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严风华，1962年生。现为广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广西散文学会会长。已出版散文集《窗外是风景》等十部。其中《一座山，两个人》获得第六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折身

1949年12月的某一天，龙州解放前夜，邬民飞带着他的妻子和14岁的女儿，正日夜兼程地往越南的海防逃亡。

邬民飞当时是广西全边对汛督办署的一名下级军官，先后在凭祥、龙州两地海关从事外事工作。这个对讯督办署，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在天津签署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后，经双方商议而设立的机构。其时，龙州被辟为广西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对汛督办署就是专门负责处理中国与法国、越南的外交事务。所谓对汛，即驻有武装之地为“汛地”，彼此对设汛署，即曰“对汛”。广西全边对汛督办署意为“广西国境警察局”的意思。第一任对汛督办由广西提督、太子少保苏元春兼任，地址设于凭祥；第二任对汛督办郑孝胥到任后，立即将督办署迁到龙州利民街。邬民飞当时任法文翻译，写得一手毛笔字。

他知道，龙州一旦解放，那等待着他的将是一个不测的命运。所以，他不得不带着妻儿，忍痛离开家乡，赶上停靠在越南海防的最后一艘国民党军舰，去台湾。当时他们逃亡的路线是：先从龙州的丽江坐船到邻县宁明的明江，然后从宁明边境进入越南，到海防。

但当他们上了岸，来到宁明县边境线上一个叫马鞍村的地方时，情况出现了变化。邬民飞妻子平日以卖豆腐为生，长期操劳，染病在身，身体十分虚弱，而女儿年岁还小，经过两天的跋涉，她们已经体力不支，行动缓慢。按如此速度，恐怕无法赶上百里以外的海防，按时登上这趟唯一的军舰了。无奈之下，邬民飞决定，他一个人先走，等以后安定了，再回来接她们。

当时适逢冬天。他们除了带出一些路费和御寒的衣物，就别无他物了。风从江面刮来，徐徐的，却有一种透入骨髓的冷。江边的竹丛，叶子已经泛黄，在风的作用之下，竹尾顺着风向不停地摇摆，沙沙的响声，抖落许多黄叶。站在路口边，邬民飞要与老婆和女儿告别了。当时的礼节，不会有今天那样的拥抱、握手、吻别之类的造作和烦琐，他只是向她们挥挥手，转身就走。邬民飞是个军人，身高一米七几，身板挺直，英气十足。但此时的他，高大的身躯却现出了一种难以察觉的单薄与孤寒，步子迈得那么迟疑和凝重。看着他在竹林中渐渐远去的背影，他的妻子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岁月的磨砺，世事的困苦，迫使她强忍住了泪水和悲伤，只是用目光表达了送别的留恋。而十多岁的不谙世事的女儿，已明白这是一种骨肉的分离，悲伤之情一下充盈心间。她紧紧拽住母亲的衣襟，一头埋在母亲的怀里，浑身颤抖着，脸颊憋得通红。她想刻意地压制住哭声，不想让父亲听到，否则影响了他的行动。但先是眼泪不听话，扑簌簌地滴下，接着忍不住突然呜的一声哭了。这哭声从扁扁的嘴角里漏了出来，有些嘶哑，有些悲凉。这一哭，邬民飞就一下愣住，赶紧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妻儿，心一软，折身就返回来了。

这一折身，是邬民飞刚才一直怀有的念头。毕竟，抛下妻子和女儿，他于心不忍。况且，这一离别，何时才能相逢？这个家没有了他，她们怎样生活？一连串的困惑使他实在不忍独自离去。但面子和军人的作风只得让他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倒是女儿的哭声给他找到了折身的理由。

但这一折身，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或者说完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他想，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官府里做事还是与邻里相处，他一直没有欺压百姓的言行，估计新政府对他不会有什么不公。

