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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军旅文学的“突围”

来源:文学报 |   2018年12月02日09:15

主持人:杨庆祥

参与人:傅逸尘、唐伟、李壮、谢尚发、邵部、翟永明、赵依、黄相宜、张维阳、徐艺嘉、陈若谷、李馨、李屹、刘启民、陈华积、赵天成、西元

军旅文学一直在变化,但变的是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故事的讲述等,这些都是文学较为外在的因素;但军旅文学之所以是军旅文学,它最重要的是不变的东西,不变的就是其内里所透露出的军旅文学的气质、风骨、精神。

军旅文学在八十年代以后走向了戏剧化的、奇观化的、戏谑化的轨道,瓦解了之前对于英雄的崇高的审美,一定要关注到九十年代消费化的倾向对军事文学、军旅文学的侵蚀,由此导致军旅文学在当下弱化情况的出现。

英雄叙事从有名到无名

杨庆祥:这次我们的主题是讨论青年批评家傅逸尘刚刚出的一套书,叫《“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这是我们课堂上面讨论过的最厚的一套书,单本也是最厚的,这是傅逸尘这些年辛勤工作的结晶,是军旅文学的一个集中展示,所以我觉得这套书很重要。

傅逸尘:首先我要说一下这套书的来历,这套书确实也是很不容易,最早是西元所在的一个杂志给我开了一个专栏,这个专栏的名字就叫做“新生代军旅专家对话”,这是2014年开始的,我和我的师妹、师弟,三个人坚持了三年的时间,几乎把当时比较活跃的军队青年作家,也包括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理论批评各种文体都囊括起来。

1949年以来在政治合法性建构过程当中,军旅文学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延续到新时期一直到90年代,可以说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佳作涌流,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初,实际上军旅文学还是非常地繁荣,我的老师归纳为第四次浪潮。但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也有军队的体制编制体征的因素在,军旅文学确实出现了滑坡或者是衰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到年轻一代作家身上,看看他们所书写的军旅生活、军旅故事、军旅经验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独特之处,经由西元的推动,我开始集中性地关注这样一批作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军旅文学的概念,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也是比较困扰我的,我们学习文学这么多年,我们热爱文学这么多年,文学到底带给我们什么?

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当中,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一个作家,一部一部作品,我们更需要去处理的是不同的生命经验,不同的文学经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拿出这样一种相对陌生化,但是可能包含的诸如英雄、群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等等复杂的话题出来,供大家讨论,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杨庆祥:刚才傅逸尘提到的矛盾,在《洼地上的战役》里面全部呈现出来了,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的温情和民族的情感的认同、体制和个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些关系一直是在当代文学中都存在的。但军旅文学体现得特别尖锐,也特别有复杂性,它在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比我们其他的虚构文学要更加真实,为什么呢?它所有的写作都建立在亲历性的基础上,所以现在军旅文学的作家很容易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至少在老一代作家那里是有的,因为他所书写的东西是他自己亲历的,或者他至少在现场,现代主义或者是虚构小说缺少这种合法性。

唐伟:军旅文学它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流变当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说到军旅题材就会想到英雄主义,战场战争,热血沸腾,但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实际上是你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看到今天傅逸尘编的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作品,并非是宏大叙事,也并非是炮火连天,硝烟纷飞,恰恰是普通的基层的官兵他们在处理日常工作、生活的时候,流露出军人那种坚守和本色让我们感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看中的是这一套作品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在罗曼·罗兰所谓意义上的英雄主义。

杨庆祥:从有名的英雄到无名的英雄,军旅文学从经验的表达上并不外在于整个世界文学写作潮流。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英雄的书写,和20世纪写作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70后”、“80后”的军旅作家和同龄其他作家共享了一种写作观念。

李壮:我自己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当我们今天离真实的战争已经比较远的时候,就是说,在和平年代,军旅文学如何建构它的合法性,这个东西在今天,你通过当年已经无法证实,今天更多的是经济发展,经济建设,不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想象。这种想象下,合法性的建构一方面消失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真实生活与枪炮、与导弹、与血与死亡,这些东西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它如何自处,如何真正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提供更多新的东西,这个确实也是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特别希望看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在未来继续展开探讨,是一个长久性的问题。

