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纸上建构一个自己的小小“根据地”，是不少作家小说创作的一种路径。不过在城市化、全球化的语境下，“80后”一代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有过地域迁徙的成长经验。因此，这代人对于原生“故乡”的认同感与前辈作家相比，无疑是微弱的、犹疑的。然而，1989年出生的年轻作家徐衎，却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着一个叫“婺城”的地方。从《心经》《肉林执》到新作《红墙绿水黄琉璃》，那个平凡又独特的“婺城”正在一点点变成他“邮票大的故乡”。

小说《红墙绿水黄琉璃》中，女主人公武昌的几次迁徙足迹颇有深意。小说中，武昌在日复一日的导游工作中逐渐对“游客”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我们和游客之间永远不平等，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游客观光评论的风景”，“对于住在景区里的人家来说，游客无异于野蛮的入侵者”。由故乡婺城来到杭州投奔姐姐武阳，然后跟随庄臣来到武昌市，庄臣被捕后被迫返回婺城……不断的迁徙让武昌感到无论身在何处都是过客，而对于过客来说，生活不过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小说最后，城区改造过程中的婺城，很多当地人将自住房变成了客栈民宿，武昌再一次成了游客，一如她在西湖、在黄鹤楼所感受到的那样。她下定决心要离开婺城——“武昌恨不得即刻启程，在路上一地一地变换着，她想象自己是女浪子，不用过多计算计较，感官因为陌生环境的刺激而敏锐异常，终有一天，连家也成了陌生的风景。”家乡变得越来越陌生，仿佛时刻都处于漂泊状态的自己究竟属于哪里？借由武昌的困惑，徐衎隐约传递着这代人普遍的困惑。

我想起台湾作家朱天心曾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写到，“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起码在那些年间——她自认为寻找出的答案再简单不过，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 “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作为台湾本岛的异乡人，眷村子弟朱天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将这座岛屿视为家乡。同样地，在小说《红墙绿水黄琉璃》中，太姥姥一家因为当地要建造水电站而被迫移居他乡，尽管此后的大半人生都在婺城度过，但她直到临终也忘不了故乡的一草一木，满脑子都是老家“红墙绿水黄琉璃”的幻象。对于晚辈来说，正是有了太姥姥在婺城的那座空坟，婺城才得以成了他们的故乡。经由一次次的“出走”与“回归”，武昌重新认识了故乡，梳理了与母亲、姐姐、外婆，以及与整个家族之间的关系，那些曾经的难以理解与不可调和也逐渐变得淡然。她重新发现了自己，也收获了再次出发的力量。

黄锦树在评价眷村二代作家骆以军的小说时曾说：“作为外省第二代中的晚生者（小‘乃师张大春’整整一个世代），一如家中的幺儿，家庭剧场中关于父母祖辈的故事题材，往往被长兄长姊消耗掉了，当这个在长兄为父、长姊为母的非怪胎家庭哺育下的幺儿，也想动手来写‘咱们的共同记忆’时，会很悲伤地发现，‘咱们’中其实不太有这个‘幺儿我’的位置。”作为“80后”作家中的“幺儿”，出生于1989年的徐衎在写作家庭题材时，也面临着相似的困扰。独生子女一代的“80后”，在他们漫长而孤独的成长过程中，家庭与家人始终是一个暧昧的存在。疏离的父子关系、畸形的母女关系以及被埋葬的青春期秘密等等，都已经被很多“80后”作家反复书写过了。徐衎对此好像并不焦虑，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各式各样的“老阿姨”，面对那些正在走向衰老或已然迟暮的中老年女性，徐衎始终是一个虔诚的观察者和倾听者。他不惮于在小说中提供一些悚人的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残忍与惊悚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作家对于他笔下人物的好奇，以及他对每个人物内心开掘的巨大耐心。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徐衎笔下的“婺城”与前辈作家相区别，他那纸上的故乡以及故乡人应当不属于他的个体记忆，那种每当回望，故事便会满溢出来的故乡不属于徐衎这代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所写的是一个想象中的故乡，是通过记忆的发酵变形而搭造与建构出来的虚幻的文字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