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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涛:“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示范 ——第一次文代会招待演出考论

来源:《文艺研究》 | 王秀涛  2018年10月29日08:49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的意义不言而喻,它作为当代文艺的开端被学界广泛认同,但对于如此重要的事件,相关的很多史实尚未得到呈现和解释。事实上,第一次文代会并非只是以会议报告的方式宣告新文艺的诞生,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对新的文艺方向的确认之外,这次文代会组织的很多活动,都是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实践和预演,譬如美术作品的展览、招待代表的演出等等,无不昭示着新文艺未来的方向。这些会议活动都有特定的程序和选择的标准,其中蕴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文艺发展的未来设计。此次文代会招待代表的演出并不是单纯为了娱乐,从剧团的邀请到剧目的排定,都着意于通过示范性的文艺活动,介绍、推广革命文艺经验,宣告新的人民文艺的未来走向。

第一次文代会的具体实施是在筹备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筹委会下设文学艺术作品评选委员会、演出委员会、展览委员会、章程与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等。其中演出委员负责文代会期间的演出,由欧阳予倩(戏剧家)、李伯钊(人民文工团团长)、马彦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旧剧处处长)、马思聪(人民文工团副团长)、贺绿汀(人民文工团副团长)、袁牧之(中央电影管理局局长)、汪洋(北平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盛家伦(音乐家)、阳翰笙(剧作家)、史东山(电影导演)、丁里(华北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社长)、舒强(华大文工一团团长)、邵惟(华大文工二团团长)、吴雪(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刘郁民(人民文工团导演)、吕骥(音乐家)、李超(华大文工三团副团长)组成,主任委员是欧阳予倩,副主任委员是李伯钊、马思聪①。

演出委员会下设五个组:(一)秘书组,组长马彦祥,秘书刘念渠,秘书干事刘爱珠;(二)节目组,组长戴浩,负责节目的排定,兼及剧场的租用;(三)技术组,组长汪洋,负责辅助各团解决舞台装置与灯光问题;(四)宣传组,组长萧甲,副组长李凌,负责对外的一切宣传工作及说明书的编印;(五)学习组,组长萧甲,副组长柯灵,负责组织学习、访问,整理戏剧展览资料与布置展览会场。

1949年4月15日,筹委会常委会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演出委员会计划“约请五大解放区及四大野战军的剧团来平公演”②。4月27日,筹委会分别致电加以邀请,笔者在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见到了几封电文底稿,抄录如下:

致第一、二、三、四野战军

东北、中原、华北解放区的电报:

前电想必收到。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一次全国规模的演出展览,在交换及总结经验上,在进一步推进工作上,在解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决定正式邀请贵军/区选派一个剧团带着最好的节目,在五月底以前赶到北平来参加。当贵军/区决定了剧团、行期、节目、人数,请即电告。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四月廿七日

致华东解放区的复电:

来电敬悉。我们了解贵区剧团在大军南进中担当的重要任务,仍然希望能选派一个剧团到北平来参加演出,盼即电告行期。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四月廿七日

致西北解放区的复电:

来电敬悉。我们以为西北解放区的戏剧,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与优秀而显著的成就,在这次举行的演出中,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请贵区还在大军胜利南进的工作需要中,无论如何,选派一个剧团,在五月下旬以前,赶到北平来参加。这是全国文艺界一致的期望。行期决定,盼即电告。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四月二十七日

此后,对于这次演出,演出委员会经过讨论,制定了剧团参加演出暂行办法,并在1949年5月的《文艺报》刊出③。据当时工作人员的记述,此办法“除了日期,因为文代会一再延期之故,差不多正好后移了约一个月外,其他是完全实行了的”④。参加演出的外地文工团人数约一千三百人,住宿由筹委会秘书处总务科统一办理,先到的住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后来的分散居住。参加演出的文工团的往返旅费、伙食及演出费,“完全是自己负担的”,但每一场演出都有相应的补助,而参加演出的“梅兰芳、周信芳与李少春,则纯属义务”⑤。

筹委会于5月25日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参加大会评选演出的戏剧。6月5日至15日预演,使各剧团互相观摩。26日开始正式评选演出,并决定增加邀请冀鲁豫曲艺界及石家庄曲艺界参加评选演出。另外,“演出委员会并分出音乐评选演出组,现亦在选排节目中”,同时决定“在大会揭幕(六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举办一个大型的晚会”⑥。然而,由于文代会一再延期等原因,日程的排定和节目的安排也一再更改。此间也有地方曾致电筹委会申请参加演出,根据笔者在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的发现,比如冀中区党委宣传部6月17日电告筹委会:“前冀中军区火线剧社要求赴平为文代会演出《王秀鸾》(此剧为该剧社所创作现仍保留原来大部演员)请批准。如不需要,则另请允其酌派几名优秀演员列席大会,希即复。”

