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学界利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某些学说解释中国当代的文艺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给我们的文艺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另一方面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并不能客观地应对与合理解释当前中国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毕竟,西方文艺理论产生的土壤与当代中国的国情并非一致,同时如何在现代语境中激活古代文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文学理论现状,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们开始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进行不断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文论话语重建的提出与质疑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外来术语与中国学术思想之间的矛盾关系。郭绍虞在《关于〈沧浪诗话〉讨论的补充意见》中就提到:“用外来术语来说明中国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总有一些距离,不会完全适合的。问题就在产生这些术语的历史环境并不与中国的历史环境完全相适合。但是,假使因噎废食,由于这些术语不能完全适合而放弃不用,那么对说明问题也带来了某些不方便,因为用现代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面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强势入侵,则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与话语重建问题。曹顺庆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指出:“对话,首先要解决文化话语问题。遗憾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语症。”在曹顺庆看来,患了“失语症”的中国文学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多元交流的21世纪将难以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对此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

面对曹顺庆所提出的文学理论“失语症”问题,季羡林随后进行了回应,他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提到,“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季羡林认为,想使中国文论在世界上发出声音,要在世界文论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关键不在西方人手中,而全在我们手中。他的观点与曹顺庆有所不同,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引发了更加广泛和持续的讨论。

张少康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文论“失语”的现象,他在《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一文中提出,要使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境,在世界文论讲坛上有中国的声音,必须“改弦更张”,要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发展,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是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当代文论建设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指导下,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这样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与张少康不同,董学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一文中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指出,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他还明确说到“文论失语症”的说法只是一种偏激的义愤之论,进而指出这一论断固然有强调恢复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文论建设上重要地位的积极性,但它的根本弱点和致命错误在于无视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文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已经形成的带本土化(民族化)特色的完整系统的合理性。他主张对文学理论进行再一次“综合创新”,并把21世界文学理论的设计,定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一命题上。

纵观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的呼声基本都离不开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反思尚有所欠缺。

新世纪：关于文论话语重建的深入讨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与“话语重建”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最先提出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症”的曹顺庆与支宇在《重释文学性——论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处境》中对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们指出,在不同的文学理论话语系统中,关于“文学性”的内涵也不同,其中认识论的文学理论将其视为形象性,表现论的文学理论将其视为情感性,审美功利论的文学理论将其视为审美性,语言学的文学理论将其视为符号学等,但是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有这些阐释文学性的途径和线索逐渐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因此,重释文学性,重建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成为当代文艺学最为紧迫的理论使命。这一讨论是从文学理论的内部进行的学术探讨,关于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开始深入到文学理论本身的一些关键词与核心点上。李夫生与曹顺庆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一文中进一步探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式。他们在文中梳理了我国引进西方文论思想资源的历史过程,提出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时,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不是唯一途径,西方文论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话语资源。因此,他们在提出实现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的同时,还主张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转换,即所谓的“西方文论中国化”。这一思考也代表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的学者关于借鉴古今中外文论资源建设中国文论的一种理论思路。

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仍然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陶东风在《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中对 “失语”与“重建”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以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他与曹顺庆的最大分歧所在。他认为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文论重建之路需要更多地借鉴西方的理论,而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出发加以不断地修正和改造。他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文论完全不能阐释中国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状态,而且最后总结到,“失语”论者指出的那些机械套用西方文论(拼贴法)只是一些不成功的例子,从中不能得出西方文论不能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结论。

此外,朱立元对文学理论“话语重建”问题也持保留态度。他在《对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几点思考——兼谈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的基本估价》中否认了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从而造成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症”。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汲取、融合中国古代文论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转换的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并与中国文论传统相融合的历程。经过百年的发展、革新、积累、创造,中国文艺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19世纪末之前可概括为“古典文论”传统的一个现代新传统。因此,我国文艺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应当从我们所立足的新传统出发,在从新时期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而不是采取基本否定、重起炉灶的态度。周宪也在《“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中对中国文论话语重建问题表示了关切,他分析“失语症”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其实是一种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对此他表现出了一种相对从容的态度,在他看来,如果坚持并实践文化多元主义,以一种更加开放多元的观点来看待文化认同,而不是把认同看作是已经完成或僵固了的本质主义范畴,我们就会在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中把握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的可能性。

针对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持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化,依然是当前文学理论界所关注的重要论题。

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近几年,学者对于这些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张江在《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一文中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结合当前文学理论界的研究现状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局限有: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进而阐明了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而最早提出文学理论“失语症”的曹顺庆在2017年发表的《中国话语建设的新路径——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对话》一文中也反思了当前中国文论的现状,并积极探索了话语重建的有效方案。他认为,中国话语的重建应以实际的生存经验为基础,充分利用当下现有的文论学术资源,实现对中西文论的整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对话就是促成中国话语建设的新路径。他在文中提到当代中国文论的学术资源,大致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文论,二是俄苏文论,三是西方文论。而这一观点也基本成为了学界的共识。正如董学文和金永兵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一书中所提到的,在如何运用这三种理论资源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立足本国传统,整合利用外来文学理论的先进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文学理论的“综合创新”,重建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

不论文学理论是否患有“失语症”,我国的文学理论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危机,许多学者对此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童庆炳曾在《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一文中认为这些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社会转型后提出的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二,文学理论面对蓬勃发展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时表现出的封闭和孤立状态。第三,文学理论学术研究的浅表化问题。针对这样的危机,他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分别是:追求文学理论的当下性;加强文学理论的学科关联性研究;提倡文学理论研究历史语境化。

总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学理论界走过了西方文学理论界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西方的文学理论经过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强制阐释”的问题。与之相应,中国文学理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和新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刻不容缓。在未来的理论建设中,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其他理论资源,共同推动文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阐释与话语转换研究”项目(CUC18D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