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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和成熟

来源:文艺报 | 谢冕  2018年11月19日08:35

所谓新学科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上世纪50年代,它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光明的尾巴”。我上大学的时候,现代文学讲到赵树理,几乎就没什么可讲了,于是往往在学期的最后,匆匆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新作品交代一过,就收场了。这也正常,毕竟刚进入新的时代,一切刚开始,新的文学现象(即所谓“光明)还来不及展开。

过一段时间,新的作品逐渐多了,随之而来的批判式的评论也多了。那些批判者往往自己是专业的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姿态“居高临下”,文风也相当粗粝,给人的印象并不佳。于是,这个刚出头的新学科,也普遍不被看好,学科未曾形成,“没有学问”的判词倒是有了。在大学中文系,最有“学问”的是古代文学,再就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谁都可以做的,既然不被看好,这“光明的尾巴”也就这么拖着。

北大是最早建立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学校。我和洪子诚先生参加了初建工作,我们知道此中甘苦,我们的工作那时也不被重视,但我们坚持下来了,新建立的教研室开始编写新中国的第一本当代文学史,即《当代文学概观》。在当时的大形势下,这个学科风险不断。记得那年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一个学生有意“考我”,题目是: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禁区?我只是支吾其词。幸好时风有变,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给予我们较多的言说自由。这些年,个人文学史、文体史、个人文集的出版也都得到允许。当代文学不仅有硕士学位,而且一些大学也开始设博士点,从这里走出来一批又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这些青年才俊是支撑这个学科的骨干。因为与社会政治的距离太近,这里依然充满险情。

但毕竟有勇者前行,有智者带领我们一路坚持。如今这个学科有无“学问”,它的学术含量和地位,应当是不被怀疑了。我们终于因自信而自重,因自重而自立,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曾经被轻视的“没有学问”的新学科走向成熟。

至于我个人,除去上述那些外在因素,使自己有时不免处境艰难之外,就学科自身而言,因为毕生从事于此,深知其中坎坷曲折,也时感从事之难。首先,这是一门不断增生和增长的学科,它只有起点而不知下限,作为研究对象,它是不断前行的、动态的学科。作品时刻涌现,资料浩如烟海,新人辈出,凡此一切,我们必须奋力跟踪追赶,无休无止。过去大批判时,我们嘲笑一些老师“发黄的讲稿”,如今我们甚至羡慕他。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我们几乎每一次讲课都需要新的讲稿,补充、更新,甚至推翻重来,这是常态。

从事这个学科的学人,大抵都深感负荷的沉重,纷至沓来的作品需要了解,阅读量极大。而刊物和会议的繁多,呼唤着批评家的介入,写作量极大。众人皆知,有效的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文本的阅读基础上的。我常告诫学生,没有阅读和思考,一个字都不要说,这是作为学者的基本和出发点。我们读过,我们才能批评一个作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走向进行概括,一个评论家的概括能力,往往能说明一个评论家所处的位置。

“积学”二字,在此当作别解。面对不断增长的研究对象,说来很是不忍。我们必须迅疾地淘汰那些平庸的作品,经过筛选,保留下来那些精品,而后予以归纳、总结。通常讲积学,是积累,而在本学科,却是首重淘汰。而千变万化的当代文学实践,其中的诡秘和奇异也是一种常态。作为批评家的学者,让那些奇珍在我们的眼皮下消失,却是不可原谅的失职。这里强调的是准确的判断,是学者的眼光,学识决定眼光,眼光决定概括力、判断力。最终体现为学者的胸怀,胸怀宽广,境界就高。一个学者能从异常多变而繁复的现象中有自己的发现,乃是学界所至,而又能从通常视为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则取决于胸襟,即境界。大学者有大境界。

“众神狂欢”也好,“青春文学和失去青春的文学”也好,“乡村文明的追怀和崩溃”也好,“先锋文学的终结”也好,都是批评家对于一个时代性的文学概括。目光所至,怦然心动,其间燃烧着学者的激情。激情在诗人那里是“常有”,而对于批评家和学者而言,却是“罕有”。我经常强调从事文学研究的激情,甚至强调以美文体现这种激情。而判断力、眼光、境界,那是来自于学科的观察和积累,此非一日之功,乃是长期坚持之功,而作为学者的激情却是由于热爱。

一个新生的学科,就在这样的丛莽中诞生并生长,而作为标志的并不是那些大本小本的著作,而是一代学人的出现,他们有异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是受到严格训练并熟谙专业知识的全新的一代人。他们是学者型的批评家,又是批评家型的学者。一代新学人的出现和他们成为当今学界和批评界的主力,正是中国文学作为学科成熟的一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