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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写作:如果我们养成了独立思考、坦承己见的习惯

来源:《收获》 | 张莉  2018年11月05日08:41

虽然我关注女性写作,但我也坚持认为,在艺术领域,优秀作品和艺术家其实是不分性别的——我们能说简·奥斯丁是最好的女小说家吗?她的优秀不独属于女性写作领域,同理,我们也不能说鲁迅是最优秀的男作家。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历史文化渊源,相对于男性,一位女性在进行写作时,她有更多的障碍和束缚需要去克服,需要去挣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书写,对于女性写作更意味深长。我认为,如果一个女人已经拥有了独属于她的房间,那么,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长成一个强大的自我至为关键。在我看来,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成为一位优秀作家、一位优秀女作家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点,其它都无从谈起。接下来,我就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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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一位拍摄冰心纪录片的记者问我,为什么早期冰心的写作只是止于家庭,什么原因使她不如后来的那些女作家写得那么锐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回答起来也很复杂,因为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太多了。我只来讨论影响她自由创作的障碍。《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我的博士论文专著,它关注的是1895至1925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写作。在那本书里,我着重分析过冰心的创作。

冰心十九岁开始写作,很年轻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她在创作谈里写过自己的创作习惯:“这时我每写完一篇东西,必请我母亲先看,父亲有时也参加点意见”。这句话好象随意说的,但研究者不能忽视。我读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愣了一下。——当一位女作家把她的父亲、母亲、弟弟们作为第一读者时,你能指望她抛弃乖女儿、好姐姐的形象?指望她进行“越轨”的创作几乎是空想,她的家庭教育不允许。也是在那个创作谈里,冰心解释说小说中的“我”和作者不是一回事,她的母亲反问她:难道不是你写吗?当作家明知身边人和读者会将小说人物对号入座时,她写作时、发表以前会不会自我审查?

而且,当时年轻的冰心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爱,小说中那种对优雅、纯洁女性形象的刻意塑造和克制讲述使她收到了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也受到了密集的赞扬。这些来信和夸奖来自大众和传统,它们对于冰心如何成为“冰心女士”也起到了强烈的塑造作用,最终,这种力量内化为冰心的主体性格,进行写作的冰心女士有礼有节、温柔敦厚,从不越雷池一步。

这最终导致了冰心在叙事上的自我清洁,没有情欲,没有越轨,没有冒犯,在写作过程中,她心中始终有一个“冰心女士”,并且要尽力使她完美。所以,正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冰心完成了大众想象中的“冰心”,这是从两性关系中抽离出来的角色,它洁白,美丽、微笑,但也让人不满足。今天的研究者甚至尖锐地说,那个“冰心女士”“不过是披着女性外衣的男性想象物。”

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位广受关注的女作家,冰心这样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她不想让人说三道四,她的家人也不愿意,所以,她不得不如此。当一位女作家意识到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是父亲、母亲和弟弟时,当她意识到万千读者都期待另一个她时,她会泯灭内心的另一个“我”。

那么,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不自由。这也意味着这位作家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内在的自我限制、自我束缚、自我清洁使青年冰心的写作不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她能创作出一部与传统抗辩、与世界抗辩、对人们的阅读习惯进行挑战的作品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年轻的冰心写作只能如此这般。也必须提到,反倒是到了晚年,冰心越来越犀利,越来越敢写,因为此时的她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解放自我、什么是自由表达,她开始懂得了“自由表达”对于一位写作者的宝贵。

年轻冰心并不是个案。另一个例子是她同时代的黄庐隐,黄热爱写作,一直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这个杂志喜欢刊登书写社会问题的小说,庐隐一直坚持写这样的作品,工人,农民,贫穷者等等,她因此成为当时著名的女作家。但是,作为女高师的学生,这些人的生活之于庐隐是隔膜的,她最擅长写青年女性生存的困惑。可是,那又不是《小说月报》所爱,我们也知道,主编茅盾非常欣赏庐隐关于社会生活的小说。某种程度上,庐隐的小说创作,深受《小说月报》及其主编喜好的影响。今天看来,庐隐并不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她的作品几乎被遗忘。之所以如此,原因一则当然与她的个人天赋有关,另方面,也是因为,她为了编辑和批评家的趣味,没有真正打开自我。事实上,即使是写她的青年女性生活时,她也畏手畏脚,怕读者对号入座。

