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改编的粤语剧《西施》残稿初探
【内容摘要】 许地山于1936年改编的粤语话剧《西施》是目前发现的许地山唯一一部方言作品，尚未收入已出版的许地山文集和许地山年谱中。这部话剧应改编自顾一樵于1933年创作的同名话剧《西施》。该残稿的发现可以深化对许地山在港时的文艺创作的研究，也将推动对许地山文艺思想的研究。此外，该残稿也可反映香港1930—40年代对戏剧教育的重视情况，对深化对1930—40年代香港文学史的研究亦有所帮助。
【关键词】许地山、集外文、《西施》、顾一樵、香港创作
许地山生命中的最后七年在香港度过，他从1935年9月至1941年8月担任港大中文系主任，并于1941年8月4日逝世于香港。在港时他笔耕不缀，发表过不少小说、话剧和杂文。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他发表于1939年的《玉官》和1941年的《铁鱼底腮》。但其实许地山的许多资料仍保留在香港，不为外人知晓。
笔者在阅读许地山港大时的同事及好友陈君葆的日记时，发现其1936年10月17日日记里提到许地山曾经改编过一部名《西施》的话剧，“许先生改编过《西施》一剧二、三、四幕都印好了，全用广东话，比头作好多了。我说若果连第一幕也改写过，那末粤语文学不愁没资料了。许先生也想译成英文，这意与我暗合。”而后在10月31日日记中又写到“《西施》一剧的英文本事写好后，交了李思义拿去印。”由这两条记载来看，许地山于1936年完成了《西施》后三幕的粤语剧本以及《西施》英语剧本的改编。遗憾的是，这两个剧本现均散失，在现有许地山文集和年谱中都未有著录。
陈君葆在10月22日的日记里提到，“《西施》暂定十一月七日公演。”但由于陈君葆日记中缺失11月7日这天的记载，所以无法从陈君葆日记里确认《西施》粤语公演是否举行。由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2013年发表的论文《空谷灵雨许地山》则确定这次演出已经举行，“1936年撰写剧本《西施》并由陈君葆导演在港大大礼堂公演。”笔者认为，无论这次公演是否如期举行，许地山最初改编粤语话剧《西施》是为了给港大学生公演应是确切无疑。
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的帮助下，得知《西施》粤语剧本手稿曾重现于2013年港大档案馆及港大中文系共同主办的《空山灵雨落华生：许地山教授手稿珍藏特展》。经过港大档案馆和卢玮銮老师的帮助，笔者终于一睹这份四幕粤语话剧手稿的风采。这份手稿由许地山生前好友马鉴教授的家人提供，手稿从第二幕开始，至第四幕共存20页，第四幕结局部分遗失。保存下来的这部残稿纸张材质非常软，页面已泛黄，背面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英文办公表格，可见这份手稿是许地山临时取用办公用纸进行创作，手稿字迹较为潦草，为钢笔书写，但文字基本可以辨认，涂改痕迹也较少。手稿从第二幕始，至第四幕结束（结局部分遗失），整部剧本从右往左竖排书写，一行二十字左右，一页约二十行，一页四百字上下，因此现存手稿大致共存八千余字。
一
《西施》是目前发现的许地山唯一一部方言话剧。全文以粤语口语创作，讲述了西施嫁去吴国却逐步与夫差产生感情的一段历史，主要人物有西施、范蠡、夫差、东施和太宰等。
通过文本对读，笔者认为这部剧本改编自顾一樵的话剧剧本《西施》，这部剧本最初发表于1933年《新月》第4卷第2、3期，1936年收入单行本《西施与其他》，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出版。两部《西施》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走向大致相同，在第二幕范蠡与西施的对白、第三幕西施和宫女的对白上台词设置也几乎一致，甚至许版中部分台词只是把顾版翻译成粤语，可见许地山版《西施》受顾毓琇版《西施》影响之深。以下取一段西施与范蠡的对话具体对比：
所引的对话共有十五句话，其中有四句话完全相同， 有九句直接从国语翻译成粤语，还有一句只是比原句多了“起来”两字，只有一句顾毓琇版没有。可见许地山版《西施》受顾毓琇版影响之深。
两部《西施》情节相似，主题也是相似的。在《西施》序里，顾毓琇如此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之所以报吴，国人国人，其有之以报宁萝村之浣纱女乎？” 顾毓琇对个人在国家机器和时代大局影响下的失语和牺牲表现了无限的同情和思考，这一主题延续至许版《西施》上。但是遗憾的是，许版《西施》最后一幕结局部分散失，我们无从知道许地山将如何处理西施最后的结局，而顾版最为精妙部分正是在结局：西施与夫差殉情而亡，却被范蠡树立成为越国牺牲的英雄形象，西施的真实想法在时代巨潮中无从表达，留下了无限讽刺和可叹的余味。
此外，许地山和顾毓琇共同赴美留学，许地山一向关注顾毓琇的作品，曾在阅读顾毓琇《芝兰与茉莉》后发表《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表达对顾毓琇作品的重视。而顾版《西施》公开发表在《新月》上，许地山完全有机会读到。
二
因此，笔者有理由确认，许地山的《西施》与顾毓琇的《西施》关系密切。但是，尽管许版《西施》改编于顾毓琇同名话剧，笔者认为这部作品仍有许地山的许多创新，也是其在港创作中文学成就较高的作品。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该剧粤语口语运用极为地道老练，人称、语气词、动词、动词上都与粤语口语保持一致。此外，对俗语的运用也十分到位，比如“托福晒咯”、“齐黑”、“吓鬼打你呀”均为粤语方言俗语。此外，这部话剧不同于顾版《西施》，许地山将其对民族大义与女性命运的独到思考融入此剧，渗透了其一向以来的佛教思想。