他们又重新坐船从明江而丽江返回龙州。后来，邬民飞的女儿邬淑德在龙州结了婚，邬淑德就成了我母亲，邬民飞就成了我外公。龙州便成了我的出生地。

母亲一直说，如果不是她的一哭，那外公就真的走了，去台湾了。

当年，如果他们都能成行一起去了台湾，那我们的家庭结构就得完全改变。

石枕

不知是哪一年，一个关于教师下放农村的政策下达，母亲不可避免地被排上了号。学校原本是把母亲派往金龙乡的，因为父亲还在金龙中学教书。但母亲坚决不从，她知道在乡下生活，远比城里艰难得多，何况她还要养育我和两个弟弟。她只好选择到外公所在的生产队里做一名菜农。毕竟，那里与原住地近一些。

外公是我们几个孙子唯一能见到的祖辈。外婆、爷爷、奶奶早在我们出生前就去世了。

我外公的家就住在城南唯有的一条街——利民街里。外婆已谢世，所以外公一个人独住。那间房子，也是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屋门前就是街道。直直的一条街，东西走向，就在丽江边上，与对面的龙江街遥遥相望。

从朝阳小学到利民街不远。从学校出来，往西走400米，穿过谷扣村的村民自留地，上了公路，往南走过县城唯一的大桥——龙州大桥，就是利民街了。全程大约就20分钟。

严格地说，龙州大桥已属第二座桥。往西大约500米，早在100年前就建有一座铁桥，那是当时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及其内弟——广西巡防师师长谭浩明一起倡议兴建的。桥始建于1913年，是广西最早的公路铁桥，成为龙州城南北之间互通的唯一通道。据史载，通车典礼的那天，为“固基”和“驱邪祛秽”，以“祭”新桥，师长谭浩明命部下抢来两名穷家少女，吊死桥头，其情景惨不忍睹。1931年3月中旬，龙州起义不久，桂系军阀趁红八军主力分赴各地剿匪之机，出动5000多人分三路从东、西、北三面进犯龙州。由于龙州南面临江，丽江河上唯一的一座铁桥成为了红军阻击桂军的有力屏障。但因寡不敌众，红军4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可惜，铁桥最终被炸断了。

先是1939年4月，日本军第一次进犯龙州时，用小钢炮炸烂了桥面。1944年10月，日本军第二次从南宁地区向左江地区进犯，时任国民党守军的133师师长、白崇禧的外甥海兢强，惊慌失措，在敌军远未到达之时，竟下令通讯排提前炸毁铁桥。仅仅运行了31年的一座桥梁便如此草率和狼狈地寿终正寝。余下的残骸，在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时全部被拆卸炼铁，如今只看到两座斑驳陆离的桥墩。

当母亲带着我和二弟、三弟来到外公家落脚时，外公始料不及。外公家很窄，只有一间用木板围起来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床，其余为厨房和客厅。其实根本就没有厨房和客厅之分，两处都是相连的，空空荡荡，无甚摆设物。如此环境，实在没法安置我们母子四人，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到街上的亲戚家住，让我跟外公做伴。她白天出去做工，只有在午饭和晚饭时我们才在一起。

我从来都没想到，我们一家与外公所在的那条利民街会有什么瓜葛。我们一直住在学校里。这所学校远离城区，故而僻静、单纯，也无聊。我们突然一下变成了“街上崽”，能与街上的孩子们尽情地玩耍，我感到十分快乐——如果这也算快乐的话。

当年，外公肯定估计错了。他们逃亡越南海防不成，回来没几天，龙州便解放。1952年，外公先是和我姑爹一起被收容审查。接着，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8月，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据此历时3年才完成了土改工作，划定了阶级成分，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列为革命的敌人、打击对象，1957年之后将他们合称为“四类分子”。我外公就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在利民街的生产队里劳动，以挑粪为业。

因为血缘，我和外公意外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充满了新鲜。每天晚上才9点多钟，他就要我上床睡觉。若是冬天，他就更早地叫我上床，目的是给他暖被窝。而他睡之前，就坐在客厅太师椅上，边抽烟，边和隔壁那个拉马车的阿公聊天。他们之间的墙壁，都是用木板隔的，彼此打个哈欠，都能听得到声音；划根火柴，也看得见光亮。他们聊够了，外公才上床，我也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他就悄悄地起来，挑起粪桶出门，去掏粪。出门前他已经把昨晚的旧饭煮成粥，留给我吃。我吃了，就到江北的朝阳小学上学。

