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镇邦，八十年前出生于闽南一个中医世家。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研究员，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文学教育家。著有《文体的自觉与抉择》《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追问生活》等八部文学评论集，《文化屐痕》《来自天堂的药方》《文坛内外》等六部散文集，主编了若干大型丛书。多次应邀出国访问讲学。

 

海鲜的滋味

人到暮年，容易回忆故乡，回忆童年。这也许是人在生命的黄昏时期对生命的一种留恋。

我的故乡在福建的东南角，叫云霄县。它东南与东山、诏安相连，面向东海；西北与平和、漳浦为邻，崇山峻岭连绵。孩提时光，我生活在漳江上游一个靠近江边的山村，在村初小读完四年级后，只好转到县城的清华小学上五年级，那一年，我才九岁。从那时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一直寄宿于学校，生活于县城。云霄县城叫云陵镇，是一座紧靠漳江的美丽古镇。这里距漳江出海口仅十余公里，江面开阔，江水与海水交汇，淡水与咸水相融，海产丰富而鲜美。故此，在家乡的十多年和六十余年来屡次回到故乡，均可品尝到美味的海鲜，而对故乡的回忆，首先回忆的就是海鲜的滋味。

从漳江出海口到东山湾，丰富的海鲜大致可分为鱼、虾、贝、蟹四大类。咸淡水交融的江上与海湾所产的鱼虾，极其丰富，记忆最深刻的有跳跳鱼、小赤翅以及红树林里所产的虾米。跳跳鱼生活于江边和海边的滩涂里，大部分时间钻在它自己挖掘的小洞里，偶尔出来到滩涂上晒晒太阳而被渔人捕获，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它有点像泥鳅，可红烧，可酥炸，亦可干烧后煮成鱼粥，味美而有营养。小赤翅只有二三两重，杀后只用清水酱油烧，极其鲜美可口。跳跳鱼和小赤翅，只在故乡品尝到过，最能代表故乡海鲜的滋味。而漳江口红树林里的海米，鲜美可口，更是海味中的珍品了！

当然，漳江出海口红树林里出产的海鲜滋味更独特更令人难忘的要数各种贝类了。船场的文蛤、竹塔的泥蚶（亦称血蚶），不仅海内驰名，还远销日本、香港等地；有一种贝类海鲜叫“西施舌”，以其肉像美女西施之舌状故名，其味极为鲜美，可炒菜，亦可作汤羹，乃唯我家乡所仅见之海鲜，更是可贵。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陪汪曾祺、林斤澜二老到漳州为鲁迅文学院函授学员设点面授，之后漫游福建，第一站到我故里云霄，县委戴书记以当地出产的海鲜宴之，二老甚欢。汪老后来在《初访福建》一文中这样记述在云霄吃海鲜的情景:“在云霄吃海鲜，难忘。除了闽南到处都有的‘蚝煎’——海蛎子裹鸡蛋油煎之外，有西施舌、泥蚶。西施舌细嫩无比。我吃海鲜，总觉得味道过于浓重，西施舌则味极鲜而汤极清，极爽口。泥蚶亦名血蚶，肉玉红色，极嫩。张岱谓不施油盐而五味俱足者唯蟹与蚶，他所吃的不知是不是泥蚶。我吃泥蚶，正是不加任何佐料，剥开壳就进嘴的。我吃菜不多，每样只是夹几块块尝尝味道，吃泥蚶则胃口大开，一大盘泥蚶叫我一个人吃了一小半，面前蚶壳堆成一座小丘，意犹未尽。吃泥蚶，饮热黄酒，人生难得。举杯敬谢主人，曰：‘这才叫海鲜！’”多次读汪老这段描述在我家乡吃海鲜状况的文字，才真正懂得家乡海鲜的滋味!

