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段万才，男，河南三门峡人。五十四年过去，于时光已经是个旧人，于文学还是一个新兵。《父亲不曾流泪》是我给文学刊物的第一次投稿，也是第一次发表。之前一直在为报纸副刊写稿，现供职于四川成都。

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

父子情深，而今两岸，中间隔着一条叫作生死的河流，也有人叫岁月，也有人叫流年。十年来，我在此岸，守着父亲的血脉，也守着对父亲的追念。在天堂以远，父亲带着他治不好的病，黯然藏在彼岸。十年来，向着彼岸，我一次次眺望、一次次问天：彼岸无应，父亲无言。

1

2006年10月，我为母亲的抚恤事宜，第一次去了父亲工作过的陕县支建煤矿。车上下转弯，一路颠簸摇荡，不足40公里的路程走了近两个小时。矿区掩在一个山谷中，覆着一层尘埃，很安静。这是一个县办煤窑，建于1958年。半个多世纪过去，矿区房舍已经很陈旧了。想象不出，父亲当初在这里上班是个什么样子？

1969年，支建煤矿招合同工。父亲在村里为人正直，又当过兵，很不受村干部待见，就被“推荐”去了支建煤矿，把一群儿女丢在了家里。父亲放心不下，轮到休班，都要回家看看。大路远，父亲每次都绕山后的近路，一路翻山爬岭，要从天明走到天黑。还有几次在山谷遇到了狼。饥荒年代，狼也饥荒，更凶狠贪婪渴望食物。父亲每次都与狼对峙了很久，才得以脱身。父亲一进家门，就从挎包里掏出一块白馍，一掰四块儿，分给我们。

因为太珍惜，五弟几乎是用指甲掐着在吃；

因为太珍贵，偶尔掉下的馍渣，也都一粒一粒捡起。

四十七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馍的每一颗粒至今还在唇齿间释放着香气。当年一个国家都在困难时期，父亲的伙食标准本来就低，平时也只是半饱。那一块白馍不知父亲要攒上多长时间？四十七年过去。当年的那种不舍与珍惜，都化作了点滴父爱，永远地住进了我们生命；那一粒一粒的馍渣都化作了血脉，永恒地铸进了我们骨骼。

2007年7月29日，支建煤矿发生了重大透水事故。69名矿工被困井下三天三夜，才得以解救。父亲当年也在井下出过事故、受过工伤。只是不知道父亲遭遇的事故是否也这样惊险：一群黑脸汉子被困在死亡暗穴，几天几夜，无食无水，魂魄不安。井下挖煤，危险之外，工作又累，又不能完全吃饱。然而，正是这样一份工作，让我弟兄在那个严酷的饥荒年代，一个月还能吃上几次白馍；就是这样一份工作，父亲刚在矿上干了半年，就被人诬陷偷听敌台，给遣送回了老家。养育之恩，天高地厚。而今父亲身寄一丘，覆于荒草。纵然素尺三千，怎抵父亲当年舐犊情？

从1970年到1980年，这十年里，饥饿疯狂，人心也疯狂。春天大片的田地不种，秋天遍地的庄稼不收，一群一群的人滚在地里扭打。打完了，有人鼻子流血，有人嘴角流血，都还不服，互相指着鼻子，瞪着眼睛，吵吵嚷嚷着去公社评理。

父亲性格鲜明，又受村干部忌惮，经常背腹受敌。我每次放学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心里不由得就会收紧，最怕听到父亲与人吵架。有几次，父亲已经被打倒，几个壮汉还堵在我家门口，气势汹汹的样子。我兄妹饥饿奄奄，父亲周遭又全是构陷迫害，几乎不能自存：苦难逼迫，生死左右相见；生死逼迫，苦难左右浮沉。

时光若再倒回十年，从1960至1970年，这十年里，天灾与人祸并行，国家难，民生难，我兄妹一个个又来到人间。

1957年，大哥出生。第二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旱灾，浮夸风也跟着开始。

1960年，二哥降生。这年北方大部地区300到400天无降水。也是这年，中苏交恶，国家开始大规模偿还外债。

1962年，三哥降生。全国持续大面积干旱。河西走廊、内蒙古、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井干河断。也是这年，国家实行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父亲也从河南省地质队“下放”回来。

饿死，不是干瘪而死，是肢体浮肿，流着黄水，慢慢而死。山东枣庄口腔医院的周院长曾对我谈起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情景：眼看一个人到了家门口，就要迈过门槛，突然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家里人见了，连拉一具尸体的力气都没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周院长说完，眼睛还像泡在热水里。若不是亲身经历，焉能如此动情？大哥、二哥、三哥的降生之年，虽无战争发生，死亡却可以随时相见。若不是父亲东奔西走去弄一点粮食，我兄妹的命运又会怎样？