杨庆祥:当代很多重要作家都有军队生活。军队经验对作家的价值观、美学观的影响,以及在作品里怎样呈现都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50后”作家的军旅经验构成了后来当代文学写作的资源。那么在更年轻的作家这里有没有提供这种东西?比如我最欣赏的作家之一邱东平,他的《第七连》在整个现代写作中是特别少见的,但我们现在已经基本遗忘了这个作家。当代写作缺少这样的东西,我们写实的能力很成问题,往往没有真正的写实。

谢尚发:以这部书来说,傅逸尘标明的是“编著”,就显示出这种文学史的书写主要还是“编纂”,但如果从整个组织,整个架构,整个书的良苦用心来看,这套书是独特地属于傅逸尘的,体现了他的文学史观,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尽管这些材料是编进来的,但它是文学史书写的一种。只需要对比《新唐书》和《旧唐书》的并存,就能够明白这一点。《旧唐书》被认为是资料的简单搜集,没有任何的裁剪、梳理,但它依旧传世,就因为它是用了史料文献的方式在记录着历史,即便是《新唐书》也不得不在它的基础上来前进。未来的作为学科知识的文学史的书写,同样需要奠基于史料文献的文学史。所以我觉得这一套书给我提供的是新颖的、鲜活的直面文学现场的经验,它看起来更接近文学本身,而非是经过文学史写作者的审美趣味、历史观念等的过滤后,索然无味的作为学科知识的文学史。相比于学科知识的文学史,亲手去触摸史料文献的文学史,用自己的判断直接面对历史遗留本身,我想意义更大。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说军旅文学的合法性或者说对共和国的书写等问题。但大家可能忘记了军旅文学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它首先是一个身份,身份本身可能并不重要,身份背后与内里所包含的东西,可能才是“军旅文学”之为“军旅文学”的重要品质。这其实是强调军人身份的异质性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作品中体现出军人的坚毅、刚强、责任等精神品质,就是军人身份所独具的。这其中就牵涉着军旅文学的变和不变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军旅文学一直在变化,但变的是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故事的讲述等,这些都是文学较为外在的因素。但我们仍然要说,军旅文学之所以是军旅文学,它最重要的是不变的东西,不变的就是其内里所透露出的军旅文学的气质、风骨、精神。军旅文学创作从1949年之后到80年代新时期再到今天,实际上存在着弥散性的特征,它开始慢慢地由之前小军营的核心,比如说关注战争,关注流血、牺牲,现在慢慢弥散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开始日常化、市民化甚至是小人物化,英雄不再以自带光环的形式出现。不是军旅作家自己在转变,而是这个时代本身开始呈现出它的日常性。所以军旅文学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不重要,重要的是军旅文学所透露出来的英雄主义气质、刚强坚毅的精神品质和它所携带着的责任与担当的永恒不变的身份特征。

战争题材还未充分发掘

邵部:谈到军旅文学,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在一个当代文学史的视野里看这个概念。我们有农村题材、工业题材之说,但是没有军事题材或者说军旅题材,通常的说法是革命历史小说。正是因为战争是中国革命最为直观的形式,它与革命的互通关系才使得只有表现军事的文学才能够被赋予“革命历史”这一荣誉。

如莫里斯·梅斯纳所言,中国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一个戏剧性的革命事件上,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已经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当代文学的机制也是如此。回到历史现场来看,被我们所命名的“当代文学”,它的版图也是在随着战线不断推动。更重要的是,军队内部的文艺工作形成了一套可以在日后扩散到全国文坛的文艺体制。

最早从朱定的《关连长》开始,军事题材作品就开始了寻找典范的当代文学的试错实验。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书写里,提供了一份“十七年文学”中心作家、作品的名录,军事题材或军队作家的创作占有很大的比重。像我们常说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一半的作品可以归到这一类。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全民经典,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军事题材”这个概念内部,而在于提供了能够表征当时社会思潮的文学作品和人物形象。它们能够凝聚当时的文学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的想象,这个想象由军事为起点,弥散在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达成一种审美的共识。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在新时期一样可以找到类似位置的作品。像刚才提到的《将军吟》等一些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也都在引领新时期的风潮,在某些方面的探索上甚至是超前的。

