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如何既呼应中国小说的传统，又在新的语境下有所创新？”是值得一再探讨和对话的问题。总之，每一部以合理的、有表现力的小说技巧，写出中国人真实的人生经验，使中国人情感、精神得以表达；同时营造开拓中国式的审美境界、为小说增添新的美学经验、为优美典范的汉语作出贡献的作品，都告诉我们，什么是包含了传统与创新的“好的中国小说”。

中国的长篇小说在海外最有名的要算《西游记》和《金瓶梅》，而《红楼梦》，海外学界对其价值和地位早已达成共识；可在读者层面，大多数海外读者却无法产生共鸣——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丹麦奥胡斯大学的魏安娜教授谈到中国小说，她知道《红楼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伟大地位，但作为普通读者，她本人对《红楼梦》不大喜欢，读不下去；和她持同样看法的包括丹麦另一位汉学家，他从奥大退休后从事《金瓶梅》的丹麦语翻译工作，已费经年。魏安娜教授是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毕生研究中国小说和诗歌，她尚且对《红楼梦》接受无能，遑论东亚系的学生以及普通读者了，而不到600万人口的丹麦，却将拥有《金瓶梅》的丹麦语译本，足以说明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热情——也足以说明对《红楼梦》的隔膜之深。

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的契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小说（特别是明清长篇小说）自有怎样的叙事传统？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写出既符合中国传统、符合中国读者审美趣味，又能吸引西方读者的世界性作品？

“人生经验”

小说是叙事的文体，也就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的艺术。《红楼梦》之所以让不少西方读者难以接受，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中所传递的人生经验对西方人来说很隔膜。

《红楼梦》有一半篇幅写宝黛互证感情，宝黛之所以需要“你证我证、心证意证”，使气、吵闹、流泪、砸玉、题帕……不过是为了互证对方的心意，而二人情感传递的描写，是《红楼梦》最细密动人之处。他们之所以连篇累牍地验证感情，是因为在大观园中爱情是完全不被允许的。这样的人生经验在西方世界并不容易被理解，罗密欧和朱丽叶第一次见面，就直接诉说“出自深心的爱情”，朱丽叶更是告白：“在你没有要求之前，我已经把我的爱给了你了。”而宝黛之间的深情要等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送黛玉两条家常旧帕子才得以领会确认，直到三十八回的海棠社，二人的感情始像愉快奔涌的溪流，趋于平静。以曹雪芹所作八十回来算，这句说不出口的“我爱你”差不多花了半部《红楼》。“赠帕”连中国读者都需细细体会方能领悟其中深意，西方读者读来茫若捕风便不足为奇了。其次，林黛玉作为贾宝玉的灵魂知己（soulmate），他们的爱情具有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意味，而后者是贾宝玉真切的生命痛苦。这一层文化的要素，也是西方读者所不能理解的，他们一般很难理解贾宝玉所感受到的个人性情和仕途经济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全然不同的文化和人生经验，使得明清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及其所表现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很难为外人道。

时至今日，中国前所未有地开放与“走出去”，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越来越多地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穿行、生活、感受、思考，体验全然不同的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并以此为契机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正成为人类命运和经验共同体中的一员。共同或类似的经验背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我们既有可能书写中国人在西方的故事，也可以写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处境，既可以写文化的冲突，又可以写文化相遇带来的经验扩展。而正因为分享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和经验，这样的书写必然既带有我们文化的印记，又能引起异质文化中读者的共鸣。

总之，《红楼梦》中的故事因为是中国人特殊的人生经验，所以为西方读者难以理解；而今天前所未有地“全球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彼此了解，越来越多地共享相似的人生经验和感受，这构成了和《红楼梦》全然不同的“讲故事”的语境。

“非叙事性”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度过日月和四季的方式，节日或节气是其中的停顿或标记；而所谓的文化，就编织其中”，当认识到这一点，我意识到“四季”对于《红楼梦》的意义。

最表层的，“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如三十八回的秋天，结海棠社，黛玉魁夺菊花诗，宝黛情感因得到互证而和缓愉快；到了四十五回的秋天，黄昏黛玉一人闷制风雨词，前景黯淡；及至七十六回的秋天，黛玉湘云中秋联诗，发出“冷月葬花魂”的悲音——大厦将倾，“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红楼梦》虽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几大事件，如“宝玉挨打”“尤二姐之死”，但它还有一副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认为不但在《红楼梦》中，“季节”作为结构而存在，在《金瓶梅》《西游记》中也同样如此。可以说，“四季”的结构方式是中国小说对小说结构的独特贡献。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小说在讲故事之外的“非叙事性”，如《红楼梦》中多次浓墨重彩地写到结诗社——浦安迪就观察到，中国文学的主流中，“言”往往重于“事”。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的另一特点完全可以佐证浦安迪的这一论断：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这和西方文学大异其趣。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novel），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novel）的标准。

