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至今日，简单化地把《平凡的世界》看作是青少年励志小说的大有人在。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确实有众多的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乡村家境贫寒的有志少年将这部作品奉为人生奋斗的教科书。但是仅仅停留于此，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还是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高度。

依照我的理解，路遥《平凡的世界》所要解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宏大命题，用正面强攻的方式去加以表述，这在新时期文学中鲜有第二人。改革开放40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都是来自乡村，来自亿万农民的自发选择与历史潮流的重合。《平凡的世界》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展现了大转折时代初期的乡村风貌。

在路遥笔下出现的197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时代的弊端已经彻底暴露出来，对人的精神的摧残无以复加。但是，当一个时代彻底地坠入意识形态建构的玄虚缥缈的幻象而抛弃了现实，抛弃了现实中的广大普通民众，它的倾覆也就指日可待。而且，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观，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接下来的时代变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在《平凡的世界》中都有极为精彩的表现。公社劳动工地上的“批判会”那荒谬而疯狂的一幕就足以见出：在找不到真切的敌人的情况下就采取一种“制造敌人”的方式，人为地树立斗争的靶子，把卖老鼠药的王满银和精神不完全正常的田二拉出来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进行强制劳动的惩罚，以便遏制农民的种种不满情绪，形成强大的高压氛围，强力推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方略。出身农家的孙少平们在县城中学午饭时间的“白馍”“黄馍”“黑馍”，则呈现出粮食短缺经济贫困的普遍困境。而改革开放初期的最醒目标志就是，乡村从人民公社体制下挣脱出来，经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分田到户，取代了政治上的高压强控，以农民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激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独立自主性和劳动积极性，大规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就是孙少安和双水村的农民在历史转型时期的命运变迁。

路遥更为欣赏的孙少平，在进城打工的路上甘苦备尝，一边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边刻苦求知努力读书，支撑他的坚韧追求的，是一个乡村青年对外面的精彩世界的向往和青春的强大活力。不过，仅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孙少平，还是远远不够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别的农民的进城打工，有着各自的理由：别的农民是为了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条件，以个人能量的极度付出和生命透支，使家里人生活得好一点，孙少平是为了走向更为廓大的人生舞台的梦想而“自讨苦吃”，他向往的是“生活在别处”。但是，他们却共同地开创了农民工进城改变城市面貌的历史。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他们的艰辛付出，再度创造了奇迹，就是中国急剧增长的经济体量和超常规的城市化发展进程，高楼耸立，商厦的霓虹灯刺破夜空，立交桥盘根错节，高铁和高速公路延伸向四面八方，低成本的廉价制品远销欧美各国。我的基本判断是，改革开放近40年，其主体是由中国农民承担的——这40年，对于青少年，是经历了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大规模扩招，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求学需要；对于城里人，经历了“打破铁饭碗”和“下岗潮”；中国农民呢？他们用自发建立的生产责任制，改变了乡村面貌，又用自发的农民工进城，改变了城市面貌。

还有，贾平凹说过，路遥是个政治家。路遥的政治智慧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在《平凡的世界》中，他对乡村政治的描写，娴熟透辟，至今鲜有充分的评价。这并不是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理念能够说明的，而是对生活与政治之错综复杂样态的理解问题。路遥写活了双水村以田福堂为首的一群基层干部，他们既不是“文革文学”中为了推行所谓阶级斗争路线的理念、斗争立场鲜明地摆开阵势无穷无尽地斗来斗去的乡村干部，也不是今天的乡村叙事中面目大同小异的权势逼人欺男霸女的乡村一霸；这样的理解和描述，都将错综复杂的乡村政治简单化平面化了。乡村的政治运筹也不仅仅是说行政权力就能决定一切，个人意志后面有着深厚的宗族势力与人脉关系，有从嘈杂而单纯的乡村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农民的朴素哲学”。

请看双水村的干部构成：支部书记田福堂和两个副书记孙玉亭、金俊山，正好照应了双水村的田、孙、金三大宗族，他们有合作有纷争，要看不同的场合与背景。在旱灾严重、双水村上游的村落筑起大坝控制水源的危机面前，双水村党支部的一班人，他们策划和指挥的偷水战役，可谓有勇有谋，一致对外，不遗余力地为全村人谋利益，只可惜派出去偷袭的年轻人热情难控，对上游村落的拦河坝破坏过度，导致自家的拦河坝也被湍急水流冲毁，还搭上金俊斌的死亡。接下来，在孙玉亭与金俊斌的遗孀王彩娥的暧昧奸情上，一来是让金家人颜面全无，二来还牵涉到金家指望王彩娥再嫁离开双水村，使得金俊斌的那一份微薄家产得以被金家人继承，于是有金家青年人的堵门捉奸，导致金、孙两个家族的矛盾激化，形成宗族械斗。要摆平这样的事情，田福堂也没有回天妙计，还是王彩娥的娘家族人及时赶到，才得以峰回路转，让孙玉亭和王彩娥摆脱危难困境。到了过春节闹红火，各村都在煞费苦心想出妙招，在花样上压别的村子一头，此时此刻，不是村子的党支部当家，而是请出“长老会”，让村子里年事最高见多识广的老年人出主意想办法。因此，村党支部、宗族势力、“长老会”各司其职，应对不同的乡村事务。这样的权力运作，没有乡村生活的直接而持久的体验，是难以把握，更难以刻画出其神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