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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凯:现实主义的写作困难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 刘江凯  2018年12月06日08:49

没有经历写作困难的现实主义,终将被遗弃。这话说的有点决绝, 却是可能得罪人也想说的心里话。

好作品大概都得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写作困难后, 才能抵达臻于至善的境界。且不说时代之殇、国族之痛、家族之衰、人生之苦、内心之死,单就创作本身而言,既有文学遗产的影响焦虑,又有自我艺术的突破困扰, 还有名利诱惑的初心不改,更惶论独立的人格、抵抗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以上算是我对所谓“写作困难”的内涵做出的一个简要而模糊的解释。 一个作家虽不一定经历以上全部困难, 但如果出现了自动化的“惯性” 写作, 或者虽然实现了自我创作的化茧成蝶,却难以在文学谱系中有新的突破, 不过是掉入了一群创作的“花蝴蝶”当中。这样的创作, 除了身边或者圈子里的人吆喝几声, 谁又会在乎呢?或者又会在乎多长时间呢?

伟大的文学时代只能通过伟大的文学作品来确立, 时间将会过滤掉所有人造的繁华。仅以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来看, 经历过历史的几度浮沉之后, 能够被人们反复提及的现实主义创作现象可能还有一些, 但普遍公认的经典作品能有哪些?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形成了著名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经历了“现实主义深化论”及其批判,《创业史》不仅是这一时代,可能也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份宝贵的现实主义遗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伤痕”“反思”“改革”以及“寻根”等一系列文学创作中,无不含有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努力, 出现了像《班主任》这样一批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重要作品。之后有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方方 《风景》 、池莉《烦恼人生》 、刘震云《单位》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创作浪潮,这一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创作收获大概是《平凡的世界》 。九十年代中期有以刘醒龙、何申、关仁山、谈歌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以来则有一度蔚为壮观的“底层写作” 。近年来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明显加强了文学关注现实的能力, 如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春尽江南》和新作《望春风》,贾平凹《带灯》 《极花》,余华《兄弟》《第七天》,甚至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新作里,不论是《天下太平》还是《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都饱含对现实的关注并富有批判精神。

今天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当代作家处理 “同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能力。前文我没有特别提《李自成》《白鹿原》《长恨歌》《丰乳肥臀》等更多重要优秀的当代作品, 是因为此类作品相对而言并不是针对作家所处的“写作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而另一些虽然针对作家的“写作时代”直接发言,但难以呈现米兰 • 昆德拉意义上那种“说出惟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不过是现实生活新闻化、电视剧化、或者文学化表达的出版物,不论是什么主义,至少笔者无法把它们当成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 当代文学每年的生成量过于庞大, 有限的阅读让我产生一种比较极端的印象: 许多当代文学作品能够被发表和出版,大多数是个人意义的,少数有时代意义,只有极少数才是文学意义的发表。 当代文学确实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委屈之处 : 别的时代能称得上“文学”的作品不但要经历出版的困难, 还要面临时间的筛选, 几乎不可能和当时的批评家或者后来的文学史家套近乎,在“量” “质”转化的比例上自然要好很多。 而当代文学在这个浮躁年代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创作、发表以及批评的门槛都变得越来越低, 致使当代文坛本身的诸多顽疾和固有毒瘤被加速放大,现实的人情关系和“圈子化” 的运作方式相当程度地干扰了回到文学本身的判断。尽管“文无第一”,文学批评难有统一的标准,我还是经常被那些冒犯常识、踏践批评底线的行为所震惊。

现实主义从未远离过我们, 只是现实问题经常会有历史的蛰伏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今的几次现实主义创作现象,窃以为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蛰伏后的文学表征。这些文学创作更像是社会深层次问题的 “历史抛物线”:经过时间的扬弃,在一个纵深的大格局坐标体系里客观、敏锐、深刻地描绘了时代发展和人心变化的复杂轨迹。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了国家巨大的进步, 但早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的倡导在实际过程中却有所偏执,似乎渐渐变异为一种从上到下以“钱”为中心的绩效发展观念,由此也引发了自然环境、人文精神、社会风气等一系列连锁性的反应。 经济发展渐渐改变和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内外平衡结构, 把 “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及新世纪以后的“底层文学”现象结合起来观察, 我认为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现代性焦虑”由对外缓和转向多元内化的文学表现, 是民族国家内部不平衡的文学焦虑与想象体现。近年来 《第七天》 《带灯》 等现实关注强度不断增多的名家作品也是这种不平衡格局的文学表现, 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对以余华《兄弟》《第七天》为代表的“当代性写作”肯定的原因所在。

这种写作会带来一种悖论式的审美风险: 小说的现实及物性和批判性得到增强的同时, 也会因为其中的泛写实和亲历性体验产生一种诗意沉沦的美学后果,文学的神圣感会降低,艺术性也会受到质疑, 除了对作家本人的艺术与写作能力构成巨大的挑战外, 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体验也会构成强烈的挑战。所以我认为 “当代性写作” 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如何处理好当代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平衡问题。

“当代文学”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当代” , 现实主义不但要有直面当代现实的精神勇气,还要有穿透历史迷雾的思想与艺术能力。比如莫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天堂蒜薹之歌》 、九十年代的《酒国》 ,新世纪以来的《蛙》等 , 包括获奖后新发表的作品,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迥然不同, 但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却从未离席。有抱负的作家始终敢于面对自身、时代、文学史的挑战甚至未来的检验,一个不能正视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人或民族,最终必然也会深受现实与历史的困扰。

现实主义也可以是极“先锋”的。如果把“先锋”理解成一种对固有传统永不停歇的超越与创新精神, 那么“先锋精神”和“永远历史化”以及“无边的现实主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它不可能从文学创作中退场, 但它的自觉表现强度确实有不同的时代表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更明确的提出“先锋精神”的重新召唤问题, 因为我觉得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在加强“当代性”和“回归传统”的同时, 整体上缺乏“先锋精神”的艺术强度。

当代性,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古典资源,人类共同价值, 以及先锋精神的召唤——超越了这些写作困难的文学写作, 才有可能在未来历史中勾勒出这个时代的文学抛物线, 才有可能最终成长为文学新时代的繁荣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