但是就我的阅读而言,到了莫言、刘震云、阎连科,再到周大新等人之后,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感觉军旅文学与当代文学或者说当下生活的关系就不像之前那么紧密了。仿佛有一种脱节之感,缺少那种可以引起广泛的讨论,能够表征这个时代文学想象的作品。一方面我要反省自己的阅读,另一方面我也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也形成了我在面对傅逸尘主编这套书时的阅读期待:当代文学军旅文学在写什么?在关心什么话题?怎么看待和平年代的军旅文学?阅读的过程既是补上在我认知中已经中断的文学史链条,同时也是为上述困惑寻找答案。举例来说,我感觉军旅文学很核心的一点是要处理关于英雄的叙事。

但是这个英雄不是狭义的仅仅是战场上的那种战争英雄,它是一个向时代敞开的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潮、观念,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在寻找或者叙述我们的英雄。军旅文学在不断地追问“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以此与我们的当下生活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一种对话的关系,比如像西元的《死亡重奏》,他处理的是历史上的战争和牺牲的烈士,与眼下的现实无关,却同样可以说是具有当下性的创作。像王凯的作品,则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展现了当下军营生活中普通士官的生活。但在去世的连长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朴素而又有神性的光辉。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的“英雄叙事”,在反思的视角里,与当代生活对话。

翟永明:第一,傅逸尘的研究视野广,具有整体感,虽然是新生代的军旅文学,他还要和其他题材类型的创作做比较,给新生代军旅文学一个清晰客观的定位。

第二,傅逸尘确实有很强的文本解读能力,对作品的一些关键问题一下击中要害,比如这里面的海飞,表现日常体验,去抓很微妙的人物心理,还弥散着一点诗意和浪漫。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关注,才在虚构叙述和个体生命间建立牢靠的生命通道。当然我觉得海飞是有缺陷的,在影视剧上获利对他的作品是有消损的,他说可以在两个思维之间自由腾挪,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影视化的痕迹。但海飞是很真诚、有思考的,还是想写很辽远的东西。

第三,就是这本书批评得很透彻,傅逸尘并没有一句偏袒,用很大篇幅很客观尖锐地指出他们的不足,环环相扣,很有道理。他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对这些作家真的喜欢,才有这样的批判,给我们当下也是有启示的。

赵依:刚刚谈到人物塑造,其实好人并不一定能够成为英雄,坏人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敌方,真正能够改变全局、影响到时代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英雄或者是敌方。现在的军旅小说人物只是作为一个好人坏人,一个局限的正义或者对立面来出现,我们都说没有人能够逃脱的才是历史,但是它如果被局限窄化了,这个还是我们期待的军事文学所要探讨的问题吗?

杨庆祥:最后左右全局的肯定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人或好人,那么军旅文学最终还是在塑造一个能够在历史里面立得住的人物形象,或者是关键性的冲突,比如说《红楼梦》我们会记住一段话或者是一个画面,这是真正的经典,这是现代文学一些作家所欠缺的。

黄相宜:批评家和作家是一个相互成长和相互阐述建构的关系,作者身处军旅之中,他很了解中国军旅文学的发展脉络,提出了具体的期待。他提到当下的中国小说之思想性、哲学性实在是太弱了,因此我们应该强调和鼓励青年作家在小说中进行独立的形而上的思考,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和提升。像青年作家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文学叙述应该如何调整和更新,像这些疑问都有一些回应。傅逸尘的研究非常注重文本分析,每个作家都配有非常细致的评论。傅逸尘在评论当中也提到,董夏青青常以第一人称来展开,会让读者有一种代入感,但是这种外来者的姿态就或多或少让读者介入她笔下的文学世界。关于这种叙述角度,傅逸尘评论董夏青青的文章叫任性的涂抹,他最后说关于零度叙事中性和纯洁性的可疑,也是需要警惕的。

