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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安静地躲在文字背后 ——《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自序

来源:新文艺 | 祝勇  2018年12月05日09:05

吴昌硕艺术大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展,我的读者见面会也在此间举行,因此文华殿前,竖起我的大幅照片,比吴昌硕的照片还大,这让我无比惭愧。我不再是轻狂年纪,不愿如此嚣张,尤其不愿在六百年的宫殿,在我景仰的前辈大师面前瞎得瑟。吴昌硕是真正的大师,是在社会变革的交汇点上把中国画带入20世纪的关键人物,齐白石说自己是“三家门下走狗”,一家是八大,一家是徐渭,还有一家就是吴昌硕。我恐怕连当走狗的资格都没有,要当也只能当“乏走狗”。但我一直痴迷于吴昌硕,就像我痴迷于苏东坡一样。吴昌硕最能打动我,因他历经劫难,笔下依旧草木繁盛、鸟语花香,亦因他晚年寓居沪上,声望达到顶峰,他仍混迹于寻常巷陌,与百姓耳鬓厮磨。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他的生活缺乏品质,主张他搬到富人区去,其实他是讲品质的,他的品质都在他的画里、字里。他认真地画画,也认真地生活,只不过他的生活不是以锦衣玉食、别墅豪宅组成的——至少在他看来,那并不是真正的生活,是与生活隔离了的“伪生活”,只有粗茶淡饭、人间烟火,才是真正的生活,也才是我们熟悉的生活,如他在诗里说:“佳丽层台非所营,秋风茅屋最关情。”所以我在书里写,他不需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只有把自己与“群众”区分开的人,才需要去“深入群众”,只有沉溺于“伪生活”的人,才需要去“深入生活”,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与“群众”不同的某种动物。吴昌硕大半生在底层摸爬滚打,他自己就是“群众”,所以他了解普通人的欲与求、爱与仇,他的笔才会牵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是一个内心坦荡的人,他笔下的一花一草,都通向一个广大的世界,只是一般人不大容易透过他朴素平易的外表,体会到他内心的波澜壮阔。

创作给我的最大体会,是写作者内心世界的斑斓,足以让他忽略表面的风光。写作者是躲在这个世界背后的人,像一只蹲伏在丛林中的老兽,冷静地观察着这世事的变迁,不一定要自己跳到前台表演,尤其不应该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生活。因此写作者的世界里没有红毯、欢呼、掌声,甚至没有任何与虚荣有关的东西。写作者所依赖的只有寂寞而诚实的劳动,工具只是一只笔,或者一台电脑,但他的世界无限广大,就像我在《跟着吴昌硕去赏花》里写到的六朝画家宗炳,在自己居舍弹琴作画,把山水画帖在墙上,或干脆画在墙上,足不出户,就可遍览天下美景,自谓:“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意思是,一个人坐在屋里弹琴,可听到众山间的回声。连众山,都成了他的乐器。

写作者甚至不需要粉丝,只需要真正的读者。写作者自己就是读者——别人作品的读者,写作者知道什么才是令他倾慕的,那就是别人在文字间所表现出的才华、把握世界的能力,还有超越现实的胆识。其实写作者也有欲望,只不过那欲望无法通过金钱来实现,就是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标杆,就像一个运动员,百米短跑一定要跑到十秒以内,跑不到就黯然神伤。其实根本不是获不获金牌的事,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用一句时髦的话,叫超越自我极限。麦家说到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拉罗的雪》中那只冻死在雪山顶上的豹子,认为那只豹子就是作家自己,“白雪皑皑的山顶,没有食物和温暖”,但豹子还是去了,“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我觉得这话说得好。一个人在得到金钱之前,金钱早已存在;在金钱之后,还有数不尽的金钱。一部作品则不同,因为在它诞生之前,这部作品并不存在,在它之后,也不会有相同的作品出现。每一部作品都是唯一的,是创造性的,是对一个全新世界的开启。所以麦家在写到曹雪芹时说:“他的伟大在于无形地改变了我们无形的内部,看不见的精神深处。”写作者在这个以金钱为核心的世界之上建立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的“神奇、伟大的世界”,写作和阅读,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唯一护照。

