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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作家是创造精神景观的人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 谢有顺  2018年11月21日08:24

◈ 一 ◈

文学是精神的事业,灵魂的叙事,这点,没有人会怀疑。但是,精神是有不同维度,灵魂是有质量大小的。中国小说的价值关怀,多是关乎社会、国家、民族、历史的,不太有超越性的母题,也不太思索个体人生的困境或个体精神所遇到的难题。

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中国小说的主流。

即便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关注现实、人伦的话语面貌,也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鲁迅的《野草》写到了个人的痛苦和彷徨,但过于晦涩,未必每个人都能理解;张爱玲的小说写到了人与人在存在意义上的疏离感,以及孤独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但过度执着于一己之私,也有人会觉得她的世俗气里有很狭窄的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再次影响中国,中国作家的精神视野才变得开阔起来,从而知道在国家和人伦之外,还有许多普遍意义上的生存难题,需要文学来表达。

文学只有单一的现世层面的关怀,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建立起来的精神维度,也是残缺、不健全的。尤其是在追问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方面,中国文学还相当匮乏。很多的作家,很容易就和现实达成了和解,他们在作品中所贯注的精神追问,也很容易就消失于无形,就这点而言,一些中国作家缺乏坚定的、决绝的、持续追问的勇气——这种勇气,鲁迅身上有,别的作家身上呢,就很少。

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勇气?就是要作家明白,人生的很多真相,只有在穷根问底的过程中才会显形。沿着作品中那条狭小的精神路径一直走下去,走到心灵的深渊,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都揭开,看看我们的心究竟要什么,我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才能居住下来,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根的文学、找灵魂的文学,才是值得为之垂泪的文学。

可是,随着消费主义潮流的冲击,这种文学精神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当多数人都在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或为如何俘获更多读者而焦虑时,作家其实是要停下来反思的。

艺术的秘密和魅力,正是在于与众不同,在于它是个体的真理。

在一个物质世界,一切都是可以测量,可以标示重量或价格的。但人类世界,还有多少思绪、梦想、希望和绝望是无法称重,也无法释怀的。人知道自己会死,所有不朽可能都是神话,但“末日看来还远,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木心语)。文学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可还有多少人在试着写出这种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景观?

◈ 二 ◈

有一段时间,我推崇须一瓜的小说,就是看到她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她的小说,有一种特有的逼问生活真相、辨析心灵疑难的写作品质,有时,生活中的一个眼神(如《淡绿色的月亮》中的那个丈夫,在面对歹徒时的犹豫),一个普通的案件(如《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的人物失踪),一次偶然的见面(如《有一种树春天叶见红》中导致童大柱背叛爱情的那次“给他条件”的见面),都可能对一个人的精神、对一种完整的生活带来致命的颠覆。

生活如此脆弱,人的内心如此不堪,而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坚硬的现实。

陈希我也是一个喜欢追问真相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抓痒》,追问的就是生存之痒,他的笔触凶狠、毒辣,让人难受,但你必须承认,这也是一种现实——隐匿在现实之下的现实。比如,他在《抓痒》里写到婚姻中的新娘,本来是喜庆的事,但陈希我非得追问到底:“那些新娘,妆化得多么艳丽!她真的长得这么漂亮吗?像公主。她能保持多久?这婚纱是租来的,即使不是租来的,她能长久穿着它吗?即使是头婚的年轻的新娘,她很快也要沦为烂肉的妻子,大腹便便的孕妇,手脚麻利的母亲,理所当然进进出出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主妇。……”这样看世界,真是充满阴暗和绝望。它令人不得不想,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婚姻和爱情的精神基点在哪里?没有这个意义基础,现实和婚姻都是荒谬的。

北村是另一个要将精神困境追问到底的作家。他前几年的几部小说,像《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都是通过一个案件,将人物心底的风景,一点点地逼视出来,追问到最后,意义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有意义的匮乏,就会有拯救的渴望,这是北村一直关注的问题。

记得多年前,北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自问:我每次吃饭,重复着上牙打下牙的动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中国作家笔下,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奇怪。但是,这种意义拷问,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就显得非常普遍。像卡夫卡、福克纳这样的作家,无不在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哪里,其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人生是禁不起追问的,一追问就漏洞百出,一有漏洞,人就活得恐慌——而没有漏洞、不会恐惧的人生,一定是肤浅的,或者是麻木的。

◈ 三 ◈

西方有很多作家和哲学家,把人的存在状况讲得很透彻,这样的精神维度,对于深化文学的灵魂空间是很有价值的。美国哲学家赫舍尔写过一本书《人是谁》,他在书中说:

人的存在之谜不在于他现在是什么,而在于他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对人所了解的,不过是人身上潜在要素的一小部分。描述人类现在是什么,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无法设想人类能够成为什么。

已经有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现实性;未知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可能性。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要表达存在的现实状况,更要竭力探求存在的可能性。中国文学有时过于屈服于存在的现实,把已有的现实存在,看作是合理的,不可更改的,以致在存在的可能性上,几乎不作任何想象。这种精神上的屈服性,是中国文学进一步深化自己的大限。

