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中国儿童文学美学风格的建构性可能

来源:文艺报 | 左昡  2018年12月07日09:28

身为一个儿童文学作者、儿童文学出版者,在讨论“今天如何看待儿童文学的理想性”时,我想谈一谈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美学风格建构可能性的一点思考。

首先,就儿童文学的理想性或理想的儿童文学来讲,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态,具有其独特的生长性,也就是建构性的可能。

回望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伟大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中的每一个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异质性。在《海的女儿》之前,没有一个童话像这样优美、深邃而忧伤;在《爱丽丝漫游奇境》之前,没有一个童话像这样疯狂、智慧、神奇;在《玛蒂尔达》之前,没有一个儿童故事像这样反叛、勇敢、坚定;在《长袜子皮皮》之前,没有一个童话有这样自由、欢乐却又细腻动人的人物形象;在《彼得·潘》之前,也没有一个童话给童年下过如此浪漫、诗意而又温柔、独特的定义;还有像《毛毛》那样的哲学思考,像《大盗贼》那样的幽默风趣,像《不老泉》那样的震撼有力,像《姆咪谷的故事》系列那样清新自然,像《哈利·波特》系列那样充满勇气和信念……我们已经拥有说不完、读不尽的儿童文学经典与佳作,那么,今天继续来讨论儿童文学的理想性,或者说理想的儿童文学,还能讨论些什么?我们仿佛站在巨人的花园里,属于我们的那片天空,因为巨人们密密麻麻的身影,被遮挡得好像愈发难以捕捉。

幸而,儿童文学本身强大的生长性,给予了中国儿童文学广阔的建构性可能。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都有看起来差不多的儿童和实质上完全不一样的童年。在全球一体化、扁平化、都市化的当下,我们却仍然可以在千差万别的童年样本中发现时代的变化,国家、民族、地域及文化背景的差异,都隐秘地投射在近似永恒的“童年成长”进程里,散发着各自独特的光彩。我们需要能够更加准确地击穿时代、直抵永恒的儿童文学,一种更为理想的儿童文学,属于中国的儿童文学。

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作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曹文轩的作品与其秉持的美学风格总是时不时遭到来自业界内外的质疑——这是儿童文学吗?这是写给儿童看的儿童文学吗?作品里常常浸润着的苦难、悲悯、孤独、忧伤,大段大段铺陈开的、从写作技艺上来看极为讲究的风景、动作和心理描摹,空旷的、抽离的、诗意的、晕染而出的美感,是儿童文学可以有、应该有、能够有的吗?

以作家的角度而言,曹文轩对选择的创作道路持十分坚定而执拗的态度,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到《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再到获奖之后的新作《穿堂风》《蝙蝠香》《萤王》,在美学风格上一脉相承,同气连枝。他曾经多次自称为一个“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其儿童文学作品与世界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相比,无论是美学风格、语言气质,还是故事节奏、童年精神,都可以说其“不同之处”多于“共通之处”。然而,国际安徒生奖选择的却正是这个不典型、不一样的中国作家。影响获奖的因素很复杂,但必须承认,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是建构性的,他为世界儿童文学奉献出来自中国的儿童文学美学风格,用这种艺术风格去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过去的童年、当下的童年、幻想中的童年,却无一例外地沉静、雅致、清远、感人肺腑,打动人心。

令中国儿童文学界振奋的,不仅仅是曹文轩获得的认可,更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学习、跟随、模仿其他国家的儿童文学创作风格数十年之后,终于以建构性的美学风格获得的认可。这意味着,在未来,不仅是曹文轩,也许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为数不少的真正拥有建构性美学风格的作家们,都将有获得国际认可的可能。儿童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态,它聚焦于童年时期的生命姿态和心灵体验,拥有相对独立的、奇妙而丰富的书写场域,从而具有广阔而充满建构性可能的生长空间。

再谈一谈中国儿童文学建构性美学风格的生成可能。

中国儿童文学美学风格的建构性发展,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要想接近乃至抵达儿童文学的理想之地,必须要沐风浴雨,脚踏实地,如同植物生长一样,历经寒暑,叠积岁月,方能屹立成材。

