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陈河《外苏河之战》:战争何以成为史诗?

来源:文艺报 | 张娟  2018年11月09日08:24

在陈河的写作谱系中,《米罗山营地》《沙捞越战事》都是以二战为背景的战争写作。近期出版的新作《外苏河之战》延续了他之前战争写作中的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风格和人类主义的切入视角,进一步从战争这个原点出发,反思战争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本质,进一步探讨在战争这种非常态情境下的个人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情感共同体的不同内涵,艺术上更见圆熟。

何以来到战场: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成长故事

在《外苏河之战》中,作者并没有对战争作简单的政治视角的二元划分,而是站在人性视角,不偏不倚地透视了来自两个国家的不同个体,探寻战争对于个体的意义,战争的宏大意义被消解,作品被更多赋予了生命成长的主题。

《外苏河之战》中的三个核心人物赵淮海、库小媛和史密斯,与很多战争小说中被命运裹挟进战争的人物不同,他们是自愿来到战场的。赵淮海为了革命理想,库小媛为了摆脱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史密斯为了自己的国家责任感。他们带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来到战场,却发现战争和他们乌托邦的想象截然不同。赵淮海和美国士兵史密斯经历相似,喜欢读书,有哲学头脑,都有一个当将军的父亲。他们对这场战争持否定态度,但又为自己参与了这场战争而自豪。史密斯可以看做是赵淮海成长过程中的“他者”。陈河在赵淮海当年部队的老兵论坛里看到几张照片,拍的是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狼狈场面,由此想到了一句话:“当你走得足够远,就会看见你自己。”战场上的敌我双方变成了寄生和补充的关系。

赵淮海在越南一路上写的诗和哲学思考都表现出一个少年的成长,不同的是,他成长的环境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赵淮海的参战热情到底来自哪里?小说中,他并没有说出高尚的革命理想:“我也说不出原因。我只是觉得从内心的深处有一种召唤,去远方为了理想而战斗。”这种召唤更像是一种自我成长的内在需要。

战争与爱情是战争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外苏河之战》中,爱情因为战争而惨烈。在赵淮海的成长过程中,库小媛像一个催化剂,她让赵淮海感受到革命之外人性的柔软和美好。赵淮海向往战争,最初的冲动来自于红卫兵的革命热情,而这种革命热情和爱情带来的青春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赵淮海一步步走向战争前线的内在动力。小说中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赵淮海喜欢写作和思考,但他早期的诗只有革命的斗志,毫无诗意。他灵魂的另一部分似乎在等待激活。当爱情到来时,他的话语系统与思想系统自动更新了。库小媛的形象像一个破蛹而出的蝴蝶翩翩起舞,让沉浸在革命狂热中的赵淮海回归真实的生活,让他的力比多有了另一种宣泄和出口。而人物失去爱情所激发起的痛苦,也是真实人性的回归。

小说中,陈河把赵淮海的作战动机放在整个世界图景中,以切·格瓦拉做了类比。赵淮海带着“神”一般的革命理想出发,最后在现实中体会到“人”的脆弱而丧生战场。在战场上,赵淮海以保尔·柯察金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鼓励自己,可面对真实的战场,他越来越困惑于战争的意义。在袁邦奎因为救猪笼死去而被追认为烈士之后,赵淮海心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空洞感,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陈河认为,《外苏河之战》讲述了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成长故事。事实上,陈河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之前的创作中就有显现。《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的背景正是阿尔巴尼亚的动荡政局和战争,主人公李松用抗生素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抵抗病菌,受到当地人英雄一般的欢迎;《沙捞越战事》中的周天化不断追问自己:“我要去哪里?我为什么要去?”具有一种明显内倾的自省气息。正像巴赫金所说:“一部真正的现代成长小说描绘的是一个人在国家历史里成长的形象。”赵淮海的形象不只是由战争塑造的,更是由当时的红色革命热潮和世界文化语境塑造的,因此具有深远意义。

战争背后的生存主题:行走和迷宫

在陈河的小说中,行走和迷宫是永远的主题。可以说,关于存在主义的思考是陈河多年来写作的基本立足点。《致命的圆形》中谢青在阿尔巴尼亚的行走;《沙捞越战事》中周天化先是独自骑马到三千里外的卡尔加利参军,又到万里之外的沙捞越丛林作战;《甲骨时光》中寻找藏宝图的不同国籍的考古者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从本质来讲,这其实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就像谈到《去斯可比之路》时,陈河说:“去斯可比的路是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路”,小说《外苏河之战》中既有赵淮海的行走,又有作为叙事者的“我”的找寻和行走。这场战争对于作者而言,其实是另类的生存场所,而这个生存之境就如同迷宫。

