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奇峰”、“老姜”、“新驹”与“经典化” ——关于文学评奖与排行榜的杂想

来源:《收获》 | 苏炜  2018年11月13日08:49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古谚所言是指在艺文竞技场上,其实很难区分伯仲;而在武艺擂台上,“第二”就意味着失败,至少是被击倒。将此一通则放诸近年林林总总、可谓风起云涌的各种评奖与“文学排行榜”的话题里,就显得别有奇趣了。

顾名思义,“评奖”与“排行榜”者,就是要为相关年度发表出版的优秀作品排名次、选序列、论先后、评优劣。具体到入围作品的评估,其实对于每一位参与评审者,都必得要拿出一个孰先孰后、谁第一谁第二的排序——那个“文无第一”的通则不但要打破,需要硬性地“立一定二”,而且还要为此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于是,便呈现出“各花入各眼”的价值判断标准的纷繁凌乱,更成为各种纷争、“黑幕”以至“丑闻”的孳生温床了。

既是有幸也或是“不幸”,近些年来,笔者恰巧以“海外评委”的身份,担任过几个文学评奖与排行榜活动的评审员角色。其中,又以先后两届担任“郁达夫文学奖”(由《江南》杂志主导的全国中短篇小说双年奖)的“专家评委”和2017年上海《收获》杂志成立60周年举办的年度中短篇小说排行榜的评委(并任上半年的评委主任),最为“正式”并责任沉重。

我深知此重责,乃拜自己身后的“耶鲁”名校光环之赐;同时也明了:设置“海外评委”本身,就意味着强调某种自外于域内人事、山头、派别和体制功利的公正性。

就我参与的两次“郁奖”和《收获》2017年排行榜的评审而言,我都可以坦然公告一点:两个评审活动都没有“暗盘”和“猫腻”——“郁奖”评审的全过程都是向媒体公开的,一轮、二轮甚至三轮的投票都是在媒体公众的眼皮底下进行;《收获》排行榜则是综合彼此无交集的各地评审的评优排序,最后由编辑部据各个排序作综合计算而决定入榜先后名次的。难得的是,三次的评审结果都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趋同,所以我对自己参与此二奖(包括排行榜)的公正性,是笃有自信的。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检索以往留下的零星记录,我这里不妨谈谈近年三次参与文学奖与排行榜的评审活动所留下的大体印象(主要的,也是根据《收获》2017年优秀中短篇小说排行榜留下的记录)。

先说说我个人在择选优秀作品时内心所设定的大致标准:一、新异感:题材的创意和表述的新颖;二、地气和底气:触及现实话题的深度表述;三、态度与温度:文学表述中透现的情怀、情感,文字温度与价值取向;四、阅读快感:结构和意义的繁复多义,叙述语言的干净、舒服、流畅,行文、人物和故事都有趣抓人等等。

以上几点,与其说是某种恒定的现成标准,不如说是某种阅读时即兴的“内心节奏”。有时某文是彼点打动了我,才去关注它是否具备此点的优势;有时则纯粹是一种“眼缘”——某篇是读罢头两行文字就一眼看上了,某篇则是“慢热”类的,读到数页后才渐入佳境。

大体言来,近年参与各类文学评审,我的总体印象有三:

首先,中篇强而短篇弱,是近年小说创作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据参与评审的各大文学刊物主编所言:这也是各编辑部近年接收来稿的普遍现象。入围作品中,中上成色的好中篇很多,也很常见;能称上佳作的短篇却稀薄量少,精品级别的更难得一见。其原因,或许与阅读市场的需求有关——一般爱读小说、以小说作娱乐性消遣的读者,会比较喜欢读长度适中的中篇;更重要的,我以为是作者因素——短篇难为,选材立意、谋篇布局、叙述的精到,可谓虚构文学的基本功。时下的文学写手们或许是不善为,或许是不屑为;更多地,或许还有功利化的考虑:中篇的叙述长度和容量,容易与影视改编挂钩(这是当今小说创作的一个陷阱,见后述),所以,急功近利将市场和作者都捏巴到一块儿去了。