行文至此，不能不写写海鲜之王——蟹。海蟹不同于河湖或稻田养殖之河蟹，海蟹为热性，而河蟹则为凉性，且其鳌长满毛，故亦称毛蟹。海蟹亦称蟳，其中一种叫锯沿蟳（有人偕音称之为“聚缘蟳”），是蟳中极品，其膏极具营养价值。这种蟹产于漳江出海口的咸淡水融汇处，是我家乡的特产，因其煮熟后呈红色，亦称“红蟳”。我的一位小表弟方宋，曾习西洋画于福建师大艺术学院，后闯荡京城成为北漂画家，其油画作品颇多，有人物、风景、器物等等，尤工于画海蟹。近日观摩其若干描摹“聚缘蟳”的画作，栩栩如生，构图设色亦多有可称道之处。当然也勾起我思念故乡海鲜滋味的乡思。

提起故乡的海鲜，不能不想起漳江口的红树林。这片分布在漳江出海口两岸的红树林，正是涵养漳江两岸生态，养育丰富多样海鲜的福地。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之后，漳江口红树林的生态保护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不仅成立了红树林管理局，还采取了保护生态的种种措施，使红树林的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前些年的一个春天，我回乡探亲，应红树林管理局之邀，乘船游览了红树林，看到了蓝天、白云、飞鸟和植根于海水中的红树林形成的美景，看到红树林不仅是海鲜的宝库，而且成了旅游的胜景，真是喜不自胜！

“洗汤”的感受

我的故乡闽南，把温泉称之为“汤”，把泡温泉称之为“洗汤”。我童年时代生活的村庄后埔村，位于福建省云霄县火田镇，是一个拥有几百户人家上千人口的大村子；更引人注目的是村子外的田野上靠溪边的地方有一处温泉。这处温泉由两个“汤头”（泉眼）和两个大汤池组成；汤头的温度最高可达一百摄氏度，小时候大人要动员我和弟弟们去洗汤，总要带上两个鸡蛋，到达汤池边把鸡蛋放进汤头里煮，洗好汤捞起来熟了就可剥开吃。两个汤池温度不同，一个温度高一个温度略低，任洗汤者选择。每天傍晚，晚饭前后，村中的男性村民，老老少少，共赴汤池，不仅泡汤沐浴，而且交流信息，不亦乐乎！尤其是有月亮的晚上，一轮明月高悬晴空，田野上虫声鸣响，更是人们洗汤的好时机。这种每日劳作后的洗汤，既是身体的洗涤，可以洗去身上的汗渍与污浊，也可以荡涤心灵的污垢。因此，村民们把每日傍晚的洗汤，看作一种盛会，也看作后埔村独有的一种福利。而每天的洗汤时刻，更是村童们的盛会。我和小朋友们往往借洗汤之机，在汤池中尽情戏耍，至今留下难忘的记忆。

后埔村的露天温泉，远近闻名。它吸引了邻近许多村的人们来此洗汤，当然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村中的管事者就有人出面对其环境进行整治，先是筑上仅半人高的围墙，把两个泉眼和两个汤池保护起来，还在汤池周围建造了一些设施，供洗汤者放置衣物之用。后来又规定了使用时间：每天上午归女性使用，或洗衣或洗浴；下午至晚上则归男性使用。后来又听说村外的温泉盖上了房子，由露天变为室内的了。当然，也就变成营业性的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后，有时回家也曾去洗过汤，可到了这个露天温泉成为经营性的室内温泉之后，我就一次也没有光顾过它了，这大概是由于一来回去时来去匆匆没有洗汤的时间，二来再也找不到童年时代洗汤的感觉。

我童年时代生活的后埔村，素有“烧汤软番薯”之美誉。所谓“烧汤”，指的就是村外的温泉，而“软番薯”，指的是后埔产的一种番薯（北京称之为“白薯”，山东称之为“地瓜”，四川称之为“红苕”，均指同一物），后埔产的番薯，糯软、糖多，尤其是秋天挖出的番薯存放了一冬，糖分增多，更是糯软好吃，故有点名气。至于“烧汤”之所以有点名气，大概是由于每天的洗汤，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人们一日劳作的疲劳，医治皮肤疾患，还可以借洗汤之机交流信息，洽谈事宜；至于孩子们呢，正可借洗汤之机大玩特玩。因此，我们小时候大都由怕洗汤到迷恋上洗汤。老来回忆童年往事，洗汤便是首选。

六十余年来，我离开故里外出求学、工作，游历过海内外不少地方，也泡过不少有名的温泉，感受到泡温泉的各种乐趣，但始终找不到儿时在故乡洗汤的感受。譬如在厦门海沧、在广东从化、在北京昌平九华山、在云南弥勒、在四川绵竹等地泡温泉，都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尤其是有一年冬天应广州市文联之邀到从化温泉讲课后的贵宾池泡温泉，有一年秋日从云南红河州首府蒙自驱车到昆明途中夜宿弥勒在山上泡温泉，还有在北京北郊九华山庄小院里泡温泉，在四川绵竹剑南春酒厂经营的兑了酒的池里泡温泉，都有一种豪华的感受，但都找不到童年在村边野温泉里洗汤的欢乐！

找到童年的感受，就回到快乐的童年了!

