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诗和做诗词刊物编辑多年，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熟悉的一些诗人，原本是写现代新诗的，后来却改行写旧体诗词了，而且出手不凡。就邢台诗人来讲，有两位老诗人就很有代表性。出版过新诗集《匆忙间的俯拾》 《未了之悟》的王玉民，出版有《泥土里的灵魂》 《女人是水》 《亲近善良》 《阳光的清香》等新诗集的段飞，早年都以新诗名世，后来却成为邢台旧体诗词创作领域的实力诗人。近年活跃于邢台旧体诗坛的中年诗人冯延辰，其第一本诗集《寻缘的红叶》也是新诗。

从新诗而转向旧体诗，已有多个成功的先例。那么，写旧体诗词的诗人，能不能转向现代新诗，并取得成就？我以为完全可以，有志于此道者不妨尝试一下。

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多菲，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爱情，自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个广为流行的文本，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现代著名诗人殷夫翻译的。另一个文本，则出自著名翻译家兴万生的手笔：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

两种译本，内容差异无多，但在语言的使用上不尽相同，各有千秋。前者具有中国传统诗词的韵味，后者则更符合现代新诗或曰“白话诗”的特性。

对外国诗，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方式翻译，那么中国的传统诗词呢？能不能翻译为白话诗或曰新诗？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早就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我上中学时，读过一本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余冠英先生选注的《诗经选》，书中对每一首诗，不只有注释，还以白话新诗的形式做了翻译。比如那首著名的《伐檀》，译诗是这样的：丁丁冬冬来把檀树砍， /砍下檀树放河边，/河水清清水上起波澜。/栽秧割稻你不管， /凭什么千捆万捆往家搬？/上山打猎你不沾，/凭什么你家满院挂猪獾？/那些个大人先生啊，/可不是白白吃闲饭！

做车幅丁冬砍木头，/砍来放在河埠头， /河水清清河水直溜溜。/栽秧割稻你闲瞅，/凭什么千捆万捆你来收？/别人打猎你抄手，/凭什么满院挂野兽？/那些个大人先生啊，/可不是无功把禄受！

做车轮儿砍树丁冬响，/砍来放在大河旁，/河水清清圈儿连得长。/下种收割你不忙，/凭什么千捆万捆下了仓？/上山打猎你不帮，/凭什么你家鹌鹑挂成行？/那些个大人先生啊， /可不是白白受供养！

另一首《关雎》 ，则翻译为七言的白话诗：

鱼鹰儿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

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

水荇菜长短不齐，采荇菜左右东西。

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

追求她成了空想，睁眼想闭眼也想。

夜长长相思不断，尽翻身直到天光。

长和短水边荇菜，采荇人左采右采。

好姑娘苗苗条条，弹琴瑟迎她过来。

水荇菜长长短短，采荇人左拣右拣。

好姑娘苗苗条条，娶她来钟鼓喧喧。

唐代诗人崔护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题都城南庄》 ，诗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有人作了这样的翻译——

去年的今天，在这个院落，

我看见满院的桃树红彻。

秋千架上，佳人笑着，

桃花般的脸，虏住了我的魂魄。

还是这个日子，还是这个时刻，

我倚在同一个门扉之侧。

秋千空了，佳人何在？

春风定知情，可她不说。

泪眼望向这一院的桃树，

今年的桃花，不是去年的颜色。

翻译之后的诗，在气韵与境界上与崔护的原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将“大江东去”译为“长江的水啊流向东方” ，将“落花时节又逢君”译为“在这落花纷飞的季节又与老友重逢” ，诗意荡然无存。但《题都城南庄》的白话译诗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已属难得。译诗总比原诗逊色，窃以为，这不是翻译者的功力不逮，也不是白话不如文言更具表现力，而是诗这东西，是经不起翻译的。将外国诗翻译为中文诗是这样，将古诗翻译为新诗是这样，如果有好事者，要把新诗改写成旧体诗，也是如此。诸如艾青的《礁石》 《我爱这土地》 ，臧克家的《有的人》 《老马》 ，韩翰的《重量》 ，汪国真的《热爱生命》 《山高路远》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戴望舒的《雨巷》 ，徐志摩的《沙扬娜拉》 ，以及舒婷的短诗《神女峰》 《致橡树》 ，若把这些现代新诗改写“翻译”成旧体诗词，同样很难达到原诗的气韵与境界。若是篇幅长一点的新诗，比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 、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 、纪宇的《风流歌》等，就更难了。诗无达诂，它只能感悟与体味。即使是高明的翻译家，译文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但诗歌这个艺术的精灵，其色泽、韵味、境界、哲思与魅力，岂是一个“雅”字可以涵盖的！像殷夫翻译裴多菲诗那样深入人心的文本，当属一个例外。翻译诗歌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我觉得，新诗人与旧诗人，闲暇时倒是不妨做做这种新旧诗“互译”的游戏，这至少可以体悟古典与现代两种语言的不同特性与魅力，既娱乐身心，也能加深对原诗的理解。

有人对今人写旧体诗词有偏见，认为那种整整齐齐的句式，像顺口溜，没有现代诗的韵味与风度，算不得真实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能是文朋诗友间的唱和应景之作。也有人对现代新诗有成见，认为它“不讲平仄不押韵，咿咿呀呀叫一阵” ，太好写了，甚至有“会敲回车就能作新诗”的极端之语。这两种观点，都是十分肤浅与荒唐可笑的，是既不懂新诗也不懂旧诗的表现。事实上，无论新诗与旧诗，本质上都是诗，都必须具备诗的特质与基本属性，那就是形象思维与抒情言志。当然，两种不同的形式，也各自有自己的优势与局限性。有些题材适合用旧体诗的形式表现，有些题材则适合用新诗的形式表现。同时担任着《诗刊》与《中华诗词》编委的著名诗人刘章说：“人类的生活，如浩淼大海，似巍巍高山，露珠闪亮，小花微笑，姿态万千，为诗、为文，也要多副笔墨，方可得心应手。 ” （刘章： 《凝思与歌唱》序）确是切身感受与经验之谈。刘章不只是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登上中国诗坛， 60多年来笔耕不辍，创作发表诗歌3000余首，其中新诗与旧体诗词各占一半，平分秋色，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道靓丽风景。诗翁臧克家有言：“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 ”写新诗的人应该学习旧体诗，从博大精深的传统诗词中汲取营养；写旧体诗的人也应该读些现代新诗，从这一充满生命力并在日臻完善的崭新艺术形式中借鉴有益的东西。惟其如此，新诗与旧体诗才能扬长避短，并荣共存，在新中国诗歌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艺术形式都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面向时代，面向未来。任何固步自封与抱残守缺，都将走向陈腐与凋零，最后被读者抛弃，为时代所淘汰。

“漂亮，能迷住每一个人/如太阳飘过天空/牵动所有的向日葵” ——诗人晓桦曾以这样的诗句，咏叹一名女兵的美丽。不管新体与旧体，只要是阳光般温暖、灿烂与靓丽的诗篇，都能牵动万千读者的“向日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