其次,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入围作品中,现实题材多,当下感、现场感都很强,但却视角窄小、题材重复和叙述浮泛;反而,写古今历史题材的入围作品,往往别开生面,显出多种选材角度和故事走向的新异谐趣。比方,现实题材里,某次评审的入围作品中,写自杀和发疯的作品竟占了好些篇,参审的几位编辑都摇头说:近年,日常读的稿子,往往不是自杀就是发疯,简直把人都要读疯了!写都市生活,则离不开一个“酒”字——酒吧、酒店、喝酒、疯酒、闹酒、酒驾,等等,自然,更也离不开一个“吃”字。中国急骤变化的改革现实本来提供的写作题材应该是极其丰富多面的,作者选材叙述的单一狭小,其实反映了作家视野的狭隘和思想的贫乏。反而,入围小说中历史题材的好像普遍显得手法新颖、容易出新,其实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因为目前影视作品里的历史题材,总离不开“宫斗”、“戏说”、“神幻”一类的套路),比如:入围《收获》2017排行榜的中篇《氰化钾》,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写的抗战谍报题材,故事不算新却视角落点很新,写来紧张跳跃又富有张弛有度的节奏感;中篇《花满楼》,写出民国与新时期新旧交错的历史叙事中的历史性偶然及其形而上的感悟;还有中篇《水岸云庐》,以黄河边历史与现实的纠缠写一个“纯真出恶魔”的故事,却以散文化的笔墨写出某种诗体小说的格局……这样的历史题材书写,倒真是让笔者读来爱不释手,大感过瘾的。

我想,上述“现实题材多而同,历史题材老却新”的写作现象,可能反映的正是作者群体日常面对的话语困境——现实话题尖锐入眼却不易把握分寸,因而只好选取易下笔切入的捷径;历史题材因为保有距离感而含有某种保险系数,反而可以放手挥洒。

再次,入围作品以中上成色为多,但让人惊艳、“眼前一亮”的佳品精品,却很少,甚至极少。也就是说,如果按100分来打分,我个人的原始记录里,入选的篇目大体在79分到86分之间,少有让我读后如同经受一场文字洗礼,一激动就给“她”打上个90分以上的。说起来,既然是论伯仲排行,对于我们参与评审者而言,说白了,其实是一种寻求可以将新近优秀作品“经典化”的努力。

说到这个“经典化”话题(其实,这可说是每一个写作人的“终极关怀”),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序列中,如阿城的“三王”、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伏羲伏羲》、王安忆的《长恨歌》或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等,作品甫一问世,敏锐的批评家马上就嗅到某种“经典体味”(这是我杜撰的词儿),意识到——其实这些作品几乎从一诞生就具备“经典体质”了,并且很快,确实就被受众和媒体“经典化”了。

但笔者参与近年诸般评奖和排行榜的评审过程中,尽管千帆阅尽,却少有这种“经典体质”的兴奋——也就是那种仿若天兵天将光临而令你眼前一亮的文字产品,难得一见。——何因耶?何解耶?说来简单,其根由,倒是一目了然的:急功近利的写作诉求,短平快、快餐化、信息化、碎片化的时代氛围,造就了一批为改编影视而写作小说的“小说家”;或者“小说家”的写作,从构思立意开始,直接就意欲与影视挂钩。

本来,“小说的影视化”没有什么不好,它至少可说是小说创作中的一种门类;或许是受“张艺谋的最好作品都是好小说改编的”这一昔日传奇的误导,当今许多小说作者一落笔,就是冲着影视去的,是以作品能改编为影视成品作为“优秀”或者“成功”的标杆的。于是几次评奖和排行榜评审活动所闻,用心经营语言叙述、人性深度和结构趣味的用心走心之作,甚为稀缺。日常翻翻坊间的小说期刊,你可以看到许多仿若影视分镜头剧本或对话脚本一类的“小说创作”,大多是质地粗糙的急就章。那种需要寂寞独行、面壁数年方能成就的文学苦旅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去走,自然,那种熔铸了汗泪经历、有血有肉甚至连血带肉、掷地有声之作,就罕能问世了。