抗敌剧社(1940年)

关于此次演出的剧目和具体日程,在笔者所见的资料里,《文艺报》《人民日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以及当时在演出委员会工作的刘念渠、吴青编撰的《在人民的舞台上》均有记载,但出入较大。笔者在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看到两份文联旧档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招待代表演出日程》(以下简称《日程》),一份日程是排印版,标有“归档,一代会类,第17号”的字样,一份日程是手写油印版,内容相同,只是另外标注了每场的人数,少了“注意事项”等内容。油印版应为草稿,排印版为最后的正式日程表。此《日程》毫无疑问有权威性,但和实际的演出仍不相符。具体原因,刘念渠、吴青编撰的《在人民的舞台上》中有解释:“节目的排定,也颇费周折。代表们每天上午开大会,下午有小组会,精神很疲劳,所以原则上只能晚间演一场,并且要保证全体代表每一个节目都能看到。加以东北七单位到达最晚,节目等情况与演出的需要未能预先了解;演出中途华大文工一团的部分同志参加了出国文工团,准备九月四日在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青年节中的演出,原定大会的节目就不得不停演了;此外个别节目的改动与增加,时间与场所的临时变改,使原定的演出日程改动多次。”⑦

 

连环画《王秀鸾》

排印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招待代表演出日程》由演出委员会在1949年7月1日制定,具体如下:

根据《在人民的舞台上》的记载,此日程有如下改动:7月8日除了晚间的演出,在白天由华大文工三团演出了《红旗歌》(国民大戏院);7月12日的演出改为一野战斗剧社的《女英雄刘胡兰》(国民大戏院);7月13日改为三野文工二团演出《一样爱护他》《碾胜利米》《立功花鼓》(大华电影院);7月22日除晚间的演出,在白天由南方代表第一、二团演出《等因奉此》《南下列车》《血溅宋公园》(解放影剧院);7月23日改为革命大学文工团演出《大秧歌舞》《夫妻识字》《一场虚惊》《王大娘赶集》(国民大戏院);7月24日因故停演;7月25日白天上演了鲁迅音乐工作团的《音乐会》(国民大戏院),晚上由梅兰芳等演出《文昭关》《三岔口》《霸王别姬》(长安大戏院)⑩;28日,由周信芳等演出《蝴蝶杯》《四进士》等(长安大戏院)。《在人民的舞台上》的叙述是可信的,作者亲历了整个演出过程,而且这个日程也在下文将要提到的很多与会代表的日记里得到证实。

此外,演出委员会还临时组织了十场电影演出:7月13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民主东北》《桥》;14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回到自己的队伍来》;15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普通一兵》(苏联影片华语对白的翻版);21日是启明公司的《祥林嫂》;22日是昆仑公司的《希望在人间》;23日是文华公司的《夜店》;25日和26日是昆仑公司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上、下集;27日是昆仑公司的《八千里路云和月》;28日是国泰公司的《忆江南》。放映地点都在美琪电影院,前三场是下午两点,后七场是上午九点半{11}。

从演出的节目、演出的团体来看,无疑以来自解放区的团体和作品为主,内容也多为工农兵题材。“参加演出的团队……十之七八是曾在老解放区工作过多年的。演出的节目,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表现了何等的多样性,十之八九是一九四二年发表了毛主席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以后的作品。”{12}以文艺演出为契机,把革命文艺的经典作品推向更广的范围,这些交流、学习和示范无疑是确立中国当代文艺方向的重要举措。

按照演出办法,除指定一场招待代表以外,其他演出可以向大众售票。但演出开始之后,大会主席为了给文工团提供更多的相互观摩和学习的机会,决定“尽可能的使各节目多演一场招待参加戏剧演出的文工团队”{13}。《在人民的舞台上》所记招待文工团队的演出日程如下{14}:

组织演出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展示新文艺的成绩,另一方面要给参演的剧团提供交流和学习的机会,通过演出交流来明确当下革命文艺的原则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说学习,一方面,首先就是向各团队学习如何以戏剧为工农兵服务与如何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比较具体的说,即是:各团队演了写什么戏,用什么形式反映了现实,这些戏是怎么创作的又怎样演出的,他们有着怎样的特点,在广大的观众群中发生了何等效果,以及,这些戏是如何生根、成长壮大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是各团队及其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如何采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如何发现问题并试行解决问题。”{15}

