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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教育的儿童到顽童 ——近百年儿童文学观与儿童书写

来源:文艺报 | 眉睫  2018年11月14日08:17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了一个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也明显地受到了影响。从上世纪30年代勃兴的“政治童话”开始,到四五十年代的战争儿童文学,正是儿童文学发生此种转变的表现。中国人的儿童文学观、儿童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儿童书写,发生了一波三折的变化。从儿童文学观的角度看,经历了一个儿童本位论的发明与遮蔽、阶级性与儿童性之争、教育性与文学性之争,以及朱自强等人重提、新解儿童本位论的发展历程。这依然只是一个回到原点的开始,当代中国尚未出现皮亚杰一类的儿童心理学家,也没有出现吴研因一样的儿童文学教育大师。我期待更多人能够经由“儿童本位论”,而抵达儿童的世界,并真正树立起“立人”的新观念。

“昙花一现”的繁荣

现在的学者在论述现当代儿童文学史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中国儿童文学的三个高峰期: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50年代,三是80年代。在文学繁荣的背后,往往是理论火花的激烈碰撞。五四时期,我们发现了“儿童”和“儿童文学”,自此它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叶圣陶、张天翼、丰子恺、郑振铎、凌叔华、黎锦晖、老舍、冰心等许多文坛大家创作了不少杰出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五四精神:人的解放。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童的文学》不啻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历史宣言。

与此同时,一些儿童教育工作者,例如吴研因、沈百英、魏寿镛、周侯于等,受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影响,召集一批教师,甚至亲自动手,为幼儿和小学生编创了大量的儿童文学教育读本。这些凝聚着大量小学教师的辛勤汗水的劳动成果,而今成为一座宝库暗藏于历史的某个角落,或者说是一条地下河流。然而,总有一天它们会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熠熠生辉。

由于这些作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倡导,他们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周作人、叶圣陶、张天翼、丰子恺、郑振铎、凌叔华、冰心、茅盾等人的儿童文学观虽然也不尽相同,但在为人生、为儿童的立场上是相一致的。相比较而言,最具进步性的是周作人、丰子恺和凌叔华等人,他们具有更为自觉、强烈的儿童文学意识,儿童本位论及其创作实践已经初步产生影响,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姿。叶圣陶、郑振铎、冰心等文学研究会作家,在“为人生”的文学思潮当中,创作了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的经典和奠基之作,一时成为儿童文学的风潮。稍后的左翼文学新人张天翼,更是天才般创作了《大林和小林》,成为民国时期销量最广的一部童话。因为各自儿童文学观的一些差异,他们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他们笔下的儿童形象,都有了些许不同。丰子恺、凌叔华笔下的儿童,较少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纯然一派童心永在,是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冰心的《寄小读者》,小读者主要是她的抒情和倾诉对象,作者也较为缺乏明显的儿童文学意识,只能说是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张天翼更是将儿童引入斗争现实,发挥了文学的宣传作用。

在后来的文学发展里,张天翼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甚至越走越远,这跟儿童文学观的转变有重大关系。

儿童文学观的转型

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以后,尤其到了5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虽然被赋予了新的品格和要求,但依然在昂首前行,形成了一个儿童文学的繁荣期。这个繁荣期的形成,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民国时期的创作积淀和既已形成的儿童文学品格的继续存在。战争给予儿童文学以新的题材、内容,新的写作要求,但对文学性的坚持,立足于儿童的身心,甚至考虑到“儿童化”(贺宜)、“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陈伯吹)等问题,所以儿童文学本身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二是政府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提倡。这里不妨引用一段195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至今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严重的是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目前少年儿童教育事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有必要向作家们、编辑们、出版发行工作者们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工作吧!……必须扩大现有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并增设专业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在各省市有条件的人民出版社设立儿童读物编辑室,负责出版一部分当地需要的儿童读物。……改变少年儿童读物严重奇缺的状况,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确定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出版、发行工作的计划,争取在短时间内,基本改变这种状况,使孩子们有更多的书读。”

