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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火车》是“90后”作家周朝军所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最初完成于2013年，后经过重新修订,刊载于《时代文学》2017年第12期，2018年7月由花城出版社出单行本。这开往未来的、不可回返的“九月火车”，满载浓郁忧伤的“青春气质”和“理想主义”精神，是一曲青春挽歌，是90后作家的“青春告别”宣言。

《九月火车》不同于当下风行的无病呻吟式的网络青春小说，更不是“小时代”中的一己之悲欢的宣泄文本，这部作品所呈现的是关乎青春的“精神现象”，既是作者“青春气息”的“投放”与“回收”，也是“时代精神”在这一特定时空、特定心理结构中的具体实现。《九月火车》被称为“当下的《平凡的世界》”，从理想主义内容以及叙事结构形式来看，《九月火车》与《平凡的世界》确有一定的“互文性”关联，但其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又有独特的“青春文学”的内质，呈现出个体经验的青春怀旧和理想主义这两种面相。而这种“理想主义”在消费大潮中成为一种“理想窘境”，正是这样尴尬的境遇及其对于尴尬境遇的克服，使这部小说中的 “理想主义精神”获得了对现实生活的“沉溺”“反抗”与“超越”。这也是“理想主义”在新世纪文学样态中的一次变异与释放。

一

《九月火车》全篇通过“校园民谣”来构筑独特的一种回忆视角，通篇采用“音乐”入文，这些“音乐”作为小说的叙述部分，提供了小说的叙事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些“校园民谣”的低回、感伤的怀旧氛围，为整部小说提供了基调。这些“音乐”本身的“青春怀旧”性质，也与小说的“回忆”的底色相契合。如果说是 “音乐”提供了一种小说的“基调”，那么“诗和远方”则是小说另外的不可或缺的“召唤”元素。

校园民谣使每个经历过校园生活的人能追忆起曾经走过的美好岁月。这种选材处理、结构设置，能触发埋藏心底柔软的怀旧情绪。从第一章“光明之门”到二十五章的“像风一样的自由”，《九月火车》用作章目的，大部分都是摇滚歌手许巍所唱过的民谣，这样的行文安排正符合小说的叙事需要，而且与周朝军的个人经历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周朝军在西安打工期间，经历着生活的艰辛和苦涩，感受到现实的窘迫打击以及遥遥无期的压抑，在许巍的歌声里，他能得到心灵的抚慰。

“多年之后，周剑鸣依然无法忘记那个黄昏……指引他再次回到那个记忆中无法安放的师大。”《九月火车》这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场白，以回忆的方式来纪念曾经追逐音乐与诗歌理想的激情往事，铭记拥有友谊和爱情的青春生活。而在小说的尾声处“夕阳西下，在迷龙河岸，周鹿鸣看见，一身红衣的水芬小姨正撑着筏子箭一般地向自己驶来……”这是作者对祭奠自己青春时光的一次挥手告别，水芬小姨是周鹿鸣青春时光的见证者，而“水芬小姨正撑着筏子箭一般地向自己驶来”印证着一段生活的结束和一段生活的开始。

《九月火车》整部小说塑造了两位主角——周剑鸣、周鹿鸣，这两个人物代表了青春理想人格的两个方面，一面是性格张扬、放浪于理想之外，另一面是性格内敛，沉潜于现实之中。在“小鱼的理想”一节里，周剑鸣误打误撞、机缘巧合中认识到了关琳，拿着吉他在国贸门前唱着《蓝莲花》，遭遇城管的疯狂驱赶，呈现出他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但周剑鸣这一人物形象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理想追求，他总是用民谣唱出他对音乐的爱和对世俗生活的藐视，象征着作者昂扬向上的文学创作信念以及矢志不移的豁达人生观。小说第五章“青鸟”中，叙事中心转向周鹿鸣，作者将周鹿鸣自始至终塑造成了一位脚踏实地、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理想人物，在世俗卑微生活的忙碌之中，心怀理想、肩负责任，与周剑鸣形成鲜明对比。呈现为“贴地飞行”的理想主义形态。

二

“理想主义”在“底层生活”中是一种奋斗的力量。这种奋斗力量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这又是在对“形而下”的现实的反抗过程中展开的。《九月火车》中的“理想主义”是在“校园” 、“校外”两个空间中以周鹿鸣、周剑鸣兄弟两人的生活演进展开的。与剑鸣生活在“大学校园”不同，鹿鸣做过装卸工、小学代课老师、邮差、“收破烂的”，这些“底层生活”的“卑贱”工作，鹿鸣都能干得认真、出色，这不仅是单纯为了赚钱以接济上大学的剑鸣，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工作的背后，支撑起鹿鸣的是“理想主义”——对于文学事业的追求。

