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文学》2018年第12期|陈楫宝:西单大杂院(节选)

来源:《北京文学》2018年第12期 | 陈楫宝  2018年12月13日08:08

作者简介

陈楫宝,笔名阿宝,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北京老舍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曾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边疆文学》《诗歌月刊》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有财经畅销长篇小说《对赌》《白手套》等。

 老舍文学院首届作家班小说小辑

小说展现了西单大杂院里京城百姓的众生相:不幸下岗却性格乐观豁达的朱大哥,相貌堂堂却没啥本事混日子玩女人的王贝,谋生路上几经周折重新发现自己价值的前清贵族后裔三儿……这些人各有各的活法,却都活出了不同滋味,京味的生活、京味的语言,使小说弥漫着当代京城生活的烟火气,读来别具韵味。

朱大哥

朱大哥是我的老房东。

老房东不老,刚过五十岁,正值知天命。套着海军蓝T恤衫,穿着大裤衩,趿拉着一双拖鞋,左手插进裤兜,右手揉搓着核桃,他高大而有些臃肿的身躯斜靠在朱红色院门柱上,面朝胡同口,还是那副招牌式眯着眼,目光从胡同外西单商场玻璃幕墙折回,穿过上午灿烂的阳光,在路人身上扫来扫去。

一个多小时前,他刚吞下一张大饼,就接到我要来访的电话。他有些激动,说麻溜儿地吸口老北京酸奶,就到门口等你。他扬言虽然十年不见,肯定能一眼认出我,绝不含糊。

车子停在隔壁商场停车场,下车走到胡同口,我抬眼一瞄,就看到他了。硕大的酒窝,镶嵌在他笑眯眯的右面颊上,依旧具有相当高的辨识度。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片刻,有一个仓促的对视,然后一扫而过。待我走到他跟前,喊了他一声。他愣怔住了,睁大着眼,盯着我端详一番,左手忽地搭着我的肩,口中念念有词:哎哟喂,这体面劲儿,毛儿嫩,滋润着呢。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哪儿见你挨刀了啊……他瞅着我的头发:嗨,就头发少了点儿,都胖眯眼儿了。然后,他又追加一句:改行做生意,那可不操心嘛!

他伸出右手顺势绕臂,亲昵地搂着我的肩,转身迈进四合院,随手关上朱红色大门。

当年我搬进这个闹中取静的四合院时,他还在北京垂杨柳的一家化工机械设备厂上班。每天一大早,6点多钟,他骑上二八款自行车,每踩一下,脚踏发出哐当的摩擦声响,他浑然不觉,哼着邓丽君的《甜蜜蜜》,穿过长安街,由西到东,然后傍晚下班返程,由东到西,再次穿过长安街,来回二十公里。抵达家里时,他哼着小调,“咔嚓”支起自行车的声音,我在隔壁斗室,能清晰地听见,房东回了。

四合院在西单商场后边,太仆寺街与府右街交界处,一堵灰墙把面街的喧嚣隔离在外,一扇朱红色大门,关进静雅和神秘。四合院是四进,看似殷实气派,其实进入院内,早被不同时期安置进来的过多住户,改造成一个多户居住的大杂院。

大院空间逼仄。推开大门进去,左右中三条路,径直走下去,就是一间间小平房,住着一家三口或数口。房前厨房、小杂房,也是一家挨着一家,密集地拥挤着,把原本宽敞的“口”字形庭院,隔成了“中”字格局。两棵枣树,一棵在朱大哥的小杂房门口,皴裂的枝丫斜向天空,绿意弥漫;一棵在中路两家厨房夹缝中间,扭曲地伸起树干,歪过瓦脊,散开茂绿的枝叶。只有那棵遒劲沧桑的石榴树,待在南墙边上,静静地看着进进出出的老老少少,看着院里的阳光和月色。院里小道,只容得下推着一辆自行车的宽度,每天早晚,大人上下班,孩子们上学放学,小道过于拥堵,人流缓慢,他们排着队,彼此招呼着,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问候或打趣。红色院门一关,世界就在院子里,连接内外的只有屋里的灯火和天上的星光,当然还有飘来的梦。许多人羡慕红门,梦想走进四合院,然而不知这院子早就成了大杂院,不再幽静。