前几日,和汪家明、冷冰川一起去看黄永玉先生(差不多十年没见他了)。很久没有与朋友一起谈书论人,所以那一天谈得酣畅,但谈到苏联文学,我开始沉默不语,因为苏联文学是我的阅读盲点,见识有限。黄永玉讲到列斯科夫的小说《图拉的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也有的简译为《左撇子》),小说写到几位俄国工匠打造一个会跳动的钢跳蚤,只有一粒灰尘那么大,工匠却为跳蚤的每个脚上都钉上了真正的铁掌,但这还不算完,手艺最厉害的左撇子,竟然在每个铁掌上制作了小钉子。讲罢,老爷子开心大笑,好像那钉子是他钉上去的。后来我上网查,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是讲故事的天才,本雅明专门为他写了《讲故事的人》。第二天,汪家明先生在微信里告诉我,他的作品,有库克雷尼克塞的插图,黄先生讲得很生动,比读原著还要让人难忘。我听后,急切地想读列斯科夫。文学,真是一个没有边境的王国,走进去越深,越会发现它的奇幻无边。

夜深时,大家都回到客厅,黄永玉先生坐靠在沙发上,叫家人拿来他昨天画的画,我才惊讶地发现,他用毛笔写在画上的题诗只有印刷体小四号字(几乎是书籍里正文的字号)那么大,九十五岁的人了,这么微小的字,还写得那么稳。他说纸不好,纸若好,他还可以写得更小,写到只有这个字的四分之一。我问看得见吗?他的回答和列斯科夫小说里的那个左撇子一模一样:不需要看,全凭感觉。

写作(包括所有艺术创作)是上帝赋予写作者(艺术家)的一项技能,我们应当像左撇子一样,把它发挥到极致,让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有人会问:这有什么用呢?我想说,用显微镜看到灰尘般大小的跳蚤掌上的小钉子有什么用呢?对一些人,可能永远没有用,对另一些人却有用,因为这让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同样,那也是真实的世界。

一个人的创作,能够深入另一个人的内心、生命(尽管他们不在一个时空),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终归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像我们,在黄永玉的紫藤花架下,重温列斯科夫,或者在故宫,与吴昌硕迎面相遇。物质主义的世界正让人心变硬,没有教养,变得六亲不认,变得笑贫不笑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信条被彻底动摇,财最重要,谁管它道不道),但那文字的,或者艺术的世界不同,在里面,我们感知到爱、理解与信仰。

我的写作不知始于何时,像夏商周一样难以断代,因为几乎从我认字开始,就对文字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痴迷。我发表和出版作品比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版几本书,但在我看来,我的第一部能够称为“作品”的书是《旧宫殿》,因得田瑛先生赏识,2003年发表于《花城》杂志,那一年,我已35岁,此前的作品,都是对“写作”的准备,是一种预习。

但至少从15岁,或者20岁起,我的“写作”(或曰“准备写作”)就没有中断过。杨澜感叹我一直在坚持,她是我的同龄人,目睹我的“成长”,我感谢她的认可,顺便补充一句,就是在“坚持”背后,一定是热爱。只有热爱,才能穿透无边的寂寞,始终如一。无须讳言,我也是大俗人一个,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念想,但所有的欲求,都不如创作的欲望更加强大。那个世界深邃无边,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我A型血、狮子座,据深谙血型与星相的人士透露,有这样的星相血型的人,喜欢抛头露面、成为焦点,但我想说我是一个例外,在我最不希望的事情中,成为别人的焦点位列第一,因为那样会让我焦虑不安。我不爱在会议中发言,不爱坐在或者站在众人的中间,我作纪录片总撰稿、总导演,自己一直不喜欢出镜。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起眼的人,混迹于人民群众当中,如苏东坡所说的,“万人如海一身藏”,没有人注意,逃过所有人追捕的视线,那才是最隐秘、最稳妥、也最自由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没啥人用视线“追捕”我,我觉得这样刚好。我会像吴昌硕,在纷杂、拥挤,甚至有些脏乱的街巷中如鱼得水,在最普通的生活里“超低空飞行”。写作让我对写作以外的事都持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有对写作内部的事情,我抱有无限的激情,这是我的写作“坚持”到今天的根本原因。我愿安静地躲在文字背后,秘密地、不动声色地,向乞力马扎罗的神秘顶峰挺进。

我今年50岁,我决定用一本自选集纪念自己的50岁,纪念自己过往的选择。五十而知天命,其实天命既不是听天由命,也不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去强求什么名和利。这是一个既老又年轻的年纪——老到不能再到足球上驰骋了,但也年轻得还有许多未来可以规划。在这个年纪,应当去做自己该做、想做、能做的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乔亮要我在这本书的前面写一篇自序,我想这序言应该这么写:谈点中国的历史(毕竟这本书里收选的都是关于历史的散文),或者,回顾一下自己写作的“历程”(毕竟这是我五十岁的自选集),不知道为什么,最终写了上述这些文字。或许,这才是此刻的我最想说的话。我想以此向这个时代里所有安于创作的人致敬,也顺便向我自己致敬。

2018年6月18日至21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