放牛娃们的欢乐

回忆童年生活，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跟着我奶妈家的小哥哥去放牛。我一岁半的时候，有了一个小妹妹，妈妈照顾不过来，就把我托给邻居的一位寡居的农妇照看；我在这位义务奶妈家住到七八岁，她视我如己出，我对她的感情胜于生母。奶妈家的小哥哥比我大十岁，在家里除了下地干活外，还管放牛。我童年淘气得很，上树上房掏鸟窝，到溪滩捉蛐蛐，家里管不了，故五岁时即被送进学堂“学乖”，去杀杀野气。好在星期天可以跟随小哥哥去放牛，撒撒野，解放一下天性。

村头有一棵大榕树，是村里的放牛娃们集合出发的地方，也是大人们乘凉、聊天、交流信息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露天的乡村俱乐部。我们一般选择下午去放牛，吃过午饭后，放牛娃们牵着黄牛从村庄的各个角落来到村头的大榕树下集合，准备出发赶往牧场。我们村的左右分别有一条溪流流到村前三四里地的双龙庙汇合，过了右边的小溪的不远处有一座高山叫葛布山，过了左边小溪的不远处又有一座高山叫拜岳山，双峰对峙，颇有气势。我们一般选择左边的拜岳山的山坡上放牧。放牛娃的头儿一声令下，放牛娃们牵着自家的牛向拜岳山山坡出发，蹚过小溪时，小哥哥还让我骑在牛背上，真是好快活啊！我们赶着牛到达山坡牧场后，放牛娃们纷纷牵着自家的牛找到肥美的草地放牧，然后集中在一起，开始做游戏，度过一个下午的快乐时光。

我们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是扣窑儿。这是牧童们做野餐的一项活动，既有游戏的元素，又可在野外聚餐，岂不快哉！当我们把牛放到草场上专心致志地吃草后，就听我小哥哥的指挥分头干活，准备扣窑儿。有的到避风的山坳处挖坑筑窑，有的四处捡柴火、割茅草烧窑，有的到附近的番薯地里偷挖些番薯，然后，把处理干净的番薯放入烧热的土窑里再把土埋好踩结实。就这样焖它一个多钟头，到快收工的时候才扒开烧热的土，取出被烤熟烤焦的番薯，大快朵颐，然后高高兴兴地牵着牛回村。有时候，有的放牛娃还带点盐巴和其他调料，到邻近的小村庄里偷来一两只鸡，褪了毛，开了膛，撒上盐和佐料，放进烧热的土窑里焖烤，一个多小时后取出分着吃。这种后来成为云霄名吃的窑鸡，就是放牛娃们这样创造出来的。

当放牛娃们把从地里挖出的番薯或从小村庄里偷来的鸡放进烧红的窑里烧烤的时候，各种游乐活动也就在山坡的草地上开始了。这种活动，通常有摔跤、拔河等体育活动，还有讲古、说快板、唱歌谣等娱乐活动，当然，有时也免不了相骂以至动手打起架来。我就是在跟随小哥哥放牛时学会用粗话骂人和打架的。到了秋天，满山遍野长满了野果，我跟随小哥哥放牛时，可以采摘各种野果吃，常常是吃得小肚子溜圆。有一种野果特别好吃，至今难忘。它俗名叫“哆尼”，学名叫桃金娘，果皮显紫色，有点像时下很是流行的蓝莓。只不过蓝莓长在大小兴安岭的山坡上，而哆尼长在我故乡闽南的山岭上，都是一种野果。因此，每当吃到蓝莓的时候，就想起童年在故乡放牛时吃的野果“哆尼”来了。

