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切都活着，

一切都是象征。

俄罗斯文学曾经给不止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照亮过他们的人生，塑造过他们的人格，融入了他们的骨血。即便世事翻转、沧海桑田，即便俄罗斯式的苦大仇深、牺牲献祭、沉郁多思早已不合潮流，而历尽劫波之后，俄罗斯文化“情结”仍迁延未断，或许——“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啊，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即是一例。中国读者中似乎一直潜隐着一些《日瓦戈医生》的深切爱好者。60年过去，《日瓦戈医生》的宽博、尊贵、挚诚、优雅、丰饶、美感，战胜了时间的磨洗和功利的扰嚷，依然现出莹洁的光泽与澄明的质地。一切都无碍于它的至美本色。

有人说《日瓦戈医生》采取一种《圣经》写法，是一个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标本。帕斯捷尔纳克的确也将这部书稿自称为“我的基督教”，说：“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最直白且最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除赞叹它与《战争与和平》一脉相承的宏阔沉雄外，也极易共鸣于那类世界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精神贵族”/知识分子形象。“日瓦戈”们就是安德烈、彼埃尔的后人，他们携带着、传承着同一种精神DNA，燃烧着与英美理性判然有别的道德激情，拙重地匍匐在大地，高傲地飞翔于云端，上下求索，为苦难的人类探寻着救赎之路，为俄罗斯母亲“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癖”而献祭而哀歌；他们也依然习染着哈姆雷特、“多余人”式的优柔踌躇、矛盾重重、愁肠百结——其实，这反而更增添了他们的迷人魅力，更增容了他们的人文蕴涵。

尽管在宗教热忱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同道相距甚远，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义精神与知行困境，却颇有暗通之处。正因具有可比性，可作参照系。日瓦戈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也是复杂而绵长的。帕斯捷尔纳克曾说：“我对我的同时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债感。我写《日瓦戈医生》就是想试着偿还……对我来说，有责任对我们的时代表明立场……”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后，成千上万的人赶来参加他的葬礼，青年们吟诵着《日瓦戈医生》中的诗句为他送行，1965年大卫·里恩在他拍摄的同名影片中试图呈现那一幕的伟大庄严——旁白是：“……没有人像俄国人这么爱诗。”

语静声息，我走上舞台，依着那打开的门，

我试图探测回声中

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

一位视觉敏锐的中国艺术家说，放眼望去，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迎面走来或倏忽闪过的那些面孔，“一脸剧情”。俄罗斯文学普照着他们的艺术，俄罗斯的艺术都染有文学的光晕。俄罗斯戏剧成就辉煌、独树一帜——这个长着“一脸剧情”面孔的民族，舞台艺术自然不会平庸。

《日瓦戈医生》书内书外都是精彩的戏剧。有学者介绍，1993年著名导演留比莫夫在莫斯科塔甘塔剧院改编上演了同名话剧，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日瓦戈医生》一次又一次地被搬上舞台。今年10月，中国观众终于迎来了舞台上的《日瓦戈医生》，对原作持久的敬意与情结，注定带来对舞台“日瓦戈”的诸多好奇和想象。

无疑，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科米萨尔日芙卡娅剧院的这版舞台“日瓦戈”并不是一个高端版本，它显得太平实本分，缺少中国观众预判中的震撼力与奇突手法。其实，这不仅受到目前引进机制的局限，也与被邀而来的剧院风格有关。科米萨尔日芙卡娅剧院并不是一家拥有大师与巨星的剧院，它代表的是俄国戏剧的普泛水准；但这也是一家拥有传统刻度的剧院，它始建于1942年的艰困岁月，曾是战争年代惟一一家持续开业的剧院。没有理由苛责——正是众多中层剧院的日常生产和运行，垒建起了庞大的基座，最终才铸就了俄罗斯戏剧的金字塔尖；其道理亦如广泛的社会参与和雄厚的中层储备，才有可能让一个国家的足球建立奇功、创造神话一样。

科米萨尔日芙卡娅剧院的“日瓦戈”在各个方面水准都异常平齐，它缺少奇思妙想和神来之笔，却不乏真诚、踏实、严谨。或许出于过度的恭谨与忠诚，致使忠实于原作本身却成为抵达原作精髓和意境的最大障碍。从小说原作到戏剧文本的转化过程中，由于缺少剪裁、提炼、整合上的决断与力度，重要的情节线索与次要的枝节末梢淹没在同一节奏中，提纲挈领的关键台词与交代性的叙述杂糅一道；大量小说原文直接构成了戏剧动作和角色语言，甚至从台框两侧的翻译字幕中可以看到蓝英年、张秉衡译本的诸多段落、句子被直接搬上。日瓦戈与拉拉最美好也是最后的爱情时光里，日瓦戈有过这样一次表白：“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这是他对至爱拉拉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对祖国俄罗斯的倾诉，因为拉拉就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拉拉之歌就是俄罗斯之歌。导演对于此类场景确实显得有些疏忽：扮演日瓦戈的演员懒洋洋地半蜷半躺着，他以玩世不恭的形体与语态，向拉拉漫不经心又原封不动地吐出了小说中这句话。

有观点认为《日瓦戈医生》头绪繁多，人物关系复杂，不宜转译为舞台剧，但即便这个不够精萃的版本也不能佐证这一点，相反它有效提示了此类文学名著以现代舞台呈现所具有的潜能和一些思路。目前该剧的基本框架与结构范式足够承载这部作品，欠缺的是层层深入、精雕细刻的程序与功力，导致舞台成品仍留有毛坯的痕迹，看上去如同一幅轮廓合理而层次色调不够分明的素描稿，画家们惯常称之为：画“灰”了。

在演员的选定上，尤其是拉拉与安季波夫这对夫妻的外形与气质与原作意旨或观众想象相去甚远。原作中，日瓦戈和拉拉的眼里的安季波夫、这个革命圣徒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是燧石，而不是人”，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人物，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深意所在，而目前导演赋予他的却是一个粗俗莽汉的造型定位，或许这不仅仅关涉艺术取向，也间接传递了当下俄罗斯社会的一种流行价值观。

据称，目前世界上《日瓦戈医生》已有十几个戏剧版本，希望中国观众未来还有领略其他甚或最佳版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