父亲从地质队“下放”之初，曾拿着下放费去贩过三次烟。一次被偷，一次被收。另一次是在河南许昌，父亲正在站台等车，一条烟掉下了轨道。父亲跳下站台，正要去捡，一辆火车急速开来。父亲来不及爬上站台，只能侧身站立。火车带过的风，卷着父亲的头发，撩着父亲的魂魄，呼啸而去。那个穿青布棉袍的胖老头，翻上站台去为朱家儿子买橘子的“背影”，曾经感动了天下千万儿女，而我父亲那个惊恐的背影，除了当年的那列火车，无人看见。谁又会感动？谁又会纪念？

几番下来，钱没赚到，还差点出了大事，下放费也用尽了。家里一日三顿不升炊烟，一群儿女饥饿怜怜：

母亲把四邻借遍，也只是一瓢半瓢。再借，只能空瓢回来；

父亲把亲戚借遍，也只是十斤八斤。再借，只能空袋回来。

母亲一番番思量无策。

父亲一夜夜辗转无眠。

当年，我有一个表姐夫在英豪瓷厂当卡车司机。明知对方也难，父亲还是厚着颜面去借了人家几块钱，买下八个瓦罐，扒上列车，去外地换玉米。上了火车，方向不由自己，远近不由自己。列车在哪里停靠，父亲就在哪里下车，挑起瓦罐，打着嗓子，沿村吆喝。有时几天过去，附近的村庄转遍，也没换到一粒玉米，干粮也尽了。到了晚上，父亲随便找一个屋檐挨到天明：附近有水，就洗把脸，喝几口；没水，就干抹一把，舔舔嘴唇，继续挑担吆喝。

八个瓦罐当年能换七八十斤玉米。运气好的话，一趟只要三天五天；运气不好，就没了天数。父亲历尽曲折，换点粮食回到村里，很快会被扭到大队，要求交代投机倒把的罪行。父亲一生不做软事、不说软话，不认为换玉米有罪，任他们捆绑，始终没有低头，就被关进了学习班。家里这就彻底断了炊烟，一群儿女的生死命运就悬在了高崖。父亲没有选择，只有交代：

“1962年在郑州买20条烟，总价值400块（以自己的下放费做本钱），打算到兰州卖，不想在火车上睡着，东西被人偷了。又一次在郑州买了30多斤烟叶兑换纸烟，没出郑州就被市管会没收了。

每次去地里出工时，衣服袋里藏一穗玉米。

1962年麦收后，到火车站偷木棍一根，两把粗，一米长；1962年秋，护青时，发现路边有根木头，我就背回家了（小四清时交了）。1965年春季，大队组织到四号洞做工，偷大绳一根，洋灰（水泥）纸袋三个。

1962年冬天，自己买了架子车，拉重晶石，大约20多次，一次能挣12块，没给集体交……”

此“罪状”来于父亲档案，为父亲亲笔，原纸原字还在。我不敢改动一字，标点也不敢改。也是尊重父亲，也是敬畏父亲曾经的苦难。1962年是父亲“罪状”里提及最多的一个年份，也是父亲的下放之年，也是父亲命运的转折之年。此后十余年，困厄连绵，成为父亲一生中最难的岁月。我见过父亲那年的一张照片：留着大平头，穿中山装，俊朗英气。但是父亲这个形象，就想象得出父亲当年的血性与刚强，也想象得出父亲当年的苦难与抗争。

我兄妹在幼年虽然挨饿，但难处有父亲，冷处有母亲。我父亲三岁丧母，我祖父又经年在外，杳无消息。父亲就跟着长祖父一家讨生活，九岁开始给地主放羊，十一岁流浪到上海，在外滩码头给旅人拎箱。上海软语难懂，父亲又流浪到郑州，在一家澡堂做了两年杂工，攒了点钱，本想体面地回家过年，不想在车上被贼人偷窃。

1947年除夕，父亲站在久别两年的村口，举目缕缕炊烟，没有归处。正好有一支解放军路过村庄，父亲跨年才14岁也参了军。解放战争中，父亲人小鬼大，多次立功。1950年加入了志愿军，已经随大军到了延边，不幸染上了疟疾，而止步于鸭绿江边，之后转业到了观音堂煤矿。1954年被招进了河南省地质队，于1962年“下放”。

一直站在命运的下风，却从未被打倒，父亲就是有这样一副铁骨。1976年国家恢复高考，二哥刚初中毕业，我们家又正缺劳力，村里谁也没想到，父亲去找了公社书记，想让我二哥上高中。父亲好话说尽，没用。让二哥上高中，在父亲已经成了决然意志，不容对方不答应。情急之下，父亲拍案而起，再次据理相争，这才拿到了通知书。