可惜的是，当年带我去放牛的小哥哥前年因病不治谢世于故里，享年八十八岁。我也虚度八秩，虽无法回到童年，倒很想回到故乡放过牛的山坡上看看。

望安山，我文学梦开始的地方

我的故乡云霄县县城云陵镇北门附近有一座山，叫望安山。此山虽不高，却是小县城的文脉所在。古早时，山之南麓有一座吴侍郎墓，墓前不远处还建有其享堂，此处曾被视为小镇的一处文物古迹。我国古代的许多朝代，中央政府机构大多设六部，侍郎为六部之副职，即今之副部级也。吴侍郎在明清时代云霄籍的官僚中，可以说是高官之一，故有那么气派的坟墓和享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霄高级中学成立，选址于望安山。一九五三年，云霄高中与云霄初中合并成立福建省云霄中学，亦选址于望安山。我就是于一九五三年夏天毕业于云霄初中而考进云霄中学高中部的。云霄有了完中，又调县教育科长李晓山出任校长，算是有了新的气象。李晓山其人，值得记上一笔。他是一位马来西亚归侨，三十年代曾就读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毕业后回到马来西亚，加入马共，在马来西亚丛林里打游击。新中国成立前夕被马来西亚当局驱逐出境，后回到祖国，曾任漳州新华书店经理，后调任云霄教育科科长，云霄中学成立时又调任该校校长。一九五六年夏我从云霄中学毕业考进复旦大学后听说他调国务院侨办，两年后又听说他回到漳州，曾任地区体委主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病故于漳州。

李晓山任校长的三年间，云霄中学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别的且不说，他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注重课内外结合，培养了一批好苗子，输送到各高校名校，为国家造就了一批各种各样的中高级人材。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他用很大的力量抓课外活动。我当时担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在李校长的支持下，创办了校级的黑板报和墙报，一为周报，一为月刊，我均出任主编。这一报一刊坚持办了几年，对学校的宣传工作有所帮助，也让我的写作编辑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李校长的支持下，我们还成立了校话剧团，利用假期排练了多幕剧《激战前夜》，由我执导，不仅在校内演出，还在县里公演。此剧系军旅作家王军所作。王军原是解放军驻某海岛连队的指导员，业余创作。多幕剧《激战前夜》发表后，调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还把此剧改编为电影，易名《海滨激战》，因为是反特悬疑片，一时相当红火。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北京工作后，还曾与他邂逅于京城，并来往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此后未见其新作面世。我此后有相当一段时间热衷于话剧创作，在复旦就读的四五年级时，曾参与复旦话剧团的多幕剧《三代毕业生》的创作，并为执笔者。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还写过一个独幕剧《钟声》，曾排练公演过。在云霄高中就读的三年间，我们不仅定期编辑出版板报、墙报，排演话剧，还组织或举办演讲比赛、朗诵活动等文艺活动。更难忘的是有一年暑假，李校长还带领我们到乌山老革命根据地采风。几天时间，我们走遍乌山的角角落落，不仅参观了有纪念意义的遗址和景点，还搜集了不少当年闹革命时流传下来的革命歌谣。后来考上复旦后，我还把当年在乌山搜集的革命歌谣二十余首交给民间文学研究专家赵景深教授。这些活动，都让我得到很好的锻炼，并坚定了我走文学道路的决心。

当然，更重要的锻炼还是在读和写作方面。在读高中的三年间，我除了完成课业和参加课外活动之外，尽量多读书，以扩大视野，积累知识。校图书室管理员郭老师常把新书、好书留下通知我去借阅，我也把家里给的生活费用节约一部分用于购书。几年下来，几部古典文学名著除《红楼梦》外，都通读了；当时流行的新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与当代长篇小说新作如《保卫延安》《暴风骤雨》《风云初记》等都找来读了。写作方面，由于初三时有一篇作文被老师判了高分，并被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激发了写作热情，不仅在课堂上写好作文，还给省内的报纸投稿。开始时只发点豆腐块大的消息，到了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也就是我高二下学期,《厦门日报》的副刊上发了我的第一篇可以称为作品的文字，题为《进城》，一千五百多字，占了三分之一的版面。这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记得校内的阅报栏和城里闹市阅报栏张贴发表我作品的报纸时，我有事没事都要到阅报栏前看一眼。

正因为文学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又如此满足一个文学少年的虚荣心，故于高三填写志愿时，毅然拒绝父亲让我学医的建议，而选择文学之路。在我高中语文老师陈嘉音先生的建议下，报考大学的所有志愿都填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因为当年他在福建学院听过章靳以先生的课，而靳以先生此时正在复旦教书。可是，当我一九五六年秋考进复旦时，靳以先生正好离开复旦调到上海作协工作。因此，我虽在复旦没有遇到章靳以先生，却走上了朝思暮想的文学道路。

回首六十余年来走过的文学道路，总是忘不了我文学梦起步的地方。故乡的望安山啊！我忘不了你，但只能在梦中常常亲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