张维阳:在我来看,军旅文学其实有必要塑造英雄,中国现在缺英雄,这个时代需要军旅文学为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精神资源,匡正时代风气,很多作者受了大学正规的训练,少了军人应该有的理想主义气质,让谁来提供?军人是这个时代里面最硬气的一部分,如果他们都不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英雄形象,别人就更难了,这是我对军旅作家的期待。

让英雄成为人们非常羡慕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军人都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身份,后来军人的光环慢慢退去了,因为大众流行的偶像已经是资本家、房地产商、互联网大佬,但这是有问题的,如何匡正这种时代风尚,军旅作家是义不容辞的,需要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我看过《太阳的后裔》,就发现韩国为什么把军人塑造成那么光辉的形象?让最帅气的人去演,让军人成为大家的偶像,有什么不好呢?

军旅文学创作中战争资源还没有得到很好开掘,最典型的就是抗日战争,如果问谁的作品写抗日战争最好,我认为没有,中国有漫长的战争历史都应该进入军旅文学创作视野当中。

杨庆祥: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个语境里面,商人成了时代的偶像,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创造出一个足够动人的、典范的当代英雄形象与之对抗,我们完全被现实秩序控制了,这是很糟糕的。文学很重要的就是建立另外一个谱系,来引导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徐艺嘉:我们如何在和平年代寻找军旅文学新的创作资源呢?军旅文学作家要有自己的优势,在坚守军旅文学英雄底色的基础上,需要寻找新的故事点,比如航天、航海等,军队作家如何站在这个上面,如何处理这些。总而言之,对于现在的军旅作家来说,虽然位置有些尴尬,但如何耐心地挖掘创作资源,如何处理一些自己技术上相对薄弱的东西是当下军旅作家需要思考的。军旅作家们亦要利用自己的优势——精神底色、精神支撑和责任感,在建构一些宏大概念时,在社会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军旅文学既有巨大的空白,同时也有需要克服的困难,需要文学圈给予更多的关注。

陈若谷:我发现傅逸尘的文学批评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纯文学批评的关注点一致,都是对于英雄话语终结的焦虑,还有对于总体性价值的再度呼唤。这套丛书让我感到诧异的事情是,大部分作品都选择了非常平静的叙述方式。这是我认为军旅写作有所缺失的表现。

李馨:不管是序言部分的《新生代文学整体观》,还是书中傅逸尘做的短评,虽然不是成系统的、非常连贯的东西,但是中间介绍了军旅作家的概况,写出了他们的特点、优点和问题,这其中是体现着作者非常明晰的评价标准的,包括对单纯故事性的反对,还有对客观性、写实性的追求,对文学性和思想性的要求,等等。

刚才说到,新生代军旅作家是被遮蔽的一群,那么有这样一套非常全面的书出来,会使研究者在观照的时候,起码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不管是批评还是认识,我们都有一个目标。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意义,也是没有感到悲观的原因。

军旅文学属于国家,也属于世界

李屹:在我的概念里面,军队的体制和所谓的大众是有一堵“墙”在的。这套书就具有破墙的作用,穿越单一的体制内话语去向非体制,向一个更大的读者空间做宣传、交流,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可能会习惯性用当代文学史的学科知识来看这套书的文学史的意义,这里有点点不恰当。文学史的经典化过程会经过几番意识形态改变,在80年代文化热之后,应该给予更高评价的军事题材像报告文学一样退热、遗落了。但在军队的宣传体制内部却是持续存在的,而在这些专业人士来看,我们当代文学史的知识结构其实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对谈者,看到傅逸尘这套书,会想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经典的当代文学史是不是有问题,这是我觉得可以思考的一点。

刘启民:我觉得当下社会军旅文学能够抵达的深度,从革命时代要建构一个世界到在消费时代可能会变成一个对灵魂的拷问。这里面的坏人不坏,恰恰能够体现出文学的深度,他不仅能够剥离出坏人表面上的好,还能剥离坏人中间的坏。而你怎么理解这样一个坏人呢,他可能就是由现代体制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同意王凯访谈里面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优化升级,反映在军旅文学上可能会经过一个漫长的滞后期,因为作家还要消化这种体制性的军事力量升级到底对于生活在体制之中的人意味着什么。