外公有一头银白的头发。无论何时，都剪成小平头。他上街，总有些小孩见了他就喊“白头翁——白头翁——”，他就笑呵呵地应答，他已经忘记了他是“四类分子”的身份，是专制的对象。若是碰到恶意的取闹，他就不去理会，快快地走过去。

他收工回来，就会很认真地摆弄他的晚饭；每个晚餐，不管有菜没菜，他必定喝上二两酒。吃了饭，他就坐在太师椅上，一根一根地抽烟，等天黑。他睡觉时，每次都从床头拿出一顶黑色的无沿礼帽，戴在头上。他的睡姿永远都是仰姿，身体总是笔挺笔挺的。他的枕头很小，硬得像块铁，外表是用一张报纸包着，时间久了，表面已经油光发亮。

我曾经在床上玩耍时不小心被那枕头角磕着，头上起了块包，所以对它十分地好奇。我曾翻动过，感觉又沉又硬，并且有一种透心的冰冷。别人的枕头都是棉花做的，既软又轻；我也曾见过一些老人的枕头，至少也是木枕或瓷枕，外公又沉又硬的枕头是用什么做的呢？

外公家徒四壁，没什么物件让我感兴趣，唯独这枕头能让我产生想象。我经常有要揭开其中奥妙的想法。

有一天，趁他不在，我趴在床上，一层一层地打开了报纸。我渴望那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藏有很多的宝贝，比如白银、黄金，或者铜钱。报纸在一层层揭开的时候，里面流出了一些粉末。报纸终于全部打开，是两块叠在一起的青砖头。

我当时就想，外公的枕头为什么不用棉花做呢？

利民街南面有一个法国领事馆，原先是清末时期中法两国为修筑龙州至越南同登铁路而建设的配套建筑——火车站，建成于1896年。法式风格，两层，内部的楼梯、栏杆、门窗，均用龙州的百年蚬木做成。但后因双方在铁路轨距争执的原因，铁路没有建成，车站就失去用途。1908年，法国将驻龙州领事馆从原设在水口河与平而河交汇处的篓园角迁至空置的火车站，成为广西第一座外国领事馆。当年，在对汛督办署工作的外公因公干，常常来往于领事馆，与法国人接触多了，学会了喝酒，后来竟然嗜酒如命。但那时，哪能天天有下酒菜啊？偶尔有一顿豆豉焖排骨，那都是外公亲自做的，味道正，色泽好。动筷之前，外公就向我和二弟交代（三弟还小，吃不动），吃完了肉，千万不要丢了骨头，必须交给他。我以为做甚，后来才知，他把我们吃剩的骨头，全都装进他的碗里，就着酒，重新再啃一遍，属软骨的咬碎吞下，有骨髓的咬破吸干，咬不动的也要吸尽了肉汁才丢弃。有一次，我将平时从垃圾堆里找到的牙膏皮、铜线、鸡毛鸭毛给龙江街桥头下的收购部卖了，得了一毛五分钱（我每一次不管卖什么东西，有多重，得到的款项都是一毛五分钱），交给外公。外公立即叫我去买回一毛钱的木薯酒，五分钱买一个牛耳饼。回到家，外公将饼分成三份，一份留给他自己，另两份给我和三弟。我们坐在饭桌前，他左手抱着三弟，右手拿饼块，啃一小口，放下，拿酒杯，喝一口，当场就把那一毛钱的酒就着牛耳饼喝了。当时我十分得意，我那一毛五分钱，就让我们三个人饱餐了一顿。

吃完了饭，都是我洗碗。当收拾到外公的酒杯时，我就停顿下来。他的酒杯，就这么一个，口大底小，呈倒三角形，大约能装一两酒。用得久了，没有认真清洗，杯子里已结上一层茶色。见外公平常喝酒喝得有滋有味，我也想尝尝酒到底是何种味道。我把酒杯倒扣过来，往嘴巴里磕，往往都能磕出一两滴酒来。那两滴酒还没流进喉咙，就在舌面上化开了，有点苦，还有点辣。但我竟然很快就习惯这个味道。

