与以抢救现代作家史料，着力于作家的回忆性文章收集的《新文学史料》杂志[19]不同，《丛刊》除了常规性的回忆文章外，在资料栏目中还刊登对当年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总结[20]，同时也刊登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创作年谱[21]、作家的佚文[22]等。

编辑方针

刚创刊时，《丛刊》还未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编辑制度。当时严家炎被被推举为高校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并且具体负责《丛刊》的筹备工作。严家炎回忆“创刊号稿件，文研所同志已提供了一批，但与二十五万字的目标仍有距离。乃由我约请唐弢先生将他在日本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了《<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一文；又蒙乐黛云、耿云志两位先生分别赐予《茅盾早期思想研究》、《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给予支持；我则在北京出版社督促下写成了发刊词《致读者》”[23]。

《丛刊》虽通过《致读者》表达了自己的办刊理念，但最初几期由于还未多做准备，加上稿源不足的关系，所以明显有过渡性质。总体来说，《丛刊》最初的几期还未体现自己的学术特色，大都是因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而写的拨乱反正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试图到纠正之前文学研究中政治论断中的错误，以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的方式，指出过去的研究由于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具有性质上的不同等等，辨析史料事实，为下一阶段进一步研究作家作品提供了准备。严家炎发表于1980年《丛刊》第四辑的文章《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即通过对胡风、萧军、丁玲、郭沫若等作家的史料辨析为例，呼吁“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能比较可靠，比较扎实，也才能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现在是到了人们共同大声疾呼，从根本上改造我们学风，坚持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的时候了！”。

这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由严家炎和当时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共同完成，并且充分利用了作为学会机关刊物的优势，拟定选题计划，向编委会的成员组稿。但由于严家炎此时身兼数职，所以向王瑶建议能够采取轮值编辑制度。因此从1982年起，《丛刊》正式实行轮值编辑制度，每一期都会在封底注明当期责任编辑的姓名。《丛刊》这样的编辑制度，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轮值编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也减轻了长期编辑所可能造成的疲态和惰性。由于这种办刊方式，使得《丛刊》稿件的来源能够最大程度的多元化，作者队伍也非常庞大，据樊骏统计，在《丛刊》创刊十年时，作者人数达565人[24]，很多是只发表一篇的作者。

同时《丛刊》也采取了民主办刊的方式，每期出刊前编辑部成员会集中起来，集体讨论决定每期刊发文章的文章，最后由主编审读定稿。温儒敏回忆“这种方式类似于当年的《新青年》，《新青年》也是轮值制度。据我所知，全国绝大多数的学术刊物和学报主要是由编辑部来审稿决定，编委往往都是空的。但是《丛刊》的编委是实打实做工作的。每期讨论的时候，像严家炎先生、王信先生、钱理群先生等都来参加。所以这种体制我们认为能够较好地发挥编委专家的作用，编委不是虚设的而是有实质意义的。事实证明这个编辑模式比较民主、也比较能够保证学术质量”[ 25]。这也使得刊物能够切实地推动一些研究方向的拓展。虽然之后多次调整编辑制度[26]。但是轮值编辑与共同讨论的方式一直都没有改变，这也成为了《丛刊》的传统。

自然，任何编辑方式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这样的编辑方式也会面临自己的问题“我们无形中牺牲了造成个人编辑风格的可能。《丛刊》的编辑富有中国新时期学术群体的特质，却缺乏有个性的学人的独特魅力。”[27]在当时的语境中，可以说《丛刊》既不像逐渐兴起的民刊那样，过多依赖于主编个人的特质与编辑风格，这其实也保证了《丛刊》的出刊与质量的稳定性。同时也与依附于各个学校以及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刊物不同。《丛刊》虽然也刊登青年作者的文章，但是并不追赶潮流。日后影响巨大的《论“二十世纪文学”》在《文学评论》刊发，再后来的“重写文学史”系列论文刊登在《上海文论》杂志。可以说，《丛刊》一直未“得风气之先”，而总是保持一种审慎的怀疑的态度。虽然如此，《丛刊》却并没有对学术热点毫无作为。每当学科出现重要的讨论，或者编辑在总结之前的研究成果时感觉到学科产生问题之后，总会组织相关的讨论或者笔谈。1983年，《丛刊》组织了“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的笔谈。之后组织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与“二十世纪文学”论有关，为了呼应上海的“重写文学史”开辟了“名著重读”栏目，等等。可以看到《丛刊》虽不为先，但仍然对学科的前沿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与负责。主编王瑶虽然不赞成很多新的观点，但是仍然对其他年轻学者的观点采取了平等、宽容地对待的态度“他不怎么赞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这一命题的提出者中间，有两位是他晚年的得意弟子和得力助手。他和他们多次交换过意见，但从不以师长的资格和学术上的权威地位压制他们的不同意见，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涉及这个问题时也金陵避免正面交锋，而且支持他们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因为学术观点上的同异，影响工作的安排和稿件的取舍”[28]。