虽是大杂院,属于国家某部委家属院,一般不对外出租。我住进来,得益于金大姐——大清朝正黄旗,雍正皇帝后裔。清王朝终结后,这些八旗子弟陆续改了姓氏,其中就有爱新觉罗氏改姓金的。

金大姐是我在京第一家单位的同事。那时我月薪不高,金大姐成功地游说了她的邻居朱大哥,将他的一个“小杂房”租给我住,地摊价。首都租房难又贵,当即觉得天上掉馅饼,自己被砸中了。

朱大哥老家是山东的。他父亲是红小鬼,参加革命早,转战南北,解放后,父亲被安排进国家某部委,直接服务于早期的某著名将军部长。在西单这家四合院,分了两套房子,还在两房之间搭建了一个小杂房,一下子从无产阶级成为“有产者”了。

我搬进来第一天,朱大哥在朱红色院门门口迎接我,开口第一句就是“嘿,这小伙子,精神!”热情洋溢着大圆脸,右面颊上的一个酒窝,在感叹调的语气中,有节律地耸动着。随之,他上前接过我的拖箱,转身径直走进大院,我背着包,空着双手紧跟其后。

甫一进去,一缕爆炒洋葱的香味飘来,炝锅声从正前方一个红砖搭建的平房格子窗传出,一张白白的干净的老人脸贴着格子窗,正向外面张望。

那是金大姐的妈妈。金大妈是典型的居委会大妈,每逢国家盛大会议或赛事,戴着红袖章在胡同口转悠,戴着老花眼镜,时常微微低首,从眼镜片上方空隙处射出审视的目光,把行踪可疑的人盘问个遍。搬进来第二天傍晚,金大妈找到我,低声叮嘱:我说小伙子,千万别说你是租房的,有人问你,你就说是来投奔亲戚的。

径直向左拐,房东拖着箱子,滚轮在方砖墁地的过道上敲打着,在安静的小院,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指着第一间平房。房门紧闭。

“这是三儿家,金大姐的大弟。他们家可是皇族。”

说话的语气轻松,不经意流露出与皇族后裔比邻而居的自豪感。

路过第二间,他停下脚步,侧头往里面瞅了瞅,门虚掩着,有身影在里面走动。

“哎呀,毛老师,你在家呢。”

人家从里面递话回应,京味儿的腔调飘出来,透露着熟络。

他转头跟我说,这是我们院里读书人,知识分子,中戏老师。他竖起大拇指,向后示意,然后在我眼前晃着。这院子里人多,俗话说“七户八姓”,“成陈程,毛金文,朱一个,乐一人”。

他家在第三间,对面就是小杂房,我的“新居”。他打开小杂房门,里面置放一张床、一张桌子,简陋但干净。这情景似曾相识,一张桌子、一豆灯光、一摞纸、一杯茶……在我沉湎于文学的少年时代,曾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作家,哪怕清贫的只能拥有一居斗室。

朱大哥放下我的行李,帮我铺好床,然后自觉地转身站在门口,搓着手:委屈啦,大姐说租房的是一文化人,我就说了,啥钱不钱的,看着给就行,这小杂房,也算沾点儿文气。

父亲去世得早,早年贪玩的朱大哥上到技工学校就出来了,在工厂谋一开塔吊车活儿。他经常习惯性地捋一下头发,眯着眼,感慨一番:有文化多好。

我搬进去那年,他年近不惑,孑然一身。

亲戚、邻里和同事没少给他介绍对象,都无疾而终。“我就喜欢谈一个知识分子,”聊起婚事,他抬头斜视着屋顶,一片亮瓦透射出一缕阳光,眯着眼补充一句,“宁缺毋滥。”

知识分子?那也得撞大运啊,自己得照照镜子,差不多得了。金大姐谈及朱大哥的一根筋,习惯性地撇撇嘴。

大杂院像故乡的村庄,可以端着饭碗串门,鸡犬相闻。住进来不久,就知道小院没有秘密,谁家来客了,哪家小狗被隔壁院大狗给咬了,张家的大女儿找了一个外地的湖北姑爷,百来口人的大杂院,他们在茶余饭后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既暗中较劲,也乐此不疲。