尤其是对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而言,演出所具备的示范意义更为明显。“老解放区的文工团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与培养下,在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号召下,正大步走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这是新解放区、待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所急于要了解的、要学习的。”{16}为此,演出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联络小组,由白杨、舒绣文、张瑞芳、欧阳红樱、欧阳敬如、黎莉莉、王苹和华大二团王负图、人民文工团韩冰、青年剧院段承斌等十人组成,在演出之前对几个野战军的文工团进行了访问。

同时,演出委员会成立了学习组,由赖少其、欧阳予倩、吴雪、柯灵、王负图、马彦祥、盛家伦负责计划。计划的学习方式是报告和座谈两种,其中报告拟定的内容为:如何为兵服务、如何为工服务、如何为农服务、国统区的斗争经验、国统区的学生剧运等。演委会学习组共组织了两场报告,每场参加的人数约五百人。一场是6月15日在解放影剧院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报告,由华北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苏凡作题为《兵演兵》的报告,介绍了第十九军的兵演兵运动,三野文工二团赵夫征介绍了渡江文艺鼓动街;另一场是20日举行的工厂文艺工作报告,由阿英作报告{17}。

座谈原计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一个戏为中心,“先就《女英雄刘胡兰》《子弟兵与老百姓》《大翻身》《红旗歌》与《民主青年进行曲》五个戏来组织,各团队先行自己讨论,将总结由三数(原文如此——引者注)干部同志带到座谈会上来,经讨论后,做出结论”;一种是根据工作性质分别举行的,包括剧作、导演、演技、装置、作曲,“由各团队的这几部门的负责同志分别出席,并请国统区的戏剧代表们分别参加”{18}。不过由于时间原因,仅举行了一次关于《女英雄刘胡兰》的座谈。

《女英雄刘胡兰》座谈会6月24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召开,由战斗剧社主持,座谈之前拟定了一份座谈大纲,经演出委员会转发给各文工团队及戏剧代表。主要内容是对基本思想内容、结构、人物、作曲演奏、导演和演员、整个演出(包括舞台各部门工作)有什么意见;如何吸收中国各地方戏剧优点,从剧本结构、戏剧音乐、场面安排、演员表演等方面讨论如何创作民族的、有地方色彩的新歌剧。田汉、洪深、顾仲彝、白杨、舒绣文、张骏祥、冯亚超和各文工团队的代表参加了此次座谈。座谈会认为这个戏的不足是“没有把毛主席送给刘胡兰的挽联‘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深刻地表现出来”,但音乐方面“富于陕西的地方色彩”,同时也指出“在行军工作最忙的当中,创造出这样一个剧本,用以教育党员和群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

演出资料的展览也是交流和学习的方式。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设有展览委员会,负责作品的征集和展览。演出展览的资料“是在短短不足三十天的时期内,由演出委员会分向各方面征集材料,由展览委员会统一于美术展览之内举行的”{20}。展览地点在北平艺专,7月1日预展,次日正式展出,至7月25日闭幕。华大文工一团、华大文工二团、华大文工三团、人民文工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战斗剧社、抗敌剧社、革大文工团、华北平剧院、济南大众平剧院、大南胜利剧团等十一个剧团参加了此次展览,另外还有华东、华中、西北各解放区的戏剧作品以及新解放区的西南剧展,华南的中原戏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上海的傀儡戏、影剧评论,粤剧及华南音乐作品等。总计展出“包括团队史实(斗争经验)、工作成绩,图照,统计,海报、入场券、说明书,锦旗,剧本及戏剧出版物,手记,模型,牺牲同志遗物等等,还有一些电影照片,凡七百五十余件”{21}。

此次演出在代表中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将近一个月的演出,是这次文代会最具体而出色的表现。参加会议的代表说:‘有时在会场没得到什么,在看戏中却得到不少教训。’”{22}战斗剧社的演出人员回忆,《九股山的英雄》因为“内容站得住脚,有战斗性,有生活气息”,演出广告刊出后,“从头一场开始就天天爆满,每天还有不少人买站票看演出,戏剧界的朋友为我们的演出举行座谈,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录音剪辑”{23}。很多参会代表在日记里都记载了他们观看演出时的感受。王林在日记中认为华北文工团演的《民主进行曲》“比去年的改善多了,但时代比去年前进多了。其中最好的是描写国特学生的阴谋活动,示威场面导演得好”。他在日记中还写到,《炮弹怎样造成的》“是成功的”。对洪深、张瑞芳等名人演《等因奉此》《南下列车》以及《血溅宋公园》,王林的评价是“讽刺国民党区官僚生活甚生动”。三野文工团的淮海大合唱“战争气氛浓厚”,王林认为,“这个伟大的历史场面和英雄史诗,应敏感记录下来传之永久”{24}。