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不少儿童文学的品种开始走向成熟,如儿童小说、童话等,但又囿于这个时代的条件,中国的儿童文学最终并未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社会各界对于儿童仍然缺少了解,一些与儿童相关的科学领域,如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科学等都发展缓慢,最终也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发展。所以到了60年代初,茅盾写了一篇《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其中说道:“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激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儿童文学歉收的一年。”他还用5句话概括当时的创作现象:“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这是一个文学繁荣期的结束,也标志着国人儿童文学观即将扭曲的时代的到来。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也可以说始于对陈伯吹的批判),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中国的儿童文学开始走下坡路。以1963年创刊的《儿童文学》为例,在“文革”爆发以前总共才出版10期,等到“文革”爆发前不久就停刊了。《儿童文学》的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承认:“《儿童文学》丛刊在出版了4期以后,因为政治原因,刊物逐渐偏离了文学艺术的方向,第六期上出现大批判文章,批判小说《‘强盗’的女儿》。”(见《〈儿童文学〉大事记》)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原则,最为典型的就是“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文革中的儿童小说》中进一步把当时的“创作公式”总结为“五规定”:一、必须写阶级斗争;二、必须有对立面人物;三、必须有正面冲突;四、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更不准给英雄人物抹黑;五、光写行的还不够,还要写出英雄人物的思想高度,甚至理论高度。这些“原则”与“公式”的背后,其实就是阶级性对儿童性的扼杀。当儿童性不再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时候,这样的创作连文学都不是,更遑论是儿童文学?儿童小说和童话的歉收,那么低幼文学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儿童文学的“红色经典”,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代表即《小英雄雨来》《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这些作品里的儿童形象,机智、勇敢,参与到了成人世界里的斗争,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销量和影响。

书写顽童的时代来临

“文革”结束后,《儿童文学》等杂志开始复刊,儿童文学工作者们又开始思考儿童文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讨论之初,“儿童本位论”依然被视作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中国翻版,予以大加批驳,当时的《儿童文学研究》复刊后的创刊号、《北京文艺》等刊物都发表了诸如此类的否定文章。这说明,当时不少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虽然已经开始讨论和思考“儿童的特点”、“儿童读物的特点”等问题,但由于受到阶级斗争理念的束缚,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对而言,稍显开放一些的反而是后来受到质疑的鲁兵。

1979年,鲁兵在《小百花》上发表《教育儿童的文学》一文,他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他还曾指出:“不论儿童文学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儿童文学必然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而儿童文学作家也必然的儿童的教育者。将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和教育割裂开来,这是无视于事实;而将两者对立起来,则更是错误的。”几年后,曹文轩写文质疑道:“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斥了这一作用,文学是不完善的。但,我们过去把教育作用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将教育性提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甚至将教育性看成了文学的惟一属性。而过去的所谓教育,和政治又是同义语,教育即政治说教。儿童文学也未能幸免,一样被纳入了配合政治的轨道。……即使教育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把教育性作为儿童文学的惟一属性。因为,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是文学”这是曹文轩提出的一个观念,代表了当时不少青年作家、学者的心声,后来刘绪源、方卫平等理论家也加入了论争。年轻一代的作家们终于在辩驳与质疑中成长起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第三个繁荣期,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曹文轩、董宏猷、黄蓓佳、秦文君、冰波、彭懿、郑渊洁等写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可以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有了真正的交响乐、大合唱。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这支“小溪流的歌”没有停息,大有驶入大海之感。儿童文学为了回归文学性,在否定了阶级性之后,遇到了教育性的纠缠,只是一个插曲,中国儿童文学最终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迎来真正的解放。

这一时期,中国也有了自己最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如刘绪源、方卫平和朱自强等。刘绪源较早提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成为此后儿童文学发展的指路明灯。“顽童”的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甚至成为主流。正是一代代作家对“顽童”的书写,一步步打开了中国家长和教师的思想。顽童的母题已经和爱的母题、自然的母题真正并驾齐驱,有了自己的经典著作和经典儿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