自然,朱大哥的婚事一度成为大杂院一等大事。

年轻时朱大哥高大、英俊,情窦初开时候也赢得不少女孩子的芳心。技校毕业后,他进了工厂,所有恋情有始无终。

好运还真是被他撞上了,虽然谈不上大运。朱大哥被人介绍了一位,也就是后来的朱大嫂,那时离异带有一小女孩子,是一个小餐馆老板。

那晚相亲回来,朱大哥敲开我的房门,一脸喜色:嗨,告诉你一大事儿,我那事儿成了!我今天看了一个,彼此对上眼。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等着我反应,随之赶紧补充一句:嘿嘿,戴眼镜的,看起来挺有文化。

离异还带一小孩?多亏啊!我惊讶不解,脱口而出。

那有啥?他一拍大腿,嘿嘿笑着,一下子多了俩,我这岁数,也没打算要生孩子,娶一个来了俩,可不赚了!

不几天,他就把戴眼镜的大姐领回来了。大姐第一天洗了几大桶衣服,我下班推车回来,看到一个略胖、三十多岁的戴眼镜女人在院中晾晒衣服。她看到我,停下手头活儿主动打招呼,还推了一下眼镜,略带调侃地对我说,甭看我戴副近视眼镜,左眼300度右眼500度,其实就是一大老粗。她顿了顿,扬了一下眉头,加重语调说,听你朱哥讲,你可是真的文化人!

她就这么一个推眼镜的动作,容易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至少,一下子获得了我的好感。

不久,大姐就搬进来同住,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朱大嫂。她搬进四合院时,是在夏末,院里树上结满了枣子,青如翠玉,间或一两粒红软,十分醒目。也是在那青枣的季节,我考取了研究生,要从四合院搬进学校住。搬家那天,朱大哥提前从工厂骑车赶回家,和大嫂忙碌一通,做了地道的北京炸酱面,为我送行。朱大哥还招呼了他的好友王贝,开着面包车把我和行李拉到了学校。

我搬离四合院不长时间,朱大哥被工厂下岗分流了。离开工厂那天,他先到车间把车床擦洗得锃亮,把扳手、套筒工具整齐地收集起来,放进铁皮工具柜里,然后摘下白色安全帽,脱下蓝色的帆布工服,到会计室用黄挎包装着财务室领取的遣散金,用《北京晚报》包了一层又一层,塞进书包。他从财务室出来,穿过走廊,走过工厂厂区,一路撞见得以留守的工友,他一边用右手轻拍着鼓鼓的黄挎包,一边打着招呼,神情故作轻松。

朱大哥走到厂门口,转身抬头仰视着斑驳的厂名大字。厂名是镂空的铁艺制作,悬挂在褐红色厂房大楼顶部,雨淋日晒,公司的“司”字中间一“口”掉落了,无口之司,就那么不祥的衰败的悬挂着。他朝着厂名大字,深深一鞠躬,告别二十年的光阴。此时,灰蒙蒙的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雨点从后领处滴落在朱大哥的颈椎上,有些冰凉。

三年后,工厂倒闭,后离开的同事拿到了高于朱大哥五倍的补偿。那些工人,是与朱大哥同一批进厂的工友。

大嫂听闻后,内心震撼,心有不甘,她一把把朱大哥推出门外:才三年,咋就差那么多呢?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也去找厂长,给找补回来。

朱大哥站在门口,眯着眼,不紧不慢:我还没说完呢。知道他们是怎么换来的吗?是用命!

原来,工厂土地被拍卖给地产商盖房子,获得一大笔补偿款。留守的工友们,硬是拉着厂长要跳楼,厂长一下子“拉了胯”,给逼出来高额补偿。

那补偿,可不是求来的,是下狠劲儿,用命换来的!他重复着这句话,反问大嫂:你愿意我拉着厂长跳楼用命换五倍补偿吗?

大嫂听完,愣怔半晌,琢磨过来了,她大手一挥:哎呀,那别价啊,有钱没命,要钱干吗使啊?

朱大哥瞅着她嘿嘿乐:这个事儿呢,就说是这么一个理儿。再说,我也“抹不丢地”,何况早出来,万一赚的比待在工厂拿死工资要多得多,那咋说法呢?