华东代表团的冯毅之在日记里也记载了观看节目演出时的感受及见闻。他在日记里认为《上战场》《买卖公平》《赵喜来庆功》“都是表现战士生活,刺枪、射击、进攻送炸药、磨刀等动作都舞蹈化了,动作和音乐也很有节奏,大家觉得不错”。华大文工三团演出的《红旗歌》,他认为“相当成功”:“演员水平很整齐,对工人生活很熟悉,在表演工人作风和情感上,也很象那回事,没有使人感到别扭和不舒服。落后工人马芳姐的性格掌握很稳……她是具有工人性格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真实又可爱。”《民主青年进行曲》“党的领导表现的很成功”,因此冯毅之认为“不但应学习这样的创作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也应当学习这种优良作风和高贵品德”{25}。

当然,代表们对一些作品也有不同意见,如对《硫磺厂》《九股山的英雄》《不要杀他》多有批评。王林认为,李伯钊写的歌剧《硫磺厂》实在不佳:“简直是一堆浅薄的材料,即算一个总结报告,也不是个好报告。我是朝‘人民文工团’五个字去的,甚为失望。”{26}冯毅之在日记里还写到,火线剧社演《王秀鸾》不如在河间时演得好:“最后一场倒是进步了。大春第一回回家对舞一段,稳重得平庸,不如早先的热情奔放。劳动也是为了生活真实,而缺少艺术了……先入为主,不比前者强很多,观众是不能满足的。剧本长,演四个半钟头。陈学昭看了直说哎,什么都搬上去了。”战斗剧社演出的《九股山的英雄》的戏剧性和舞台效果也遭到代表的批评,冯毅之在日记里就记载了一些代表的意见:“一启幕就枪炮震耳。硝烟弥漫。这不是广场是剧院,动用这样强烈的效果是费力不讨好。我身边有个沉不住气的同志说:‘不应当这样搞法,观众怎么受得了!’立即有人同情说:‘表现战争这是最笨拙的方法,艺术应有艺术的特点和方法。’对这个剧没有《红旗歌》反映好。”{27}

不同于官方的公开报道,代表的日记更偏重于艺术层面的分析,同时不乏批评性的看法,但批评的主要是节目的表现形式。可见当时文艺界的思想状态在过渡时期的不确定性,对新文艺政策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尤其是解放区和国统区作家在艺术观点和表现方法上“矛盾更大”,譬如“《三世仇》把死人抬上舞台,《刘胡兰》(应为《女英雄刘胡兰》——引者注)在舞台上铡活人,战争剧用炸药爆破”,国统区戏剧专家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不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而是庸俗的自然主义表现”,但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不能接受”,认为这些表现手段“达到了强烈的效果和艺术真实感”。6月25日第一次文代会党组干事会上,周文就认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代表“在艺术观点和生活作风上都有隔离”,国统区的代表认为解放区戏剧的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太低,太粗糙。解放区的代表则答复,“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这样,高深的艺术群众不能接受”{28}。

第一次文代会虽然正式宣布了新的文艺方向的确立,但文艺界其实还是面临着统一文艺思想和文艺表现形态等诸多难题。第一次文代会的演出,以及演出委员会组织的学习和交流,其目的也恰恰是在如何理解和表达新的文艺方向等问题上确立一致性。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很多代表也表达了观看戏剧演出的感受。上海代表陈白尘返沪后表示:“这一次参加文代大会对个人来说得到很多的感触。观看了老解放区作品展览会及各剧团的演出,惊人的成绩,告诉了我,新的艺术是富有生命力的,这是一次文艺的大革命,我虽然仅只到了北平,但是看了老解放区的作品和演出,就等于到了老解放区一样。”因此在他看来,这次大会给了他一个向老解放区同志学习的机会。熊佛西、蓝马等人则表示要在思想各方面都继续学习{29}。他们表达了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态度,这是解放区文艺的方向,也是第一次文代会所要推行的文艺发展道路,不管这种态度是否真诚,新的文艺方向显然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梅兰芳在第一次文代会