我的疑问是,一定要有军旅文学这样一个概念吗?我们只需要文学而不是需要军旅文学。如果军旅文学能够在当下成为可以集结的力量,它抵达某种总体性事业的路径。军队力量毕竟是生存在当下社会场域之间,所有文学目标就是要抵达总体性视野,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它比较能够深入触及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总体性视野,这种存在之思的文学恰恰能够达到这种东西。

杨庆祥:我就在想《永别了,武器》里,武器的升级换代是非常快的,在这个过程中人和武器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很重要的书写题材。这种题材是一个非常细节性的题材,首先是你得懂得它们的关系。

唐伟:搞军事题材网文创作的网络作家这方面写得特别好。我刚才在想,因为军队部队有一套完整、缜密的军事文艺创作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网络上的军事题材写作者就不能进到你这个脉络当中去。而实际上在大众通俗文艺作品当中,《战狼》《红海行动》和流行的网文,都是有需求的。这些如何整理,可能是一个问题。

傅逸尘:这确实是两种文化生态,是一种想要投怀送抱又没有水乳交融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处在暧昧不明的场域里面。当你用纯文学的标准或者是传统文学去打量,已经不能叫新生了,叫强势新媒体,这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力不从心,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广阔的既有的存在,不依赖于你之前传统的思维、观念、体系来运行,而是衍生出新的标准,新的观点,甚至不能用文学的标准去讨论背后资本的运作。新写作方式带来的观念突破,对按照标准的文学观念训练出来的这些所谓的批评家来说是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

陈华积:大家看到80年代以来,每一届茅盾文学奖必有一个军旅文学题材,《战争与人》《历史的天空》等,而且在评委当中军旅文学作家、批评家也是占一部分的,所以军旅文学算是主流文学之一,不过它在后来发展当中逐渐有点淡化,被边缘化了。

整个社会进入和平年代,后来创作者当中,战争经验的缺失也是不能够深化理解战争文学、军旅文学很重要的原因。这种传承的断裂还引发了很多问题。从90年代以来,还是有很多抗日影视作品出现的,由此出现“主旋律”一词。但是一些“抗日神剧”的出现,已经充满了调侃的意味在里面,可能对军旅文学的发展有误导。或者是军旅文学在80年代以后走向了戏剧化的、奇观化的、戏谑化的轨道,瓦解了之前对于英雄的崇高的审美,导致到当下非常反传统这样一些军旅文学的出现。这跟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说如果要重新捋一下军旅文学的发展脉络,一定要关注到90年代消费化的倾向对军事文学、军旅文学的侵蚀,由此导致军旅文学在当下弱化情况的出现。

赵天成:傅逸尘自觉地把军旅文学的问题勾连到文学史乃至社会史的思潮当中,但是在具体解释上有一些问题可以再讨论。比如序言里面谈到的聚焦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经验的问题,把军事文学里面的问题勾连到90年代初兴起的新写实主义思潮,但军事文学里面关注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的问题是不是从那里来的,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还有谈到军事文学对整个文学界的影响问题,傅逸尘拿徐怀中和李存葆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作为对比,这个也可以讨论。因为他们描写的是战争问题,如何书写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还是文学史上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谈论军事文学,在文学史和当代史是一种谈法,在今天的文学现场是另一种谈法。今天的军事文学仍然属于国家文学和民族文学范畴,但是同时也属于世界文学范畴。

西元:军旅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以我的小说《死亡重奏》为例来说,就是没有沟通的对话。我觉得傅逸尘是一个阶段性的标志。其实这种沟通的尝试一直存在,比如50年代到60年代的作家也试图开辟一种对话,但是“70后”、“80后”的作家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的。军旅文学会保留一些东西,但也会助长一些东西。这是有很多因素交叉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三卷本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的作品要对得起我经过的苦难。中国的战争文学一定要有这个目标。百年中国的每一场战争对我们的精神都有非常深刻的触动,应该有一批中国战争文学作品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