赵淮海的父亲参加过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成为赵淮海行走之梦的起点。他从北京坐上南下的火车,辗转一个礼拜到南宁,坐汽车到凭祥,开始做偷越边境的准备,通过这种方式来到战场。进入越南后,他们遇见越南民兵,在中国部队营房被劝回,从茅厕逃出后又继续前进。在云雾缭绕的越南山林里,靠吃香蕉、红薯和野草充饥,经过蝙蝠洞,在无名小村里烤鸭子吃,甚至遇到想和他们成为夫妻的村寨女人。终于来到红河,河上著名的龙边大桥在半个月前被美国人用B-52轰炸机轮番轰炸成几段,他们只好乘坐越南女驾驶的小船到达河内。被送到了越南的中国大使馆后,经过周总理特批,他们参加了已经进驻越南的高炮部队锻炼,被编入高炮61师85炮六连一班,后来又离开河内进入柬埔寨,“才让他感觉到自己已经真正进入了世界革命的舞台……所执行的则是他个人生命和理想的一次重要使命”。

几乎在差不多同样时间内,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开始在高原山地的游击活动,他也曾访问过北京,和毛主席、周总理见过面。赵淮海与格瓦拉的行走时间重合,精神世界同样有类似。赵淮海热爱毛主席,崇拜他哲学家一样的宏大思想体系。他也阅读过《资本论》《小逻辑》等著作。在读《小逻辑》时,他在注释中看到了出自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功利主义》一书的“苏格拉底和猪谁更幸福的问题”这个命题。赵淮海整个战争的行走过程,也就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

战争对于作者而言是另类的生存场所,这个生存之境就如同迷宫。赵淮海和摄影师老朱来到越南南方,首先看到了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沿着越南、老挝、柬埔寨绵延数千公里,越南南方的解放力量就靠着这条通道源源不断得到补给,有无数的分叉和交汇,仿佛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里写到的迷宫。《外苏河之战》的叙事也有“迷宫叙事”的特征:“这种迷宫特征表现为叙事中有叙事,就像进入迷宫中的道路,分叉中有分叉,每次分叉都引出新的岔路。”而复杂分叉的叙事指向的不是一部单纯的战争小说,而是探讨人类生存的小说。而这种生存中充满了生与死的悖论,每个人的死都将小说引向了不同的话题和思考,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语义场。小说中的赵淮海是死于战争吗?看起来是死于战争。可是事实上那时他经历了南越战场整个村子的人为掩护他们而死,经历了库小媛的自杀,他是去求死,只有死亡才能让他获得解脱。库小媛是死于战争吗?战争只是一个背景,她事实上死于政工组长甄闻达的嫉妒。甄闻达由于妻子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而前途受阻,从而产生了一种对命运的报复心理,赵淮海的一切光环都让他妒火中烧,因此把普通的恋爱事件升级为叛逃事件。甄闻达是死于战争吗?战争只是表面原因,事实上他死于自己内心的忏悔与痛苦。朱记者是死于战争吗?他其实死于对自己爱的人死去的绝望。他们每个人都死于生存的绝望、内心的痛苦,只是战争给了他们更方便的死亡条件,也是战争掩盖了每个人求死背后的复杂动机。这是一场人性之殇,也是一个人性的复杂迷宫。

事实上,生存比死亡更为艰难。《外苏河之战》在战争小说的外衣下包含了哲学的内核。小说从人类意识出发,反思战争给每个民族带来的伤害,和对人类灵魂的戕害,进而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江雪霖和甄闻达的故事中,丈夫的遗体埋葬在越南,妻子只能每年在清明节的时候,到当年和丈夫告别的济南火车站月台上去悼念,但是火车站也拆掉了,她已不知道到哪里去悼念丈夫的亡灵。马金朝侥幸在战场上活下来,脑子里至今还有弹片没取出,丧失了劳动能力,一直穷困。为了救老乡的猪笼而被水冲走的袁邦奎,死去之后被越南人民纪念,而那么多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却被遗忘——这是生存与死亡的悖论。

近年来,海外华文写作也在从不同角度关注战争,如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讲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张翎的《劳燕》从一个女性的遭遇触摸战争带来的疼痛,严歌苓《芳华》从侧面关注到战后老兵的问题……《外苏河之战》可以说是与战争的正面交锋,但是陈河的文学资源更多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文学,其战争书写指向的是对生存状态的思考。作为一部直面战争的小说,《外苏河之战》在某种意义上却超越了战争文学,小说对赵淮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式成长故事的书写,对战争“行走”和“迷宫”式的生存悖论反思,都表现出了战争文学在讲述方式上的广阔视野和深刻理解。以战争作为起点,却没有局限在战争本身的讨论中,而是拓展到对人类的生存本质的探讨。在追问中国战争文学如何史诗化的问题之前,探讨战争小说如何丰富、反思、扩展自己尤为重要,希望《外苏河之战》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