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地时间11月26日，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罗马家中离世，享年77岁。这位“意大利影坛的末代皇帝”一生以革命与情爱为其电影作品的主题，但透过那些充满着欲望与梦幻色彩的诗意镜头，我们会发现其电影中对于人性的冷峻书写。个体作为历史的人质，或者个体无法追寻到的自我，或许才是贝氏电影永恒的苍凉底色。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去世的消息从罗马传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影迷都陷入哀悼，但也没有特别意外的悲痛，毕竟以77岁的高龄，身患癌症的贝托鲁奇是在家中安然离去的。一生笃信马克思主义，讲究弗洛伊德的他，将去的或许不是天堂，而是梦中的乌托邦。

“意大利影坛最后一位皇帝去世了。”法国《费加罗报》的悼词，源自戛纳电影节前主席吉尔·雅各布，当然，对于一位老牌意大利共产党员来说，这样的称号并不精准，更像是一种直白的修辞，以便捎上让他名满世界的代表作《末代皇帝》。而毋庸置疑的是，贝托鲁奇不仅是“当世最杰出的意大利导演之一，也是整个意大利都为之骄傲的伟人。”罗马市长维吉尼亚·拉吉如是说。

《末代皇帝》对于中国观众和电影人来说，可以算是太熟悉了。这部外国人书写的中国史诗是技术上的启蒙，视野上的交流，也是艺术理念上的碰撞。奥斯卡上的“九提九中”大满贯，不仅刷新了西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提供了一个从人文角度深入溥仪内心，对“被权力抛弃的男人”情感解剖的契机。而那些不符合专家意见的布景和大殿设计，卢燕饰演的慈禧太后过于惊悚，诸多细节和习惯上的苛责，如今都已成了传奇的注脚，点缀了艺术之外的回忆录。

《末代皇帝》的巨大成功，让基本不通中文，英文也不算流利的贝托鲁奇一跃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使，但他仅仅停留了几年就又转回了欧洲，毕竟，塑造他精神世界的理论依然是纯西方的。骨子里，他依然是那个深受法国新浪潮影响的作者导演，正如美国《综艺》杂志对他电影事业的脉络探究：“即便他给好莱坞拍过电影，与大片厂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身处工业体系中的贝托鲁奇，仍一直把电影作为内心世界的真实投影。”

贝托鲁奇的内心里有什么？至少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革命性的政治思想和情欲流淌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贝托鲁奇的身上交融，如他的出身阶级和意识形态，在矛盾中找到平衡。这位地主家的后代，诗人的儿子，从小就对共产主义抱有天然的热情，这一点有些像瑞士银行家的“逆子”戈达尔，但贝托鲁奇没有把这种革命性付诸于极端的檄文，而是用更加私密的方式，藏在了阁楼上的浴缸里。完成于2003年的《戏梦巴黎》，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一次迟来的致敬，彼时的贝托鲁奇刚过27岁，已经在恩师帕索里尼的支持下完成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死神》和在意大利影坛站稳脚跟的《革命前夕》，年轻的他自然是站在青年那一边，也坚定地站在革命者的队伍里。当年贝托鲁奇就同戈达尔、帕索里尼、马可·贝鲁奇奥和卡罗·里扎尼一起合拍了颇具政治诉求的短片集《爱情与愤怒》，那种对革命的向往被贝托鲁奇用宗教式的隐喻所掩盖。

“我从来不是什么伦理学家。”2013年，贝托鲁奇最后一次在法国电影资料馆接受专访时，倾诉了自己复杂、矛盾的内心，对当代政党斗争的失望和对诗意的孜孜以求，对年轻心态的珍视和对虚伪社会的包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自己身上的残留和对资本主义的慨然接受……这些微妙的平衡或许只能在他身上体现。正如布列松的那句名言——“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贝托鲁奇的创作也随着视线悄然变化，就像他在中国筹拍《末代皇帝》的那两年里（1984~1986），他欣喜地发现中国人的服装越来越时髦，脸上多了笑容，音乐里出现了摇滚的影子。上世纪70年代初的《随波逐流的人》《蜘蛛的策略》和长达5个小时的《1900》里，贝托鲁奇把矛头对准了没落贵族和法西斯，旗帜鲜明又庄重精致地歌颂了共产主义，但在左翼批评者看来，这不过是导演对意大利政体的“妥协式寓言”。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里的贝托鲁奇，自己都把政治性和派别斗争隐藏在家庭剧之后，而《月神》《爱的困惑》《遮蔽的天空》和《偷香》等，则成了异域风情下的弗洛伊德式的探究，纯美的肉体，纠缠于伦常和畸恋，贝托鲁奇更像是个静静欣赏的旁观者。

当世人对《巴黎最后的探戈》台前幕后的津津乐道超过了《1900》，对“三人行”的迷恋超过了对法西斯的声讨时，贝托鲁奇在情欲上的“求真”就注定要压倒他在政治上的“求实”，陷入几十年的舆论漩涡而不以为意。甚至到了晚年，已经在威尼斯电影节（2007年），戛纳电影节（2011年）和欧洲电影奖（2012年）上获得“终身荣誉”的他，还会因为争议的“黄油手”被翻出案底。马龙·白兰度早已作古，能够还原拍摄现场的只有身为导演和编剧的贝托鲁奇，他自己事后也承认了，道歉了，却没有换回玛丽·施耐德的原谅。贝托鲁奇或许真的是临时起意，就想看看“一个女孩下意识的真实反应”，毕竟拍摄前不喜欢定好台词，也不拘泥于故事板，的确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留下的遗产，帕索里尼是这么做的，贝鲁奇奥也如此，但这种真实，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在《戏梦巴黎》的拍摄现场，贝托鲁奇也会使用这些缓和尴尬情绪的“小技巧”，在爱娃·格林、路易·加瑞尔等更年轻一代演员眼中，这也是意大利老爷爷渴望重返青春的潜意识。毕竟晚年的贝托鲁奇行动受限，一直饱受背部疼痛的困扰，只能坐在轮椅上，偶尔接受熟人记者的采访，2012年拍摄完最后一部作品《我和你》之后，贝托鲁奇就基本处于息影状态了。这部不太被人提及的“小格局”影片中，依稀能找到他对情感和年龄差异的热衷，从阁楼到地下室，少年在一种孤独和避世中成长，被年逾古稀的老人宽容以待，赋予了特吕弗式的定格，当大卫·鲍伊用意大利语演唱的《Space Oddity》响起时，又何尝不是贝托鲁奇在寻找青春的凝视，寄托下那些无法重来的激情，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个句号，他再也无法拍出《1900》的续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