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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生代军旅作家”:创新的“新”

来源:文艺报 | 徐贵祥  2018年10月31日08:37

近年来,军旅文学内部涌现出很多“新生代”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评论界普遍关注不够。“新生代军旅作家”,过去只是一个含混的说法,如今,傅逸尘编著的《“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

傅逸尘多年来矢志不渝地关注、研究、梳理军队年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终于把它们成规模、系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评论敢于直言,既发掘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价值和可能的价值,同时也提出问题和可能的问题,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摇旗呐喊,也为他们担忧,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希望,几十篇评论文章的字里行间闪烁着理性的色彩。在文学、军事文学和军事文学批评日渐式微的今天,傅逸尘所做的努力,不仅是针对“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整个军旅文学创作领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军旅作家”,这一个称谓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所谓的“新生代”既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一种文学流派或者文学思潮,按照傅逸尘的说法,它就是一个以年龄划分的军队文学创作群体,而且是一个界限模糊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群体的创作特征和风格仍然缺乏系统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只是站在一个作家的立场上,感觉这个“新生代”并非是对“老生代”的革命或者说颠覆。这一代作家和上一代作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对“新生代军旅作家”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些作家成长过程中的继承关系,不能把“新生代”的成长路径同“老生代”隔离开来或者对立起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既然是“新生代军旅作家”,那么它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必然有迥异于“老生代军旅作家”的地方,比如创作的目的、视野、视角,以及内涵、形式等方面别具一格的追求,这是实实在在的。我读过一些“新生代”的作品,确实感到耳目一新。譬如关注军人个体的命运、关注军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军人情感的异常、关注军人灵魂的奥秘等等。这个群体受到的局限比前辈军旅作家少,对于文学的理解更为深刻,形式追求更有现代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说“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作品就是未来军事文学的发展方向,这话恐怕为时尚早。同样,如果说“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作品没有进步,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开拓,这更不是事实。我认为,离文学的本质最近的、离人性和人心最近的、离世界文学最近的,还是也应该是一代又一代的“新生代作家”。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新生代”的新,不应该仅仅是年龄上的划分,而应该主要体现在创新上,“新生代”的“新”,是创新的“新”。

其次,就“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军旅”二字,我谈谈个人理解。就作家这个行当而言,本来并不存在军旅作家和非军旅作家之分,作家就是作家,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并以人为书写对象,作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写人的遭遇、人的命运、人的寒冷、人的温暖、人的真相、人的希望……这样讲可能有点唱高调的嫌疑,但这个高调是真理。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真理,毕竟,我们在作家前面冠上“军旅”二字,客观上就有了一定的限定性。什么叫军旅作家?应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作家本人吃军粮穿军装拿军饷,二是作品以军旅之人和军旅之事为书写对象,再具体一点讲,就是以战争和战争准备为书写对象。傅逸尘编著的这几本书,名为“面面观”,既看出了“新”的一面,也看出了“旧”的一面,即看出了可喜的一面,也看出了堪忧的一面。“面面观”是为了客观。进入当代,世界新军事变革日新月异,中国的强军改革也是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军旅作家身在其中,很多人都亲身体验到了改革的阵痛,也看到了强军的希望。但是,这些新东西,我们的军事文学并没有很好地表现。比如说战争准备、训练模式、力量编成、组织结构、武器装备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脑海中储存的那些关于冷兵器、热兵器,甚至机械化时代的军事生活经验和常识,有很多已经被刷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军队的作家,“新生代”也好,“老生代”也罢,都面临着紧迫的学习任务,必须尽快熟悉军旅之事,熟悉军旅之人,掌握新情况、新特点、新规律,尽快地融入新军事变革的语境,否则,创新就是一句空话,所谓军旅作家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新老皆是如此。

诚如傅逸尘分析的那样,日常化、碎片化、低视点的叙事伦理,导致一些“新生代军旅作家”对当下军旅生活的表达还停留在事象的表层,这当然远远不够。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我个人认为,军旅作家应该首先承担起这个责任,弘扬民族正气、高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做军旅文学高扬的旗帜。事关民族命运、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同样应该成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美学追求。

为什么写作,一个哲学家说,各有各的道理。这样讲好像有点不负责任,但事实就是如此,军旅作家写作的道理一定与军旅有关。还有一位哲学家说,文学应该是有用的,文学应该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爱情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这样说,好像有点功利,可是如果连这点功利都没有,我们还要文学干什么?我同意寓教于乐,更同意寓教于美。鉴于此,我特别同意傅逸尘的呼吁:即便不能给现实生活的诸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至少也要写出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即便不能贡献整体性、超越性的思想智识,至少要具有思辨的眼光和立场……是故,“新生代军旅作家”亦迫切需要跳脱“形而下叙事”的泥淖,以葆有未来发展的多向度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