大嫂破涕为笑:你还挺能白话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得嘞!冲你这想得开的劲儿,怎么的也得犒劳犒劳你。

她摇摆着臀部,转身进去厨房,给朱大哥做他爱吃的炸酱面去了。

那时我从学校出来,在一家财经媒体做记者。朱大哥给我电话描述这件事时,仿佛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谈及细节还绘声绘色。

朱大哥从单位辞职,托关系在西四一个新开业的鞋商场租了一个柜台。大嫂提醒他:你这刚下岗,就跑去做买卖,能行吗?朱大哥脖子一梗:树挪死人挪活,我就不信了,这么大的一个北京城,还没有我能折腾的事儿?你看看那些外地人,小买卖做的不也挺好的吗?他们拖家带口,还租房住。我们是地道北京人,上下溜达门儿清,岂能做不成生意?

朱大哥脾气一倔,大嫂就由着他了。朱大哥把工厂买断的补偿款和亲戚借款,一下子砸进去。结果商场没啥人流,一年下来赔了本,被一记当头棒喝。

朱大哥有些灰头土面,他默默地把卖不掉的鞋,借用板车拉了一趟又一趟,小杂房堆不下就堆在杂房门口,还在枣树底下堆了一小山包。朱大哥看着一眼地上风落的米黄色的小枣花,沉默了三天。后来他转了一圈回来,一跺脚,硬着头皮,又骑着自行车,蚂蚁搬家,一夜又一夜,在木樨地夜市摊,亏本甩卖,耗时三个半月。

大嫂没有数落他,倒是怂恿他去饭馆帮忙,说都是两口子的啦,一家人,不分彼此,也不宜精力分散。早先,朱大哥好歹是国营工厂开塔吊车的一好把式,徒弟不少,颇受尊敬,他从未想过吃软饭,更不想跑去跟着老婆开饭馆,那可是当初没学可上、无工厂可进的闲人干的,他拉不下脸。不久,朱大哥还是搬到建国门外,去大嫂开了多年的小餐馆做帮手,干得不亦乐乎。小餐馆那些年很火,主要得益于永安里盛名一时的“唐人街”,当年“唐人街”是北京高档娱乐场所,不亚于东三环盛极一时的“天上人间”。

生意很好,但是不存钱。嫂子身体不舒服,腰有点儿酸背有点儿痛,朱大哥就给她请中医过来按摩调理;送小孩学英语,请家教,按小时收费,每周五课时;还有她父母,一大帮亲戚,就靠这个小饭馆养着。

大嫂弟弟由于犯事判了九年徒刑。姐姐痛惜弟弟,经常去监狱探望,送人情礼以便图个轻松活儿。每年在弟弟身上花费不少。比如,每次去监狱探望,求管理者给安排一个轻松的活儿,比如养鸡,就得给他们塞钱。监狱农场有队长和指导员,都要孝敬到,一个不能少,介绍人也不能少。这送礼还得讲究,把钱塞进茶叶筒里,不能直接给钱就了事。去了还得请他们吃饭,在监狱农场附近最好的餐厅点菜,被请的人自行点菜,一桌菜钱得花不少银子。一年要去四五次,每次都得这样打发。

刚打发完一个多月后,弟弟就打电话来,说换领导了。又得重新打发。大嫂疲于应付。朱大哥劝说,别糟蹋钱了,这些人不断重新洗牌,搁谁都扛不住!让他好好改造,在里面吃点儿苦不要紧,改造好了,出来重新做人。大嫂一听就不干了,哭嚷着说,不是你的亲弟弟吧,人家在里面累坏了你也不会心疼。

说起这事儿,朱大哥对我说:这事儿要是搁到现在,“老虎苍蝇一起打”,谁敢要?吃顿饭都不敢出来。

弟弟刑满释放回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大嫂很疼爱这个弟弟,找朱大哥商谈,就提出来把餐馆让给弟弟。朱大哥一口答应。

“餐馆是你嫂子一手折腾起来的,她完全有权利处置嘛,我也不反对。”朱感慨,这人性啊,就是善!在北京,这样的姐弟情得打灯笼可劲儿地找!