回到具体的入围作品评估,作为具有写作人和评议人双重身份的笔者,自是百感纷呈亦受益良多。概而言之:“奇峰”突起之劲道,“老姜”之辣依旧鲜活,“新驹”之猛也炯然有型,却仍旧时有期待过高而一脚踩空的若有所失之感。

且听我一一道来——

其一,“奇峰”也者,是近年海外华文创作生力军的异峰突起,成了各个排行榜相当“夺人眼球”的一个重大“文情”。作为海外华文写作群体的一员,这是几次评审过程中令我大开眼界也大感安慰的事体。不久前《羊城晚报》旗下“金羊网”一篇题为《从排行榜看海外中文写作实力》的长文如此评述:“海外中文写作群近些年愈来愈显示其非凡的韧劲和实力,也愈来愈被中国文学界重视。由2018年初相继推出的十余种排行榜的2017年小说观之,旅居海外的中文写作者的作品质量之佳、密度之高,超越历年,不啻已集结为中文写作的一支生力军。”

文中具体列举了国内几个重要文学排行榜2017年的年终优秀作品评选中,海外作家与国内作家入选作品基本上平分秋色,“在2017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长篇小说榜五部作品中,旅居加拿大的张翎《劳燕》和旅居美国的范迁《锦瑟》占据其二;旅居加拿大的曾晓文《金尘》则名列中篇小说榜。张翎的《劳燕》还荣膺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最佳作品’,旅居美国的严歌苓以《芳华》位居该排行榜五佳之一。张翎的《劳燕》还入选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7)。在《收获》杂志发布的文学排行榜·专家榜的长篇小说榜上,范迁《锦瑟》、严歌苓《芳华》、张翎《劳燕》三足鼎立。”作者预言:“中国文学的这支生力军甚至也可被视为特种部队,他们阵容精壮,士气高昂,学养丰富,实力非凡,潜力无穷,且多具备不同于国内作者的视野和观念,创作上独出心裁别有洞天的空间更广,未来中文写作天空,必将会闪现更多耀眼的星星。”(阙维杭:《从排行榜看海外中文写作实力)

上述名单里,其实还缺了“二陈”——近年写作势头猛健的陈河与陈谦。“二陈”过去年间已经频繁进出各个评奖和排行榜,而陈河2017年出版的写殷墟考古传奇的长篇《甲骨时光》,陈谦写硅谷科技人的长篇《无穷镜》,此二作无论题材的奇崛或是人性发掘的深度都颇为可观,属于上述多种排行榜里的“遗珠”。

其二呢,“老姜”者,检索自己以往留下的审读记录,每次评审,读来最畅快,文字、结构功夫最“过硬”的篇什,每每都是一些熟口熟面的名字——比如这次《收获》2017排行榜,莫言、王安忆、苏童、毕飞宇、方方、刘庆邦、蒋韵……几位活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依旧是年度优秀中短篇入围作品的名列前茅者,作品成色厚重饱满,一以贯之的不失水准。

比如,前几年荣幸获得被坊间称为“死吻”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获奖后确实多年没见新作,2017的《收获》排行榜评审却一气入围了两个不同的最新短篇系列。就笔者真实的心态而论,我承认自己当时是稍稍戴着“有色眼镜”去进入审读过程的。不料读罢他的《故乡人事》却感到很“服气”——看似不经意的顺手拈来,仿佛是非虚构的散文化笔触里,三笔两笔就写活了一个人物,每一个个性突兀的人物身上,又都总能透现时代、世态流变的深刻痕迹,着墨不重,却余味袅袅(与他以往小说“重口味”的着墨手法大大有别)。此作被好几位评审不约而同地列在榜首位置,诚非虚论。