在女性形象方面，许版塑造了一个更为直率勇敢的西施形象。在顾版《西施》中，西施从未表达过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带着自己的秘密自杀，使范蠡误认西施的死是他杀，成了永久的遗憾。但是许地山让西施直接向范蠡坦白了自己在国家大义与爱情之间的彷徨，西施向范蠡道：“我系吴国嘅夷光，唔系从前越国嘅西施。……从前我系越国嘅人，现在系吴国嘅人……家阵行到呢个地步，叫我用得情嚟就失咗义。(我是吴国的夷光，不是从前越国的西施……从前我是越国的人，现在是吴国的人……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我用了情就失了义。) ”西施这一段真情告白真切呈现了她在个人私情与国家大义之间的摇摆，拥有顾版《西施》所缺乏的勇敢坦率。显然许版的西施更带有许地山所偏好的率真女性的形象特点，其淡然坦率的性格与《春桃》里的春桃、《商人妇》里的惜官、《缀网劳蛛》里的尚洁的性格都有相似之处，是许地山一向秉持的人生观。而这种人生观的底色又带有佛教色彩。许版中的西施在最受宠爱时也曾感慨 “爱情，体贴，都唔换得快乐㗎。人生就系噉苦。（爱情，体贴，都换不来快乐的，人生就是这么苦）”，表现了“生本不乐”的人生观。
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观也体现在剧中人物面对民族大义之时。许版《西施》中人物的国家情怀因染上了宗教色彩而显得模糊不清，这尤其体现在两个版本对夫差形象塑造的差异上，虽然许版《西施》缺失了结局，我们无从知晓许版的夫差最后会做出什么选择，但是从越国攻进吴国后夫差的反应来看，他并不那么在意国家的得失，在破城后与西施的对话仍是平静日常，但是在顾版中，夫差非常渴望拥有国家英雄的身份，并对爱情有着英雄美人的想象：
[i] 唔通：表示难道。
[ii] 呢排：表示最近。
[iii] 无乜：表示没什么。
在顾版《西施》中，夫差懊悔于吴国被勾践击败，最后拒绝了与西施共同逃走的建议，选择为吴国牺牲，从中可看出夫差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但许版《西施》中的夫差国家意识却十分模糊，在太宰告诉夫差选择了西施就意味着要失去国家时，他甚至表示“一得一失。我宁愿失彼得此。”； 在越兵冲进城后，西施慌乱懊悔，他却宽慰道，“我地向呢个时候重得相见，岂不是天赐嘅机缘(我们在这个时候相遇岂不是天赐的机缘)”。夫差对命运的安排如此淡然处之，对国家的灭亡如此坦然接受，贯彻着佛家“一切皆苦”、“因缘结果”的感触。这与顾版截然不同的设置也使得许版的夫差有了更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三
许版《西施》的发现可以深化对许地山在港时文学创作的研究，也将推动许地山文艺思想的研究。此外，该残稿也可反映香港1930—40年代香港文艺界对戏剧教育的重视，对深化1930—40年代香港文学史研究亦有所帮助。
许地山在港时期十分看重文艺大众化工作。30年代的香港居民国语水平低，哪怕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也往往仅精通英语和粤语，对国语所知寥寥。许地山在港时充分利用自己掌握英文、国语、粤语三语的语言优势，不仅在大学开展国语课程，还以不同语言演讲、创作，为正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的中华民族振臂疾呼，为唤醒更多在港国民的国家意识而做出切实努力。黄万华在《许地山在香港文学的中原性和本土性之间》中断定，许地山在港的文学创作是南来作家中协调中原心态和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最自觉而有效的，并举出《铁鱼底腮》《玉官》中的情节设置和环境描写作为论据。显然许版《西施》这一粤语方言文学创作为这一论断增加了更重要的论据。
其次，许地山在港时创作了许多历史题材的戏剧和小说，许版《西施》仅仅是其中之一。但是，以前根本不知道许版《西施》的存在，更谈不上对之进行研究和阐释，对许地山历史剧的意义及其背后所反映的许地山的文艺观等问题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地山在这段时间重视戏剧，尤其是历史剧，或与其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期许有关。笔者查询今年刚开放的《大公报》数据库发现，1930—40年代的香港文艺界非常看重戏剧教育，许地山是其中的主力军。由1940年11月的《大公报》报道可知，当时青年会少年部着力组织儿童剧场，许地山为指导委员会主事人之一。儿童剧场雏形来自苏联，以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为目的。许地山多次以主席身份召开“戏剧与教育”座谈会，强调戏剧的教育功能。他着力鼓励本地的粤剧救亡团活动，曾于1939年作为中国文协的代表赠送粤剧救亡团锦旗。 此外，他也积极参与了儿童剧场专辑的筹办工作，提出戏剧和儿童五育的密切关系，并着力解决儿童戏剧人才、剧本演出和地点等问题。
除此之外，许地山先后两次借由顾毓琇的作品生发进行创作，可见他对顾毓琇作品的兴趣。两人文化背景和学术旨趣相似，杨义在《论顾毓琇的创作》中指出：“他不是过激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以稳健中正的文化态度，践履着他的文艺复兴的主张。” 这种“文化复兴”的文化观与许地山有是否有几分相似？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这部许版《西施》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许地山是香港1930—40年代之交文艺界的一面镜子，通过对许地山在港文学创作的探究，可对许地山的文艺思想有更完整的把握，更是对处于风云动荡的1930年—40年代出的香港文坛给予更为同情之理解，而许地山改编的粤语剧《西施》残稿的发现提供了最新的例子，本文只是初步的探讨而已。
作者简介：胡文曦，1995年生于湖南永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在读，2017年9月-2018年2月前往香港中文大学短期研修。
（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