史观建构

这样的工作方式与《丛刊》编辑工作中最重要的人物王瑶、严家炎、樊骏有关。王瑶是《丛刊》的灵魂人物，刊物上很多栏目的设置、日后的研究方向选题，都可以看到王瑶的用心。甚至当《丛刊》遭遇经营问题，几次面临办不下去的“心肌梗塞”般危险的时候，也是王瑶想办法帮助丛刊度过难关的[29]。而严家炎和樊骏则负责刊物的具体的工作。他们虽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观点有所差异，但总得来说共享了相似的文学史观，可以说这是他们留给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最为重要的贡献。

他们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第二代学者，他们自身成长的过程与学科的自身建构过程同步。从知识结构来看，他们都受到了50-70年代总体的学术和思想氛围的影响，认同马克思主义做为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强调文学与政治以及经济基础的关系。

在“新时期”初期，对他们来说，十七年主流的从文艺思想斗争甚至更近一步的阶级斗争出发的文学阐释的方式已经失效，而从作家和作品出发、从思想启蒙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出发，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是他们最为可贵的是，能够从历史连续性的视角出发，强调在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下对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而这种强调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的教条性的政治框架，而是突出“时代”与文学的关系。

“时代”并不是文学与社会之间直观的联系，王瑶在给陈鸣树的信中批评姚文元的鲁迅论的时候，就说“他的关于‘时代’的理解、时代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就是唯心主义、反马列的，其实质与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相同”。[30]他在评价鲁迅本人的文学史研究中也提到鲁迅能够“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和分析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31]。王瑶反对将“时代”理解为观念化（姚文元）与同质化（胡适）的，而是要强调“时代”本身是动态的以及结构性的，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有着能够把握的律动着的时代本质；同时在樊骏的理解中，“时代”区别于“历史”意味着“如果单单强调历史可能会陷入就事论事和事实表象陷阱的话，那么‘时代’所依靠的是对‘总体性’社会历史条件的把握。只有总体性的把握对深层潮流、时代趋势的判断才能产生对‘时代’的认识”[32]

在他们看来，史料固然十分重要，是任何研究的基础，但强调历史并不意味着回到表面上可见的材料，而是强调表面材料背后具有历史势能的结构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抛开自己的后见之明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出现了重新评价热潮的时候，王瑶会对沈从文的重评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了[33]。

同时，对现实性的强调导出的不再是文学为政治服务，而是不断地回到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去反思这一学科的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与我们身处的当下现实的关系。从40年代一路走来的王瑶不用说，一直关心着政治与现实问题，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中认为“在几十年的历史事件中，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引以为戒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对今天有很大的意义。我们今天面临的仍然是类似性质的重大问题，不过是在新的现实面前属于更高层次的问题罢了”而樊骏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更是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应。这些都透露着现代文学学科在八十年代重新复苏时对自身反省的高度。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也对现代文学研究本身提出了高度的要求。[34]

事实上，无论王瑶还是樊骏，都对新的研究与理论方法感到困惑，但是他们面对的方式并不是马上接受。王瑶在《还是谨严一些好》一文中对李泽厚倡导的文化积淀论、各种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意识”“感”“性”等概念、以及“20世纪文学”等等新潮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疑问[35]。对樊骏来说亦如是，在开会的时候常常对一些新的论文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不明白”[36]。这种不急于与时俱进但又能够包容这些新研究的态度，恰恰赋予《丛刊》以“持重”的品格。

在《丛刊》中几篇对当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情况进行总结的文章，都提到了作家作品研究的问题。作者认同回到作家作品研究的倾向，并且欣喜地看到作家作品研究能够不再局限于作家本人的思想立场、作品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范围，而上升到整个文学运动，进行综合性的研究。[37]但随后也认为新的作家作品研究也会“回避他们身上消极的一面”[38]，在樊骏看来，改变原来的研究模式势在必行，但回到作品本身并不意味着离开作品与时代整体的关系，不意味着能够脱离构成作品的社会历史语境。实际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不断回到文学得以存在的根本性的问题，反对抽象的文本“自律性”，是一种激进的文本阐释学。更进一步来说，《丛刊》是以持重为激（基）进的文学研究刊物。

学科推进与争鸣

《丛刊》在创刊初期刊发了一批以作家生平经历为线索的“评传”体的研究论文，研究对象从鲁迅、郁达夫到冰心、徐志摩、沙汀等作家。其中对郁达夫的研究颇有质量。

这样的“评传”式的研究以作家的各个阶段的作品与思想为线索，并且在作家的每一个阶段对其思想倾向以及文学作品进行品评。这些文章在看惯了以思想斗争史为核心结构的论文中，显得清新好读。并且并不放弃去询问作家和时代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系。比如在郁达夫的研究中去辨析他的生活经历与时代的关系，他每一阶段的文学观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等[39]。在冰心和徐志摩的研究中不再以阶级立场进行简单的评判，而是细致分析他们每个阶段思想与创作的差异性[40]。