当时正值深秋，二哥正在犁红薯地。父亲拿着通知书来到地头，二哥一时竟喜极而泣。那个下午，父子二人蹲在一堆火光前，举烤薯为杯、为酒、为美馔相庆。

1980年，高考在即，二哥严重失眠。父亲很干脆，喊二哥回来锄了一星期的地，果然有效。七月发榜，二哥赫然在列，考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成了我们家改变命运的排头兵。

1980年初，父亲已获平反。之后我兄妹在父亲的指引下，或考学、或招工陆续有了出路。我们家终于走出了困厄的沼泽地。

敬畏父亲曾经的苦难。感谢父亲曾经的养育。怀念父亲永恒的恩情。

2

1984年，父亲退休，这一生从此安放。

父亲不是一个完全的农民，对农具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每年割麦前几日，就像年关里赶集，几乎天天上街。

青枝青条的扫帚，有竹叶的香气。父亲选一把拿在手里，抖一抖轻重，合适。

白柄白刃的木锨，有新木的香气。父亲选一张握在手里，空扬几下，也合适。

木杈也是今年的新木打制。三个木齿，长长的，带着象牙的弯度，也是象牙的颜色。父亲也觉得合意。时间还早，父亲想再看看。

在另一家店，没中意的，父亲转身要走。那店老板却热情，拉父亲坐下喝茶。

末了，父亲说：“没买你家东西，空喝了你许多茶。”

“哪年六月不收麦？今年不买，明年买。”店老板这话敞亮。父亲难为情，不忍不买，就选了一把扫帚，说：“这扫帚少一枝两枝的，不耽搁扫场。这人情若少了一角，就不美气了。”

青青黄黄的麦田，割也不是，不割也不是，许多后生急迫不安。父亲花一个早上，巡过几块麦地，心里已经有数。下午，父亲端一盆清水，开始磨镰。父亲不时用拇指刮一刮刃口，直到铮铮脆响。一晌下来，檐下的一排镰刀，刃刃亮利。母亲说父亲瞎魔怔。父亲笑着说：只要腰力好，任凭你用。

父亲扬场，也是把好手。手起锨落，麦粒如雨落在眼前，麦糠顺风飘远。一晌过去，一堆新麦，像风后的一个沙丘，安静在麦场中央。

无论春秋，得谷者昌。

在我家乡，评判一个庄稼能手不比小麦。若风雨及时，小麦亩产不会差多少。种谷不一样，种稀了，无苗可补；种稠了，拔一棵伤百棵，也留不到苗。父亲和队里的几个人下棋都还谦让，论到种谷，彼此不服。

一亩谷子，别人锄两天，父亲锄三天。正午，别人都回了家。父亲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色汗衫，在太阳下，小心翼翼地锄着他的谷子。新生的谷苗，泛一点浅绿，远看若无。

七月，青汤汤的谷苗一行过去，很是喜人。父亲锄过去，七寸一苗，锄下无情。母亲让父亲多留一棵。父亲说留苗如留草。

父亲这样的人，在我们家乡叫”利亮人“。利亮——利索、亮堂。

农事细致以外，父亲还会管事情。村里的事情场上，只见父亲穿梭的身影，只听父亲响亮的嗓音，也听人喊父亲的名字：有时几个人同时喊，有时一人连声喊。父亲还会造厨。父亲做的红烧肉尤其好，色香俱在，在上席的瞬间就见了盘底。

尤其近门过事情。父亲一心想办好，唯恐不周全，却常常因为一点细节不和主家心思，结果不欢而散，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彼此都不说话。再过事情，这些人还是觉得父亲牢靠，又来请。父亲是麦秸火脾气，与人没有隔夜仇，一叫又去。

忙完一天的事情，父亲坐下来与乡亲喝酒。有好事者故意设计让父亲多喝。父亲经不得三句好话，结果中计。劳累一天的父亲午夜醉酒，被送了回来。酒中的父亲，怒言怒语。母亲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左右难为。而在平常日子，父亲对母亲，有体谅，但不会软语认错；有温柔，但不会婉言安慰。

父亲还爱管闲事。这在村里有名，在街上也有名。

北山煤矿发达以来，各种卡车日夜穿过我们村庄。村中间的水泥路，已经不成了路：

雨天，泥水汤汤；

晴天，煤尘飞扬。

村里无人问，无人管。2004年秋，父亲把一辆辆煤车挡在了村外。三哥不让管，父亲认准的事，从无妥协。两人为此一场大吵，以致那年春节都没有说话。

村人巧英以捡庄稼、拾破烂为生。村人没人拿正眼瞅过这一家人。那年巧英肚里长了肿瘤，男人无力管。父亲迫使近门的人或多或少都拿了钱，这才解了巧英病困。

1993年冬，天降大雪。310国道被堵，汽车绵延百里。荒凉千年的乡野一时繁华。一瓶开水，张口就是二十块，还不容还价。棉大衣、防滑链已经无价，任凭嘴要。父亲气愤，又无力管，就让母亲做了两桶热面条，挑到国道边，作了义饭。