一百年来中国的女性写作史上,像冰心庐隐这样的女性很多,她们身上未必没有成为优秀大作家的潜质,或者,她们也许可以写得更好,但是,最终却没有能“人尽其才”,我想,很大原因在于环境、道德以及内心对自我的束缚。

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跟那时候已有很大不同。可是,今天的我们真的能打开“自我”吗?真的能解放内心、不为世俗、不为文学趣味、不为批评家/读者好恶而写作吗?如果有人把这个问题抛给我,我肯定也不能给大家满意的回答。我必须老实承认。

流行什么写什么,是当下许多作者的习惯,至少我在杂志上看到的是这样,社会现实如此千奇百怪,但在作品里却千人一面:底层写作,日常生活的描摹,婆婆妈妈式人际关系,又或者,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勾勒。能冲破当下写作氛围的作品很少,就我目前所见,鲜少有那种有独立判断力和穿透力的作品。我们的写作常常会被时代风潮、外界的看法、杂志的意愿所影响。女作家的作品也不例外。

千百年来,妇女是在限制中成长的。“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和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 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说。波伏娃说的情况今天依然存在。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来到了新时代,我们身上没有了枷锁,没有了限制,其实不然。今天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依然是处处有限制,——什么是美,什么是好女人,怎么样可以讨得爱人欢心……这些话题依然是最受欢迎的。今天的女性,依然在被灌输如何看别人脸色,如何讨好他人和男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母亲身上,在我们年轻的下一代身上,那种隐秘的强大的限制依然在。

那么,作为写作者的我们,在写作时是否想到过要冲破藩篱——冲破教育的、世俗的、书本里有关好女人/好作家形象束缚?大部分时候,作为女性,我们是与这些规则和谐相处的,我们沉缅于“好女人”/“好作家”的规则中,以使自己适应这个规则。取悦他人,为身边习俗与惯例所困扰,是大多数女作者面临的障碍。

作为女学者、女批评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我想到自己一篇论文要给某家杂志时,会要考虑到杂志的趣味,哪个段落可能这个杂志不喜欢。如果杂志不喜欢,我要不要修改?我会纠结。是的,我会纠结,也许我拒绝修改,但是纠结还是有的。还比如,假如我的一个观点和我尊敬的师长、我的好朋友观点不合时,我心里会不会犹疑,又或者,我会不会告诉自己干脆不表达,沉默了之?坦率说,我会在内心进行长时间挣扎,我要突破内心的巨大困扰。又或者,当你的某一类文章受到表扬时,你内心会不会因为别人喜欢而不断地写下去,进而迷失在别人的掌声中呢?

最近几年,作为写作者的我,深刻认知到,养成独立思考和自由写作的习惯如此之难,养成秉笔直书、坦陈己见如此之难,我恐怕终生要与这样或那样的内心的羞怯、虚弱、虚荣搏斗。也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养成独立思考、坦承己见的习惯,是宝贵的开始。没有对自我虚荣与虚弱的克服,其它就无从谈起。

当然,也有女作家,在她最年轻的时候就天然地具有自由写作的勇气。我想到丁玲。当时的读者回忆说,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到来,宣布了冰心时代的结束。所有读者都意识到一位新锐女作家的到来,甚至一个新的写作时代的到来。这部小说中写了一位现代女性的内心世界,女性在爱情中的两难。年轻的丁玲在写作时,一定没有想过她母亲看过后会怎么样,广大读者会不会将她与莎菲对号入座,她恐怕是毫不在乎的。要知道,那是1927年代的中国。丁玲当时也很年轻,写作莎菲时,丁玲是完全没有兴趣做什么乖乖女,在当时,她是任性地听从了内心的声音。她也一下子就成为了中国最受人瞩目的女作家,她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她勇敢地冲破了传统的、道德的、写作惯例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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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们都知道的,现代女作家里,我独爱萧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说说我对萧红的理解。萧红是好作家,她的好,在于天然的没有边界感,她不仅仅是能解放自我的那种作家,而且,在她生命的后期,她也具有了冲破障碍,向一切成规说“不”的勇气。虽然萧红命运多舛,一生饱受不公,但只要去读她的作品,就会完全明白,她实在是可以称作文学世界的“勇者”。

我写过萧红的随笔,发表在2011年6期《人民文学》,在那篇文字里,我对写《生死场》时的萧红做过一些分析。下面就是那篇文章里的部分说法。《生死场》有许多不合常理的、让有洁癖者避过头去的书写。写作时的萧红是“忍心”的。她写曾经美丽的女人月英瘫痪后象个鬼,曾经被男人热爱的身体已经成为小虫们的洞穴。她写金枝对性的复杂感受,因为男人成业的粗暴而深为恐惧夜晚的来临,但是,那痛苦分明又追着某种欢乐。当然,她也写乡村女人的生产和死亡,很卑贱,看得时候惊心动魄。