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

此次文代会的招待演出无疑显示了解放区文艺的特征,以及它在中国当代文艺中的核心位置。正像张庚在第一次文代会所作的报告《解放区的戏剧》里指出的,《白毛女》《血泪仇》《王秀鸾》《赤叶河》《反“翻把”斗争》《红旗歌》《民主青年进行曲》《炮弹是怎样造成的》等作品“都是作者们深入群众生活,体会政策并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群众意见,甚至和群众共同创作而产生出来的”,因此具备了这些特点:(一)内容上,较一般作品反映现实为深刻,典型性较多,教育意义较大;(二)在形式上或语言上吸收了民间文艺中的优良成分而又大胆发展和提高了它们;(三)在导演、表演、音乐、舞蹈,以至装置、服装上,有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创造;(四)特别值得提起的是,这些作品和演出全是和当时的具体政治任务相结合,并且是结合得较好,而非脱离现实斗争的{30}。

此次演出的很多作品在解放区早已被确立为经典,譬如《反“翻把”斗争》反映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中共东北局在1947年曾“以该剧深刻反映现实,对当前土地改革工作深具教育意义,特予该剧作者及演出人员记大功一次,亦予物质奖励”{31}。第一次文代会前,《人民日报》也曾刊文推介《王秀鸾》:“劳动能创造幸福,生产是发家致富的根本,但旧社会有多少劳动工人、农民埋头苦干,劳劳碌碌一辈子,临终还是捞了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因为旧社会是一个制造穷困的剥削社会。王秀鸾这一个剧充分的说明了:只要你肯劳动,你就是象王秀鸾那样柴无一根、米无一粒,在共产党领导下扶助下,同样也能发家致富,大囤满小囤流,得到幸福的生活。”因此在新的时代里,在“革命要在全国获得胜利的时候”,《王秀鸾》所倡导的劳动具有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提高生产”的当下性意义{32}。

《九件衣》则被视作旧剧改革的典范,在东北文艺工作会议上得到普遍好评,获得了哈尔滨市政府的奖励,被认为是“改造旧剧以来很有成绩的剧”,说明“中国旧剧经过改造以后,正向为人民服务的途径迈进”{33}。《戏世界》杂志则把《九件衣》视作旧剧界的转折:过去的戏剧界只知道“在一个死圈子里转演些固定的旧戏”,“为什么一出戏(旧戏),你也演他也演,总有些人在争着看,其实观众看的不是戏,而是在捧角,自己享受一些精神上的愉快,这些错误的观念,以往多少年来都是这样,伶人是为艺术而艺术,看戏的观众是去欣赏艺术,去捧角,去出风头”。新的时代里,“从来演戏的伶人们,应当消除过去错误的观念,认清自己的责任,应当上演有益群众的戏”。而《九件衣》是纯正、没有毒素的平剧,是群众的戏,因此应“多多排演九件衣,看戏的人们也应当多看九件衣,因为新时代的艺术是群众的,我们由群众里出来,而且要再走进群众里”{34}。此外,《野猪林》《四劝》也被视为旧剧改造成功“很好的例子”。《四劝》是“最新的尝试”,“用现代服装,描写现代事实,而能协调不生硬收到很大的效果”{35}。

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一些节目被留下继续在北平演出,据《人民日报》报道:“东北文教队来平参加文代会,演出工人歌剧《立功》及农村剧《阴谋》,获得各界赞誉。尤以《立功》一剧博得全市工人热烈欢迎。市总工会根据工人要求,特请该队留平,自本月十四日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立功》剧,招待工人。据估计此次来观此剧的工人将有十万,包括产业、手工业、搬运等工人。”{36}

还有一些节目被会议代表带回地方进行排演,如《红旗歌》的作者鲁煤曾回忆:“一天上午我和代表们一同观看此剧。幕间休息时,上海代表团几位老戏剧家找到我,说他们回上海要排演此剧,让我介绍该剧的创作情况。”{37}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于伶由北京返沪,“带来老解放区名剧《红旗歌》剧本,该剧本已由剧影妇女协会话剧电影组获得,即将筹备排练演出”{38}。此剧演出阵容强大,由上官云珠饰马芬,黄宗英饰金芳,傅慧珍饰小蘑菇,吴英饰大梅,张鸿眉饰仙妮{39}。周扬1950年在《人民日报》发文谈论《红旗歌》时说:“《红旗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兰州等城市陆续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工人们的欢迎。在上海已连演一百四十八场,现在还在继续;在南京的演出也突破了从来该地话剧卖座的记录。”{40}在鲁煤看来,他创作的《红旗歌》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表现的是一个政治性主题:“歌颂共产党,歌颂民主,歌颂工人阶级。”通过看这出戏,观众“了解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尊重、爱护、关心老百姓的,和压迫、剥削、残害老百姓的国民党反动派完全不同,从而增进了对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热爱与拥护”{41}。