“汶川大地震”事件进入小说，增加了小说的现实质地和历史感。年轻人对国家时事的关心，本身是自我成长、自我认同的一个环节，当自然灾害上升到国家灾难时，周剑鸣急切地呼吁社会同仁捐助帐篷，体现的是80后一代人的责任担当；乔雅更是以身践行，深入汶川地震灾区，用行动去关爱灾区身体残疾的孩子，用真情去呵护伤痕累累的心灵。在乔雅与周鹿鸣的书信中看到的是80后的爱情观，他们对灾区孩子无私的爱以及诠释出时代青年的“理想主义”的外化形式即爱国精神。在小说中折射出情投意合的友谊、青春悸动的爱情、恪守不渝的爱国情愫以及淳朴自然的人性光辉。

《九月火车》中体现出的奋发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给当今大学校园里沉浸在佛系文化的大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带有某种“启蒙”味道的课。当今大学校园中的一些青年，沉迷于网络游戏、手机直播、刷屏微博、点赞微信、浑浑噩噩地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之中，丧失了远大的理想追求，只剩下浅薄的快乐至上。在小说《九月火车》中的青年周剑鸣虽有时也放荡不羁、桀骜不驯，但在校园不公平事件出现时，他敢于出列在前、伸张正义，不畏强权、毫不妥协，不因他人的言行而动摇坚守，不因生活艰难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样的理想青年其身上流露着纯净的“蓝莲花”精神，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所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大学成为“精致利己主义”的担忧。

在娱乐至死的狂欢中、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年代里，当消费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的庸俗思想笼罩中国当下社会时，周朝军的长篇小说《九月火车》带有强烈的批判质地和鲜明的“新启蒙”气质。

三

尽管作者一再申明《九月火车》与当下“青春小说”不同，但我们也须看到，恰恰是在 “青春小说”的背景下，才能更准确地析出其文本特性。相较于其他“青春小说”，《九月火车》在“爱情模式”、“颓废心态”、“轻阅读”质地上，并未超出这一模式的拘囿。与众多“网络青春小说”所不同的是，小说的写作初衷是要写一部向《平凡的世界》的献礼之作、告别之作。其现实主义的方法、“理想主义”的质地，又都与 “青春小说”迥然不同，周朝军自己强调：“我是在严肃文学的浸润下走向写作的，所以无论我书写何种题材，我的写作初衷都是严肃的，与那些带有快餐性质的青春小说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九月火车》中的“理想主义”遭遇到与以往不同的窘境：消费主义对“理想”的碾压，从没有像新世纪以来这样残酷过，社会的深刻转型呈现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乎“无事的悲剧”几乎天天上演，青春苦闷、彷徨，找不到前程和出路，“诗和远方”作为抽象意义的精神寄托难以在现实世界中栖居。《九月火车》的结尾揭示了这种“理想窘境”：乔雅葬身于泥石流、胖三跳海而死、周剑鸣、周鹿鸣失去爱情，伤痕累累，佴志全和维嘉成为都市里漂泊的蚁族。“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以失败告终，但“理想主义精神”却在与现实的斗争中获得了自己、完成了自己，并回归到自身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理想主义精神”恰恰是取得了胜利。从另一方面看，新世纪以来，在世俗化盛行的大环境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物质消费的迷恋和对“精神”的轻视，足以毁灭“理想主义”本身，“青春理想”过早地让位于“精致利己主义”的算计。以往“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在“毕业即失业”的现实面前，嘲笑理想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常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承载，却从未消失，非但没有消失，而且愈是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愈能实现出“理想主义”对于个体人生、对于时代实践的统摄与引导。

事件化方法与严肃的写作态度，赋予了《九月火车》现实主义的动人品格。周朝军自己介绍到：“说到小说的原型问题，坦白的说，《九月火车》基本算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男主人公周鹿鸣，周剑鸣，很大程度上就是我性格的不同侧面，现实中的我和他们有着一样的家世。我兄弟姊妹6人，出生六个月就被父母过继给了我单身的大舅。小说中大舅的形象完全照搬现实，一丝一毫的虚构都没有，连名字都一样，还有像小说中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都确有其人。”从艺术品质上看，《九月火车》带有某种粗砺的“习作”性质，在行文叙事上，有行云流水的流畅感，但叙事节奏过于流畅和匆促。好在是朝军仍然年轻，对于文学的痴迷、坚定与执着，我们相信，他的文学之路会越做越宽，为此，我们愿意等待……

作者简介：

张厚刚，文学博士，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郭增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