《生死场》里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身体书写。一边是男人和女人的性,一边则是猪的,牛的。在她眼里,全世界都忙着生忙着死。写得如此真切,触目惊心。我想,年轻的萧红面对身体的态度一定是矛盾和惊惶的,她很早就有生育的经验,那些性的、生产的经验,都包含在这样的文字里了。

萧红是那种对疼痛极为敏感的女人,可是,在文字中她又可以如此直视那困扰她一生的伤口、鲜血、哀嚎、屈辱。当年鲁迅评价她的写作是越轨的笔致,是“力透纸背”,很贴。看萧红,很多人会想到女性写作领域的“身体写作”,但是,萧红的大不同在于,她时时可以跳开“自我”,目光辽阔。比如她一方面写饥饿,说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一方面,她也看到屋外的穷人们,衣不蔽体,她并不自怜自艾。

仔细去想,萧红的写作实在跟所谓的“教养”二字不沾边。——有教养的女人是温婉和柔和的,是有规矩的,可是萧红完全不是,她的色彩是硬的,是横冲直撞的,是浓烈的而不是素雅的。大众意义上的有教养的女作家是什么样子?是像早期冰心那样的,如果她想到自己的书写会导致别人怪异的目光和奇怪的流言便会羞怯地停下笔。可是萧红不。萧红没有,她绝不因为自己天生是女人就要躲闪什么;相反,她象个接生婆一样注视女人的分娩,看着那作为负累的女人身体撑大、变形、毁灭。

谁说女性的写作一定是柔软的、温驯的、素净的;谁说女性的写作一定是羞怯的和肤浅的?谁说女性的写作一定是不锐利、不勇猛的?谁说女性写作一定是这样而一定不是那样的?萧红的写作打破了那些惯常印象。在我看来,萧红拿起笔写作,她首先挣脱和战胜的是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都是女性,都是从事写作工作的人,想想我们写作时的犹疑不安,对真相的修饰和掩藏——设身处地,我们就会了解这个女作家如何挣脱束缚,也就会了解这位作家的勇气。而在当时,作为她的爱人和伴侣,萧军又是那么庞大的存在,她同时也要忍受萧军对她的不屑与轻视。

在萧军那里,男人们因为抗战获得了男人的尊严,可是,萧红看到的是别的。对于《生死场》中进城做了洗衣妇的金枝而言,日本鬼子可以把她抓来羞辱,要求缝裤子的中国男人把门一关照样可以“侵入”。这就是萧红看到的世界,她比萧军看到的世界小,但是深刻而透辟。普通作家,或者,女作家,也不一定没看到,没感受到,战争时代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案。但是,她们为什么没有写下来?在抗战文学潮流里,她们是不是因想到要顾全大局而略去不写?

大多数作家在写作时都会自我规训,以使自己的写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学惯例,大多数作家,都不敢、也不试图去做那个“不合时宜”者。想一想萧红写作的年代,东北沦亡,举国悲愤。尽管她愿意以书写故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愤怒,但她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力。她没有完全加入抗战的大合唱,她有她自己的声音,她要寻找到她自己的写作调性。萧红写了战争期间女人的感受和困惑:一切都将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发生变化吗?这是她的困惑。她为我们保留下了她的困惑,今天,回过头看,这种困惑多么重要和深刻,她比她的前夫萧军要冷静得多深刻得多,即使在他们的婚姻存续期,萧红的才华被萧军及其朋友低估。

当年萧红把《呼兰河传》第一章给朋友看,朋友说,写得不错,但就不知道这是小说还是散文。萧红的回答是,我不管,只要写得好。这个回答是萧红三十岁的时候,她临死前的一年。她还对聂甘弩说过一段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是萧红写《呼兰河传》之前说的。这些话属于自由自在的写作者萧红。这多么美好。也许,萧红以前在写作中有过迟疑和自我否定,但是,到写《呼兰河传》的时候,萧红内心已经开始养成了独立思考、坦陈己见的习惯。