栉风沐雨,指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需要接收来自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文学与儿童文化的熏陶和滋养,眼界开阔,心态开放,姿态端正,不卑不亢,勤勉学习。刚刚过去的10年,被誉为中国少儿出版的“黄金十年”,在这10年里,除原创儿童文学逐步成长、渐成风景之外,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引进中国,可以说,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当代的,几乎都能够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看到。有的引进版图书,已经实现了中国与作家所在国家的同步上市;有的外国作家,已经开始直接和中国的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写作,在中国首发作品;而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与外国插画家的合作,也从最开始机缘巧合的偶发亮点,发展到现在可借助插画平台轻松实现的常规操作;还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活动纷至沓来……全球化发展为少儿出版业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成长空间,同时也为中国儿童文学写作者提供了优良的阅读、学习和交流环境。在广采博纳的基础上,去追求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推陈出新,尝试对“永恒”的童年做建构性的、独特的表达与思考,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美学风格建构性发展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阅读、学习和交流,是基础,而非目标。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阅读、学习和交流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建构性地创造,而非简单地重复、借鉴和模仿。事实上,作家创作的文本是否具有建构性,是检验儿童文学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我们在做判断时常常会因为儿童文学里“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标准而左右摇摆——儿童性较强的作品,往往质疑它文学性太弱;而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又会质疑它的儿童性。这样的摇摆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少有益处,久而久之,儿童文学会失去基本的判断标准,最终形成被市场裹挟、由利益驱动的评价体系。

而若以是否具有建构性作为判断标准,或可更为清晰地来判断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种儿童文学创作的真正价值:人物是否与其他作家笔下的人物雷同?创作是否有独树一帜的追求?这些看似简单却直抵创作本质的问题或者更加容易辨识和得出答案。

要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建构性发展,如果说“栉风沐雨”是基础,“脚踏实地”则是核心。中国儿童文学源自中国这片土地,讲述的是中国的童年故事,广袤丰饶的中华大地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和创作灵感。

曾有人质疑曹文轩的作品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他的回应是,“看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就知道,我们本就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在那些淡去不久的童年里,中国的孩子们曾是战争的受害者,是饥饿的儿女,是穷苦的后代,这些都是真实的记忆,这些故事里面所封存的正是属于不同时期中国孩子的真实情感。而黄蓓佳创作的“五个八岁”系列(又名“中国孩子”系列)则直接以百年中国史上5段不同历史时期的5位8岁孩子为主人公,讲述了从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中国孩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际遇。张之路创作的《吉祥时光》则把眼光投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8年到1953年,以充满温情的笔调讲述了北京男孩吉祥的童年故事。此外,还有肖复兴的《红脸儿》、赵丽宏的《童年河》《渔童》、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翌平的《野天鹅》、薛涛的《满山打鬼子》、殷健灵的《1937少年夏之秋》《野芒坡》、史雷的《将军胡同》、王苗的《落花深处》等,都选取不同时期的近代中国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孩子的故事,建构性地以儿童文学的角度,共同构建起一幅给孩子看的中国近代发展史文学图景。

除了历史的纵深维度之外,这片土地还提供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丰富多彩的横向维度。常新港的《我亲爱的童年》、阿来的《三只虫草》、薛涛的《九月的冰河》《白银河》、李秋沅的《木棉·流年》、黑鹤的《驯鹿六季》、王勇英的《火灯钓蜂》、洪永争的《摇啊摇,疍家船》《浮家》、唐池子的《花湾传奇》等,都以独具气韵的地方文化作为故事底色,建构性地为中国儿童文学奉献出了质地独特的作品。

在选材的多样性之外,更为可贵的是中青年作家以中国文化源流为基础,融合多元文化,在儿童文学美学风格上做出的建构性努力。如沈石溪糅合传奇话本与动物知识的中国式动物小说,彭学军贯通历史沉淀和当下儿童生活的《森林里的小火车》《建一座窑给你》,萧萍融合小说、随笔和诗歌三种形式为一体的《沐阳上学记》,陆梅以风格奇崛的时空交织与《安妮日记》成为互本文的《像蝴蝶一样自由》,孙卫卫朴稚冲淡、饶有童趣的《小小孩的春天》《爸爸小时候》,汤汤结合民间传奇和精灵故事的《水妖喀喀莎》《雪精来过》,小河丁丁承袭汪曾祺、沈从文一脉文风的《水獭男孩》《丑婆》,马三枣以寺庙生活为基础的“禅意儿童小说”《溪山雪》《鸟衔落花》,周静糅合童话元叙事和现代笔法的《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很久很久以前,地球刚刚长大》等等。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建构性美学风格的生成是有可能、有空间、有土壤并值得期待的。时代呼唤着更多“不一样”的儿童文学作家,呼唤着更多独具建构性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坚定,这样的作品越来越精彩,中国儿童文学才会越来越趋近于理想的儿童文学,才能够越来越多地获得来自童年读者和曾经的童年读者共同的喜爱和尊重,并真切地书写出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所有童年的心灵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