我后来也嗜酒，酒量惊人，也许跟这有关。

外公没什么朋友。他那身份，没人敢跟他做朋友。偶然他会到对面一个老汉家里聊天，一回来，就会被我母亲骂：你去别人家干吗，你这样会影响人家的。有时母亲用旧报纸包衣服之类的东西回来，刚放下，外公就把报纸拿走，坐在门槛上，戴上老花镜读。母亲一见，立即心急火燎地去抢：你想害我啊！你是四类分子，怎能读《参考消息》？

倒是有个人，可以随随便便进出外公家。他和外公年纪相仿，头发也花白了，但个子稍矮，背还有点驼。夏天里最爱穿运动褂，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白色的。进门之前，他先把肩上的一担粪桶放下，然后声音朗朗地笑着进来。他跟谁都打招呼，包括我。外公和母亲都很热情地回应他。但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有点像普通话，也不全像。但当时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个外乡人，因为在我们这里，没一个人说他那种话的。

他和外公聊了一阵，外公就把烟蒂一丢，到后院里也挑出一担粪桶，和他出去了。

那时是下午四点多钟。我知道，他们是在出晚工。

三棵杉树

那三棵杉树是谁种的？

那三棵杉树是什么时候种的？

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坐在书桌前，长时间地看着窗前的三棵杉树出神，然后想着这两个问题。

这是谁都无法回答的两个问题。

后来什么都不想了，就只看杉树。

杉树齐屋顶高了，彼此挨得很紧，树丫掺着树丫。树上有些果子，黑黑的，肉丸子这么大，时不时掉一两个下来，噗噗地响。下雨的时候，杉树的叶子，像泡过油似的，亮亮的，油油的，坠得厉害；水珠子嘚嘚嘚地滴，满世界都是这个声音。雨停了，鸟就从不同的方向飞来，有时是一双，有时是一群；要么觅食，要么啼叫，要么小憩。有些落得低矮，发现了窗口里的我，一个惊叫，噗啦一声飞走了。

树枝一抖，叶子上的雨珠就哗啦啦地落下。

大概下课了，老师纷纷回来，宿舍就有了人声和开门声。大多是从我的窗口路过，发现窗口里有个小孩，有的就突然止步，回头看一眼，笑一笑，有的根本没有任何表情，走过去了。

我很怕看见一个老师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不小，和正常人一样。但他的眼睛不是黑的，而是灰黄色的；眼珠周边，泛白中也泛黄。他和我们碰面，都是一晃而过，从不跟我们说话，连一个微笑也没有，脸色永远是灰灰冷冷的。一个从不说话却又彼此认识的人，用一颗灰黄色的黄眼珠看你，那是很不自在的。而且，他的眼神很坚定、很专注、很冷漠，似乎能把你看穿看透。我就常常被他这样的目光注视，感到害怕，感到无助，感到六神无主。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向父亲表达这种害怕。所以，在金龙，我因为这样的眼睛而害怕白天，因为教室的汽灯而害怕黑夜。

有一天，几个老师在我家门前的那几棵杉树下下棋。那颗黄眼珠也在。下了几盘，他们累了，都伸了伸懒腰，要散了。突然，黄眼珠说，噢，今天我来了客咧，要杀鸡呢。有几只项鸡就在他们旁边觅食。有老师说，喏，那不是你的鸡嘛？黄眼珠试图去抓，但他一靠近，鸡就跑了。黄眼珠想一想，转身进屋，不一会拿出一支风枪，往那几只鸡瞄了瞄，只听见噗的一声，其中一只脑袋中弹倒地，翅膀打拍了几下，死了。黄眼珠收起枪，提着鸡脚，回家去了。

我从没见过这样宰鸡的呀！

但那次我竟看见黄眼珠第一次露出了很灿烂的笑容。

我读初中的时候，黄眼珠调到了县教师进修学校。那是我到一个玩伴家里玩的时候看见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眼球依然是灰白泛黄，依然用那种坚定、专注、冷漠的眼神看人。但那种神情明显已经苍老、乏力，已不足以让我害怕。估计他已经记不得我了，但我永远记得他。