搬回四合院后,他们开了个小铺店。人不能看轻自己,路还得往前走,命还得往前奔。朱大哥搬回时,已是秋天,或许“秋太淡,添红枣”,树上枣子红红结球,任秋风舔过。

他们将临街的厨房进行了简单改造,把朝向街道的窗户拆掉辟门,开了一个小卖部,卖些小杂货、日用品。一间卧室给了继女,一间卧室夫妻俩住,我原来住的那间小杂房,改造成厨房了。

他们倾其所有,房子简单装修后,手上就只剩下3000多块钱。他们有点儿心慌,一分钱都不敢动。万一有个三病两痛的怎么办呢。

不过,时来运转。第一年,他们一个夏天就挣了5万多块,“甭看这个小门脸,利润还真丰厚,你嫂子是个生意料啊。”

工商、税务最初几次过来征税费,朱大哥急了,一瞪眼:我一下岗工人,还带着孩子,拿什么缴税?赶上好政策,市场监管部门根据他们实际生活情况和相关政策,主动办理了税费减免各类手续。

逐渐的,四合院住户见少,有的孩子在外面买了房子,长辈跟着搬过去;有的长辈病故,孩子不愿意住这儿,就搬进出租楼房,把平房租给别人了。大杂院里,外地人比老住户还多,操着夹生的普通话,从朱红色的大院门进进出出。

中戏的毛老师退休了,儿子留学美国,老两口子住在大杂院。朱大哥空闲时跟着他去公园吊嗓子。朱大哥右手揉搓着核桃,左手做着动作,日益臃肿的躯体跟着腔调费力地扭动着,眉毛抖动着快乐,唱着胡同里老北京耳熟能详的太平歌:闲来无事我出了城西,瞧见了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了推车的汉,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们坐在小门店,大嫂在一旁听着我们久别重逢后的闲侃、倒嚼,偶尔插话。朱大哥提及当年在胡同口修自行车的河南信阳小伙子,摇身一变,成为书商了,还娶了胡同的一北京姑娘。这年头啊,自强不息,日子就有奔头。

不时有路人买中南海烟二锅头酒和老北京酸奶,大嫂就起身找货,递给对方,手指柜台上的支付宝和微信二维码,提醒他们扫码付款,手段娴熟,一气呵成。

四合院家家安了冲水马桶,不再去公厕排队。家门口又增加了一条地铁线,可以直达香山。周边平房被推掉盖起了大楼。

大嫂带过来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大嫂不想孩子住回四合院,母女俩做着大房子梦,最好是六十八层的,站得高看得远,望尽北京城,这数字还吉利。

把梦想照进现实的,就是等待着四合院拆迁了。那样会获得一大笔补偿款,可以买大房子。

四合院拆迁一波三折。此前,家家户户被上门做着拆迁动员,后来听说北京城改变规划了,要大力维护古迹,不拆迁。他们有些人四处打听、游说,“这哪儿称得上是四合院啊,哪是古迹啊?就一大杂院呗。”

最近,又传出动迁消息了。

“那小杂房不会不计算面积吧?”还不知道何时拆迁,大嫂就担心临时搭建的、曾经租给我住的小杂房能否补偿。

“哎哟喂,要那么多钱干吗呀?差不多得了,政府也不会亏待我们。我们总不至于开着宝马去扫大街吧?那叫拆迁‘土豪’!”朱大哥说着说着,眯着眼幽默了一把。

大嫂笑着白他一眼:就没见过这么整天傻呵呵的。这么多年,就算是下岗了,你还是这副臭德行:做人讲个正,做事局气,图个穷快活。

看似笑骂,只言片语间,冒出一缕人间烟火,弥漫着他们之间的耳鬓厮磨和对生活的韧度。

临走时,大嫂突然问我,“你说,股市还能起来吗?”

他们知道我现在做投资,应该拥有洞察经济大势,甚至点石成金的能力。

朱大哥在一旁补充:她没事儿也看盘,给整得五迷三道的,满屏花花绿绿,哪儿看得懂啊?网上不是说了吗,中国大妈买什么就涨什么,然后哐当一下,就全砸大妈手上,跌停啦。

朱大哥说着说着就嘿嘿乐了。朱大嫂站起笑骂着,拍了一下朱大哥:瞎掺和什么呢,自己不懂净瞎说。

朱大哥一不留神,被大嫂一拍,右手一抖,两颗亮里透红、红中透明、纹理深刻清晰的核桃,滚落在地。

其实,对一地鸡毛的当下股市,我也看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