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路遥逝世27年。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视野里看路遥及其创作，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首先，没有改革开放营造的鼓励个人奋斗的大环境，不可能有路遥这样的作家。与此同时，也因为有路遥创作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改革开放历史情境中，一个普通人如何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最终实现人生理想的内涵。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不只浓缩了千百万个回乡青年农民的“心灵史”，也是我们这些当年知青的“心灵史”。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形象，则浓缩了90年代后市场经济全面铺开，千百万个从农村涌进城市的打工者艰辛不屈的生活意志。这两个人物，是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的主人公。如果说，新时期文学40年一直缺少能够贯穿始终的文学主人公，我认为在通过奋斗从底层上升到社会中上层的意义上，路遥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是可以作为文学主人公而铭刻在历史丰碑之上的。

其次，这是不是说，路遥的思想和文学追求，是改革开放大视野中文学创作的唯一追求呢？我认为不是。如果这样看路遥，就把历史的宏大场面狭窄化了，正如黑格尔在其《哲学史演讲录》所指出的，这不是“全部的历史”，而只是“历史的局部”，虽然这个局部在最近40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可能是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改革开放这幕历史壮剧中，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它的内涵是极其多元和丰富的，既有鼓励人奋斗向上的思想激情，也有宽容和理解每个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清晰思路，既有外在的奋斗史，也有潜意识的内心活动。比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反映青年人在历史变革之际的言语行为，同样折射出改革开放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意义。所以，如果只以路遥为标准，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按照这个路子去从事文学创作，我们今天看到的极其壮丽、宏富的新时期文学40年的恢弘图景就不存在了。我的意思是，路遥大部分的作品，反映的都是普通人奋斗的过程及其命运感。而另外一些作家，也包括很多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则反映的是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巨变的理解，描画的是他们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史。

第三，我这样说，不是要矮化路遥对于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的意义，相反，我是要强调，他的作品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他的创作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不仅不能低估，也许还能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帮助我们思考这40年文学的得与失。我有一个粗浅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之后，当代文学迅速提出“寻根”、“先锋”的口号，对于鼓励文学探索，尤其是文学形式的探索、实验，将文学创作的审美水平、艺术技巧摆脱过去落后的阶段，跟上世界文学发展的脚步，意义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这样一来，像路遥等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作家，都被历史匆匆掠过了，成为新的文学场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文学现象。现在很多作家，都把文学创作的技巧看得很重要，习惯用卡夫卡、马尔克斯、卡佛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作为小说创作的标尺。这在当代作家中，成为一个很普遍的风气，批评家也大多跟着这种风气跑。相比之下，关注人的命运，揭示大历史下人生的悲欢，尤其是能够概括这40年时代风云、触碰读者内心世界的作品，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另外，很多作家特别喜欢谈文学的“隐喻”，所谓“寓言式写作”，这个到底对不对呢？至少我现在看不出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究竟有什么好处。在这个背景中，你再来读《人生》《平凡的世界》，虽然感到它们的创作技巧并不是很高，然而它们与你自己的内心有一种对话性。我认为，不能仅仅以知识精英的文学趣味来判断文学的是非，还应该留意普通读者怎么看。比如，为什么迄今为止的新时期作家，路遥作品的发行量是最大的呢？仅仅因为它们是励志的、通俗的小说类型吗？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也因为如此，新时期很多作家笔下都没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文学主人公，而高加林、孙少平却是令很多读者都难以忘怀的文学主人公，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路遥小说中的奋斗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其次，不能以路遥为是非，贬低了其他文学探索和创作的价值；最后，我们将路遥现象扳过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去重估新时期文学40年的是是非非、得失功过，便会发现，路遥不仅对改革开放的历史道路，对新时期文学40年的历史道路，都是一个含义深远的存在。今天看，他并没有被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学新潮冲击荡涤得了无踪影，当这些文学大潮过去之后，他反而很像长江三峡惊涛骇浪中时起时伏的黑色的礁石，一直都耸立在那里。

这就是路遥之于新时期文学，路遥之于我们这些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