《呼兰河传》写得比《生死场》好,是因为她完全跨越了写作文体的界限,她以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写作样本对那些所谓的文学惯例说“不”。《呼兰河传》也许放不进某种惯常的文体,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它的魅力。《呼兰河传》中大泥坑的隐喻,小团圆媳妇无端地被杀死,出现在彼时彼地的中国,也出现在今时今日。萧红由一己之所见,抵达了辽远,她写出了人类整体的命运和际遇。这个作家写出了“这一个”世界。萧红只活了三十一岁,生命短暂,但是,她文字的生命却远超过她肉身的。《怀念鲁迅先生》、《呼兰河传》能为万千读者诵读,能为几代读者共同热爱,实在是一位目光辽远、内心养成自由写作习惯的作家应得的荣誉。

作为作家,萧红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在时代潮流里尽可能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写作没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绝不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这也是我喜欢萧红的原因。比如当时开抗战创作会议,别人都在讨论如何写抗日,萧红的发言则是,抗日是必须的,同时她也认为,文学,小说,永远都对着的是人类的愚昧。这样的发言,在那样的场合里,说出来多么不容易!如果我们能回忆起自己在各种场合所做的发言,就知道,在一个强大气场里说出格格不入的话,实在是一种大勇气。我想,这缘于萧红对自我写作追求的确信。

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写作的自由。我觉得很多人把自由二字狭隘化了,写作的自由不只是指突破审查制度,也包括作家的自我解放、包括作家对自我虚荣的克服。今天,我们有没有为了获取掌声而扭曲内心最真实的表达——如果有,那是不是另一种不自由,另一种作茧自缚?另一种不自由是隐蔽的,通常被大众认为在追求自由,被大众认为是勇敢。这是题外话。

回到女性写作。即使今天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与男人不同,作为女性,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各种不平等。以前我很愤怒,现在,我对此有了不同的理解。虽然要努力争取平等,但是,在艺术领域,这个边缘位置有时也能带给我另外的视角和感受。站在弱的一方看世界,站在弱的一方思考;站在女性立场,站在女性角度认识世界,这个世界会显现不同。我想,那是属于我作为女性的感受,承认并尊重这个感受,不掩藏,把我感受到的世界写出来,是对平等的追求,是对写作自由的追求。

不怯懦地表达,即使身处边缘,也要发声,也要勇敢地与全世界进行平等交流。写作需要自我解放,但也需要一种自信——对自由表达的确信,对独立思考的确信,对坦陈自见的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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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家都是能在精神世界层面冲破束缚和枷锁的人,内在里他们都有对自我表达的确信。还以丁玲为例。《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被日本人玷污,同时,她也为抗战获取过宝贵情报。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贞”或“不贞”?丁玲写下了她对民族国家利益和个人身体尊严之间那个模糊和含糊地带的思索。这是女性写作,小说的困惑来自女性身体的感受。——丁玲为什么会想到这种古怪的问题,她写出来不怕难为情?当然,这是她本身生活际遇引发的思考,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决不让这些灰色的感受流走,她决不因为它是私人的感受而避讳,她不畏惧这些思考见光。在我眼里,丁玲也是我们文学世界的“勇者”。今天看来,在有关抗战的作品里,这小说独具意义,丁玲的思考也是深入的。

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喜欢读张爱玲,这个小说家非比寻常,她有她理解世界的方法,不一样的历史观,想想《倾城之恋》,想想《封锁》,张爱玲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存在,与她独特的理解力和世界观密切相关,也与她并不畏惧与潮流相异的秉性有关。“不合众嚣,独具我见”,这是鲁迅先生的话,我很喜欢。作为书写者、艺术家,也不单单是女作家,终其一生追求不就是不合众嚣、独具我见?

在《一个人的房间》中,吴尔夫设想过莎士比亚妹妹,一位女文豪出现的条件——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自由、坦陈己见,独立行走,目光辽阔是这位前辈给予后来女性写作者的期许,多年来,作为读者,我受教于此。

坦率说,今天之所以讨论假如我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也基于我个人内心的困惑,我希望通过交流为自己寻找答案。作为批评家,我希望自己写下的文字能做到听从内心的声音;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秉笔直书,坦陈己见。

我知道这些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它实在需要我们终生要与身体中那个怯懦的“我”进行不屈不挠地搏斗。因此,我想写下吴尔夫的一段话与诸位同行共勉:

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我们要独立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重要联系,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诗人,就会附身于她所经常舍弃的身体。她就会仿效她兄长的先例,从她许多无名先辈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过不断的继承和积累,她就会诞生。

(此文系作者在2014年昆明女作家培训班上的发言,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