岁月是很公正的。

一个人不再让别人害怕，说明他衰老了。

一个人记不起熟人了，说明他真的老了。

而我正年轻着。

在金龙中学，倒是有两个人我是很喜欢的。

一个是父亲的学生。那个学生，常常到宿舍里来，与父亲聊天。那时侯，我已经隐隐约约知道，父亲在学校是一个有错误的人，不受欢迎的人。有人能够做出和我父亲交往的举动，那是很不容易了。有一次，父亲和学生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门口的杉树旁，互相帮剪头发。先是学生给父亲剪，父亲坐在椅子上，学生给他披上了理发专用的白色围裙，父亲整个身体不见了，只露出一个脑袋。学生就按着父亲的脑袋，从下往上慢慢地推着剪，父亲一团一团的黑发就掉落在围裙上，越积越多，最后聚作一团又滚落在地。他们面对着我家的门口，我坐在门槛上面对着他们。我看见他们背后的杉树又高又直，树叶青翠欲滴。透过树干和树叶，远处的山一峰连着一峰，山上的树木比我眼前的杉树还绿。我在想，山上的树也是杉树吗？

那天天气很好，有一丝丝的暖阳。

唯一和我玩的老师，是蒙老师。他身体略瘦，头发开始有点白了。脸型是方方的，笑时眼角有皱纹。当时应该有四十来岁了吧。我记得当年他第一次来找我玩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衬衣。那天，父亲不在，他路过宿舍，见我蹲在门口，跟我聊了几句，然后说，你会装鸟吗？我摇摇头。他说，装鸟好玩哦，蒙老师明天教你装斑鸠。

第二天，蒙老师果真来了，带来了一根细细的马尾，还有一个他自己用芒草秆做成的“〕”型装鸟架，有大人的巴掌大。他把我带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蹲下，拿出那根马尾，一头做了一个活套，另一头绑在一根五寸长的树枝上，然后把树枝插在地下，固定。接着，他放下装鸟架，把活套搭在架上，马上给我示范：“斑鸠爱吃玉米。”他从口袋里拿出几颗玉米放在活结内的地面上，“斑鸠一飞过来，看见了玉米，肯定下来吃，一啄，一啄，脖子碰到套子，套子一收缩，慢慢就被活套套住了。”他用食指作啄米状，那食指果然被马尾结套住了。

直到长大成人，我都没有忘记这两个人。有一年，我还读小学的时候，蒙老师突然来访，不仅父母热情招待他，连我都感到特别高兴。我工作后，有一次出差龙州，在邮电局打长话时，竟意外遇到在此地工作的当年帮我父亲理发的那位学生。我提起他和我父亲理发的事，问他，当时你不怕吗？他说，怕什么？我喜欢你爸，他的语文课上得最好。

他姓农。微胖，秃顶了。

还有一位当时未曾谋面的哥哥。父亲说，在金龙，他当时已经被关进“牛棚”，不准上课了。有一天中午，学校里来了个解放军，要见我父亲。学校领导先打量了他一番，迟疑了半天才冷冷地说了一句：他到外面劳动了，还没回。

来人就出了校门沿着大路去找。刚出了集镇，见远处的野地里，走来了五六个肩扛锄头、排成一行的白面书生，后面还跟着两个背着步枪的民兵。来人迎了上去，见到了我父亲，他们彼此对视了一下，都停下脚步，准备要走向对方。

后面的民兵见了，便一齐上前阻止来人，他是你什么人？来人说，他是我叔叔。民兵又说，此人已被管制，你不知道吗？来人说，我知道，所以我才大老远来要见他。民兵说，不行。来人又说，那我也给你们说白了，今天给见也见，不给见也见。说罢，他还有意提了提插在腰间的胀鼓鼓的手枪。那时，解放军在全中国是最受人尊敬和信赖的人物，谁都不敢冒犯和不敬。民兵无奈，只得退了出去。来人和我父亲就站在路边交谈。

那位解放军是我们老家逐卜的一个同族兄弟，叫严崇基，当时是解放军某部副连长。按辈分他叫父亲做叔，我叫他做哥。他转业后，在南宁市某国营五金公司工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结婚时，父母介绍我去他那里买电视机，我才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哥哥。他年长我二十多岁，长得高大、壮实，英气十足。想必当年，金龙中学的领导一定被他的架势镇住了，否则就不会有关于他的传说。到现在，他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吧。

过了一两年，我得从金龙回城了。因为暑假一过，我就开始上小学。此时，二弟和三弟也相继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