赫舍尔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文学作为一种梦想,不正是要坚定地提醒人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懂得(尽管是朦胧地或偶尔地),生命如果不能在某种永久性的事物中得到表现,便是令人沮丧的。我们都在寻找一种信念,相信有某种值得为之受苦的事物存在。没有一个人不曾感到迫切希望了解某种比生命、斗争、痛苦存在得更永久的东西。”人会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牛不会,马也不会。人想追求更高的活着的意义,其他动物不想。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看到一个男童挥打鞭子驱赶一匹马,马上就想,如果牛和马知道自己的力气要比人大得多的话,人类将对它们无可奈何。人知道自己是谁,马估计不知道。

中国作家有必要强化自己在精神追问上的力度。中国的儒家文化,主要是一种现实性的文化,但跳脱出来追问人生的意义的思想,并不是一点没有,而是不明显,需要强化。除了缺叩问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一精神维度,中国作家身上,似乎还缺和无限存在、超验世界对话的维度。不仅作家身上缺,其实整个社会都缺。

所以,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阿来的一段话,非常感动。他说,“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着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在各种境遇中看到人,看到人性的深渊,以及深渊中的希冀和呼告,这永远是文学写作的伟大主题。

◈ 四 ◈

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蔑视传统、践踏传统,新的一代,很多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值得敬畏、值得为之殉难的事物了。这种对文化的损害,有时比其他任何物质文化遗产的焚毁,都要来得严重。中国的传统上,是讲人要有敬畏之心的,要敬天,敬地,敬畏大人,一旦把敬畏的层面抽掉,人就和动物无异了。这让我想起自己刚来广州时(十几年前),屡屡发生的飞车抢包事件,那些被抢的女性的包里,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一次又一次,都会有人为着包里的一个旧手机、或者那几十块钱,不惜以牺牲别人性命的代价,把它抢走,甚至还出现过“剁手党”,把人的手剁下来。也有被抢的人因为本能的挣扎而被摔死在路上。为微小的财物,不惜采取极其残忍的方式伤害一个人的生命,当年这样的新闻,看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今天的人都怎么了?今天的教育还讲羞耻之心、恻隐之心吗?以前的强盗作案时,是要蒙面的,占山为王是要躲在密林里的,那个时候人还是有羞耻之心,还是知道抢劫、做强盗是见不得人的,他们作案一般要趁夜黑风高的时候进行,但现在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公然把人的包抢走,不顾人家死活地把人摔倒在地,扬长而去。(当然,广州这几年类似的事几乎没有了)这些人还知道敬畏和害怕吗?

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是讲因果,讲来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子孙后福的,这些很朴素、甚至被斥之为迷信的东西,其实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它使人在作恶时心里会发怵,手会发抖,会想到自己会不会不得善终,会想自己这样会不会把子孙的福气都败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约束就来了,灵魂就会起来审判他了,这些,就叫道德律。

人光有法律管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里要有道德律在管他,这个管,才是无时不在、真正有效的。这个道德律,是通向人的良心,通向超验世界的神性的。如果把一切超验层面的敬畏都取消掉,人活着只讲现世,人死如灯灭,真的死了就没了,那生前就赶紧吃吃喝喝吧,及时寻乐,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化里也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同时它也提醒人,你要为你做的事情负责。你说不准,冥冥中是否会有一个规则,有一天会起来惩罚恶人。人一这样想,他的灵魂就会不得安宁,就会害怕。有的时候,害怕对人是一种必要的保护。你懂得害怕,那表明你还有自我约束。一个不懂得害怕的民族,放纵起来是很恐怖的。你看现在的一些人,可以为一句话的冲突就把人打死,一些贪官,一下就贪几千万,几个亿,他们的胆子何等的大?他们对世界的公理轻蔑到了何等程度?

◈ 五 ◈

在一个渎神的时代,在一个精神被物质吞没的时代,作家有时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他要提醒人们思索活着的意义,要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不断深入到更高远的精神空间里,让人对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能够写到读起来让人觉得害怕,让人觉得恐惧,让人不得不敬畏一个更雄伟的世界,这种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伟大作家,他使我们意识到,人心里是有两种力量在争斗的。“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写出一个人灵魂里的论辩与搏斗,是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所以弗洛伊德说:“《卡拉玛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而《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能让人觉得没有心心相印的爱情知己,人世是没有希望的。它创造了一个绚烂、深情的世界,映照出的或许不过是俗世的不堪、人心的溃败,但作者依然选择原谅,饶恕一切,也超越一切。写出这种悲哀之情,写出对人性的宽恕,写出一个人内心所经历的风暴,写出高远的梦想,写出那些有重量的的希望或幻灭感,才算找到了写作的理由。

作家是创造精神景观的人,也是感受痛苦、体察孤独、永远在无所希望中希望的人,他不应该被坚硬的现实或消费主义所打败,而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在人性中寻找神性。有了这个精神维度,作家的视野才是健全而不残缺的。

看多了那些斤斤计较、细碎庸常、小感觉小情怀或心狠手辣的文学作品之后,我多么希望看到这样一种孤绝而精神浩荡的写作。可是,它会出现么?

(根据一次讲座的录音整理、节选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