这些论文实际上推动了学科一步步走出了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使得过去这些在文学史位置上被“钉死”的作家有了被重新讨论的可能。但是这些文章很大程度上来说所借鉴的框架过于被“新民主主义论”所形塑，对作家的评判虽然也承认他们文学作家的价值，但仍然以是否是革命民主主义作为凝固的观察点。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套路。因此，从文学作品出发就成了当时很多研究者的共同呼吁，《丛刊》也开始刊载名篇精读这类的论文；同时从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框架脱离，寻找现代文学新的参考系，也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1982年出现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关系的文章也并不是意外。

稳步推进学术研究进程的《丛刊》以“持重”为底色，但同时也仍然会有意识地容纳不同的争鸣的声音。对于文学作品的读解类的文章来看，在丛刊上发生了围绕着鲁迅《雪》的争论，1981年第二辑发表了陈安湖的《说〈雪〉》一文，认为鲁迅《雪》的主题是“表现作者过去在饲人以雪之后反遭诘责中所产生的一些愤激和颓唐的情绪”，而在1982年第三辑，李允经的《说〈雪〉质疑》则认为《雪》的主题是“为了同黑暗的现实搏斗，作为一个战士，不应当像‘南雪’那样，具有一种粘连或依恋的特质，而应当像‘朔雪’那样，摆脱牵累，勇敢战斗，直到天地变色，赢得全胜。为此，虽孤身奋斗，亦在所不辞！”。这场论争是《丛刊》前期往返最多的论争。之所以能够围绕《雪》是因为此时中学教材选入了《雪》。这场论争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了传统的阐释方式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能量。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亟待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

论战一方的陈安湖之前的论文《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是这段时间鲁迅研究分析严密细致的一篇，文章在承认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的前提下，分析鲁迅思想的转变过程。但此时《丛刊》已经出现了重新讨论“五四”性质的文章。在创刊号中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试图重新理解胡适和五四的关系，通过肯定白话文的历史正当性从而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胡适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贡献，进而正面肯定了胡适对短篇小说理论以及诗歌上的贡献。之后《丛刊》中刊登的许志英的文章《“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引起了的争议，文章从分析四十年代前对五四理解着手，指出五四的革命指导思想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41]。这篇文章甚至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成为了被点名批判的对象。编辑也被要求写文章进行批评，樊骏以辛宇的笔名写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文，在《文学评论》上刊发。虽然樊骏这篇文章是命题作文，但是从严格的学术角度出发要求对现代文学进行整体性地把握的视野是一以贯之的。许文造成的争议，也使得之后的青年学者在回应现代文学起点这一问题是，不直接采取讨论“五四”性质的方式，或是从更高的角度绕过这一问题，或是选择更加“文学性”的阐释方式[42]。

1982年第四辑的青年论坛中刊载了王晓明的《论沙汀的小说创作》，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极具个性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个声音非常自信地谈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在论文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然是黑暗和愚昧的死敌，但他应该避免单凭良心去感觉他感觉不到的东西。文学不但需要对正义的坚强信念，更需要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对心灵的透彻了解，熟悉和描写人生的特殊才能”、“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帮助人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它还要帮助人提高自己，丰富自己”、“优秀的作家似乎是突兀而起，其实背后撑着许多无形的支柱，哲学正是其中之一。……可五四新文学从这方面得到的支持相当微弱”，引用了那么多论文中话，是想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的架构文学史的方式出现了。作者已经不再勉强将论述对象构架在新民主主义论之内，而是自信地引用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在行文中热切地呼唤着作者理想中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直到此时文革后培养起来的一代学者才以找到了自己处理研究对象的方式。

1983年，《丛刊》第一辑首篇文章即是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颠覆了之前鲁迅研究领域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框架。同时在1983年出现了刊物的“编后记”、“稿约”，以及连续数期的对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教学等进行总体性反思的文章。这都标志着，随着编辑与出版工作日益的正规化，《丛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带动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走向成熟。此时一期《丛刊》基本包括成熟学者的论文、青年论坛与争鸣园地、文学史资料的刊登、以组稿形式呈现的论文专题，新书以及学术会议快讯，定期对学科成果进行总结并对学科本身进行反思。这些也构成了日后《丛刊》栏目设置的标准。1985年，由于出版社效益的原因，《丛刊》从与北京出版社合办转向了与现代文学馆合办。这一过程中，馆长杨犁功不可没[43]。有了现代文学馆的支持，《丛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发展中，《丛刊》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贡献了坚实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