又如另一枚“老姜”王安忆的中篇《向西向西向南》,此作保持着她一贯的针脚绵密、语调细絮的叙述风格本是可以想象的;令我讶异的是,小说表现得异常鲜活的现实感当下感,无论写纽约唐人街的移民生态,或是两种社会文化冲撞带来的心理落差,写来一若“海外移民新作家”的手笔,令人惊叹这枚“老姜”观察把握生活形态和细节的新锐力度。上文提及的《花满楼》的作者方方,《水岸云庐》的作者蒋韵,还有被评为最优短篇《玛多娜生意》的苏童,也同样是这样功力老辣、笔墨醇厚的“老姜”。可叹的是,纵观近年各家各派各门各户的众多文学评奖和排行榜,唱重头戏、压轴大轴戏的,几乎无一例外,都仍是八九十年代出道崛起的这批文坛“老姜”。

其三,关于“新驹”。——“接地气”,可说是文坛“新驹”们的长项。题材的当下性、新异感与惊悚感——钉子户,补习生,医闹,酒驾,殡仪工,驯鹰师,古物修复,白领失眠症候群,边陲地区的异域世变风情……读来斑斓多姿,落笔粗重,语言脏辣,“重口味”(充满时下“×丝”、“逗×”、“爆×”一类网上粗鄙腔),是我审读一大批名字生疏的“新驹”之作留下的真切感受,也成为透视当下中国社会百态的某种浮世绘画卷。

但是坦白说来,这种阅读感受大体上是浮泛的,缺乏人性与世情的深刻根基支撑的。环视与掂量一圈各家入围作品,你不得不承认:耐读、耐品、耐琢磨的,还是“老姜”们之作。“老姜”犹辣固好,其“老辣”之力,总能盖过“新驹”的锐猛,这就透出了某种隐忧——这就是上文提到的“一脚踩空”而“若有所失”之处了。

每次评审,都要面对一个老中青三代作家列阵相对的阵容,“老”一代的作家始终还头角峥嵘的没有退位;“中”一代作家里有些笔者熟悉的名字,却似还未成气候与气象;“新”一代作家除了个别之外,大多名字笔者都感到陌生——这自然与笔者和国内文学生态现状隔膜太久有关;但落实到具体的阅读感受上,本来名字陌生的作者的优秀入围作品,应该带来更新鲜的阅读冲击力和更多的阅读快感才对,但是,坦白说来,没有,或很少。

许多“新名字”的入围作品,如果不是冲着题材角度的独特鲜活,如果光凭文体和叙述语言的功力(满篇粗言秽语的,就更不必说),其实是没有兴致读下去的。(这令我想到如同电影界——自所谓“第五代”导演群后,本来“第六代”、“第七代”甚至“第八代”……应早已新人辈出,就作品成色论,却至今好像还难成气候与气象一样。)——缺乏对文体样式的追求,没有个体化的语言特质,作家和作品的声口很难有明晰的辨识性,是当今坊间流行的“新新人类”作品的文学通病。

试想想,以往读者提到“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阿城”、“王朔”等等这样的名字(更不用说“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白先勇”等等了),马上就可以清晰勾勒出其文学样貌轮廓,联想到他们的文体特征和语体特征。试问当下坊间和网上流行的写手“大V”与“流量明星”,何人可为?何人企及?(我想到一个“冯唐”,冯唐有其清晰的语体特征,但却未见他的小说作品入围。)

于是,这就需要回到上文开篇所言的“经典化”问题了。说到底,任何文学评奖与排行榜,都是从“文学现场”走向“经典化”之路的一个驿站。时间,当然是“经典”的最后塑手;但“文学经典”的形成与确立,却需要以众多沉凝积淀的优秀作品之厚土,为孕育时光之晶的土壤。可以这么说,正是文学经典的永恒之光,照耀着每一个写作者的文字之路,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写作者笔墨俯仰之间无愧于天地人生的不息追求。为时代深掘经典沃土,打造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序列,这,其实是今天各种文学评奖和排行榜的真实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几代文学写作人亟待努力,不断翻新标杆,“永远在路上”的漫漫长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