我们小时候，自己家的光景四下跑风。遇到讨饭的老人、算命的瞎子，父亲都会端给一碗热粥，若是雨天，父亲就打一个地铺给安顿下来。

我们希望父亲在村里做个绅士。父亲有绅士的眼界，无绅士的深邃玲珑，做不来。这世间的许多事，父亲是学不来的。譬如隐藏，没有掩体就失去了保护。父亲当过兵，道理懂，就是不会。再如阴谋、暗算、献媚、求饶这些，在父亲的生命字典里压根儿就没有。

花草之物，在富裕之门是雅趣；在拮据之家，是闲物，是况外，是不懂珍惜。父亲不以为然，不时买一件闲物回来。母亲责言，父亲也不听，不定哪天又买回一件。父亲文化少，不会雅词，但不乏雅趣。二胡、鼓乐、象棋，此类亦雅亦俗之物，父亲亦都在行内。

以前过年，村里总演戏。乡亲爱看什么戏，村里就演什么戏；乡亲爱听什么调，村里就排什么剧。父亲什么剧都不会唱，会拉二胡。

过年，饭都吃的早。天还亮着，戏台下已经坐满了乡亲，一片喧喧闹闹。突然，一阵锣鼓响亮。小孩落座，大人落声。红色大幕缓缓拉开，不见人物登场，只听一曲二胡，如月下流水，清澈而来。

父亲坐在舞台侧面，面前支一个戏谱架子。父亲也不看谱子，有时微微摇头，有时微微耸肩，已经沉醉其中。二胡声中，父亲的内心应该是安静的，或者还有温情的一面。如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旋律悲切，但阿炳的内心有安慰。

父亲当年曾戴过四个指帽，明亮亮的，平常就放在抽屉里。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一看，却不知这指帽是为了胡声好听，还是为了保护手指？一直想问父亲，没有问，再无机会。

父亲退休以后，过年不再演戏，只剩下了锣鼓。

大年初一，父亲手执鼓槌，站在鼓场中央。鼓槌上的红绸也换了新的，在飞扬的雪中，尤见鲜红。父亲点鼓，铜锣无声，小镲轻和；父亲突然发力，重击鼓面。十几个壮汉如闻号令，立时挺起胸膛，把十几副黄铜大镲仰天击响。

那一刻，鼓声喧哗如大风，镲声密集如大雨。众乡亲围着鼓场，一阵击掌，一阵呐喊，连连叫好。我们小孩围在里圈，懂也不懂，只管鼓掌与跺脚。

那一时，穷苦人，不再是穷苦人；烦恼人，不再是烦恼人；乡亲，不再是低调的乡亲；乡村，不再是安静的乡村。牛皮鼓，黄铜镲，从初一到十五，村村相闻。

元宵节，父亲一路“咚咚锵锵”到街上参加比赛。十几支社火队轮番亮相：

男人们踩着高跷耍狮子，花样翻新，个个逞强；

女人们扭着屁股荡旱船，舞姿翩翩，旱船摇摇。

社火连耍三天，鼓声连响三天。末了，仍是父亲的鼓声拔了头筹。

无论晴天雨天，忙天闲天，父亲向来不睡懒觉。每天都早早起来，把自己的被子叠得四边有棱，还要搭上毛巾，铺上床裙。

洗完脸，父亲端半盆清水，扬着水花，把前门后院洒一遍，再拿一把扫帚打扫干净。

乡村，从来就是草草叶叶的世界。

不见风起，也会落下一片新叶，红的椿叶，黄的桑叶，或青的桐叶。

不见鸟飞，也会飘来一支羽毛，喜鹊的、斑鸠的，也可能是戴胜的。

父亲见了，就算在吃饭，也要放下碗筷，过去捡起来。

饭后，父亲把画着棋盘的小方桌搬在当院，布上棋子，再搬来四把凳子，红方一把，黑方一把，左右看客各一把。万事俱备，父亲晃着蒲扇，踱出大门，看哪个先来。棋友常是耳道巷两弟兄。有时，这弟弟刚走，那哥哥又来；有时，哥哥不来，弟弟也不来，外人也不来，父亲竟空摆一天。

二人中的弟弟，在“文革”中曾纠合近族一群壮汉，与父亲一人打斗了多年。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作了诗，发了言，与父亲一生的恩怨都化作了追思与友谊。那对曾经双手叉腰到我家逼门叫嚣的弟兄，也不那样喧哗了，在父亲丧事上，也是里里外外地忙。也许是默悼，也许是感念，也许是父亲去世以后，终于和解。生生灭灭的人世，起起伏伏的恩怨，都随父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