《红楼梦》中潜在的“四季结构”、其“非叙事性”、人物对话的大量运用等东方美学，因为与西方小说传统中注重“结构完整性”的标准大异其趣，不免增添西方读者的隔膜感。然而中国小说的传统，到了现代，往往和西方小说的叙事框架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小说新的叙事景观。

中国小说两次“向西方学习”的高潮

中国小说有两次向西方学习的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而大规模的翻译和小说实验其实从晚清就已经开始了；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为了突破僵化的写作模式，每一位小说家身后都站着一位或几位西方的大师。

晚清的翻译大潮中，中国的小说作家（往往身兼译者、报人等多重角色）受域外小说影响，开始尝试新的小说技巧，如采用日记体、书信体、表现生活的横截面、倒装、回忆等等。五四之后，中国的小说与传统脱节，另起炉灶，然而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能用灵活的手法表达时代主题、内心世界外，大多稚嫩。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多的作家能够自觉融合中国小说传统和域外小说经验，如老舍，他最重要的作品《骆驼祥子》颇受西方读者的欢迎，长篇小说写一个人的成长、命运起伏，本是西方小说常见的题材，却与中国的章回小说传统迥异——中国的长篇小说往往情节散漫、游走着许多不重要的人物，就像《茶馆》和西方正统“三一律”戏剧的差别。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小说学习西方的潮流，比80年前的“五四”走得更远。“文革”10年，传统文化遭受摧毁，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寻找质疑、抗衡与重建的力量时，首先转向了西方的资源——就连“寻根”，都是受西方影响的产物。在小说领域，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写作、后现代写作甚至“颠覆”了小说叙事本身。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思想寓意，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总的来说，如果中国作家以西方的小说技巧或视角，写出真切、丰富的中国经验和故事，往往获得成功。但大多数中国小说的现代、后现代文本，只流于技巧的模仿，而并不考虑如此技巧是否能起到加深表现力的实质性作用。这些小说可能带我们领略五光十色的小说叙事光影，却并未为中国小说的传统增添真正的、新的美学经验。

由此可见，中国小说的传统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现代文学中的杰出之作早已参与了新的中国小说传统的建构。而中国小说的传统仍然呼唤新的血液、新的灵感。也就是说，传统正是与创新错综复杂、自然而然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得以延续的。

“好的中国小说”

2005年作家哈金发表了题为《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文章，如果说哈金在此文中只是振臂一呼，那么2013年周明全于《当代文坛》第5期发表的长文《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以及另一篇文章《中国好小说的层级》，则对“中国小说”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

周明全提出“好的中国小说”这一概念，认为“好的中国小说”应该具有“故事好”“人物典型、个性突出”“语言优美有力”等八个要素。

他所提出的这八个要素，恰恰回答了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写出既符合中国传统、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又能吸引西方读者的世界性作品？”

前文提到，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长篇小说中，“非叙事性”、潜在的“四季结构”等，成为中国小说传统的重要方面，可是经由晚清民初、五四时期取法域外文学，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整部小说讲述一个头尾俱全、结构完整、生动曲折的故事，即“故事好”已然成为中国小说的重要评价标准。而“人物典型、个性突出”也是融合了西方文学的经验与中国叙事传统的结果，在中国小说的传统中，通过人物对话，以人物语言表现突出的人物个性的方式由来已久。而“语言优美有力”是好的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伟大的小说家都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家，他们能“把顶平凡的话语调动得生动有力”（老舍评《红楼梦》）。而这一条目前却为许多当代作家所忽视，他们似乎忘记了，建设优美的汉语至少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使命。胡适提出“文学的国语”，就是说，正是好的白话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造就了中国的国语，也最终表达、薪传了中国文化。

“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如何既呼应中国小说的传统，又在新的语境下有所创新？”是值得一再探讨和对话的问题。总之，每一部以合理的、有表现力的小说技巧，写出中国人真实的人生经验，使中国人情感、精神得以表达；同时营造开拓中国式的审美境界、为小说增添新的美学经验、为优美典范的汉语作出贡献的作品，都告诉我们，什么是包含了传统与创新的“好的中国小说”。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