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这些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经典化,成为代表中国当代文艺方向的典范之作。周恩来1949年8月4日在给袁牧之的信中再次肯定了第一次文代会的演出节目,并建议列入故事片拍摄计划:“四十二部故事片,应将这次文代会中演出各戏算入,如白毛女、赤叶河、王秀鸾、刘胡兰、红旗歌、青年进行曲、炮弹怎样造成的、无敌民兵、九股山等等均可拍制成片。如嫌短,则可将两出戏当作一部片。如此,可调一两个文工团来参加拍制,甚至前线文工团亦可参加。脚本、导演、演员均有,再加新聘的编、导、演参加工作,既有实际工作可做,又可彼此学习,无须等候半年一载才有东西拍。如能在半年内拍出这样的十个片子,则对于国内外的宣传将大有裨益。”{42}

此次参与演出的《王秀鸾》《女英雄刘胡兰》《赤叶河》《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红旗歌》《王克勤班》《不要杀他》《兄妹开荒》《团结立功》等,都入选了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套丛书1948年由周扬主持编选,“是解放区近年来文艺作品选集,这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这套丛书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43}。这套丛书作为礼物送给了第一次文代会每一位参会代表。出版委员会为了创作新小人书,早在1949年6月14日就召开座谈会,认为应创作新内容的小人书作为示范,并确定了《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王秀鸾》《九件衣》等二十余种{44},很多同样是此次文代会招待演出的节目。可见,经典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且在内容上多有重合,正是通过各种方式的不断强化,这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品被一步步塑造为具有示范意义的“典范”。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戏剧演出被称为“第一步丰收”{45},尽管在表现形态上存在不同意见,但这些演出无疑代表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方向。作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品,它们的示范性意义不言而喻,这些作品不仅供参会代表学习、观摩,而且逐渐被引介到全国范围进行推广,昭示着文艺新的阶段的开始。

注释:

① 参见刘念渠、吴青《在人民的舞台上》,诗剧文出版社1949年版,第44—48页。

② 《文艺工作者代表会筹委会常委开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16日。

③ 《文代筹委会近况——之二》,载《文艺报》1949年第2期。

④⑦⑩{11}{13}{14}{16}{17}{18}{19}{20}{21}{45} 刘念渠、吴青:《在人民的舞台上》,第52页,第56页,第56—58页,第61页,第55页,第59—60页,第62页,第64页,第63页,第65—66页,第66页,第66—67页,第11页。

⑤ 刘念渠、吴青:《在人民的舞台上》,第52页。关于演出费用问题,文代会副秘书长陈企霞说过,马彦祥是文代会演出方面的负责人,“有一次,为了要求梅兰芳演出一次出钱的问题,马与我在电话里商量演出报酬,我当时并不了解梅的演出是不能少钱的,曾向马提议减少演出费用(这费用当时觉得很大),马发脾气把电话挂了,却到周扬同志处说我发脾气把电话挂了”(陈恭怀:《关于父亲的〈陈述书〉》,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⑥ 柏生:《全国文代筹委演出委员会将举行戏剧评选预演》,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28日。

⑧ 演出的场所中,国民大戏院原属中电三厂,解放影剧院由建国东堂更名,民主剧场原名开明剧场,美琪电影院和长安大戏院则是私营的。

⑨ 演出的剧目为冀鲁豫民艺联的落子《东北大军三路进关》、坠子《二元成亲》,北平曲艺公会的单弦《大生产》、琴书《三女拜寿》、牌子戏《十女夸夫》、评书《渡乌江》、平韵大鼓《三勇士推破船》、梅花调《劳动女英雄》、相声《婚姻与迷信》。

{12}{15} 刘念渠:《在这次大演出中学习》,载《文艺报》1949年第9期。

{22}{35} 浦熙修:《文代大会盛况记》,载《文汇报》1949年7月29日。

{23} 严寄洲:《贺龙与战斗剧社》,载《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1期。

{24}{26} 王林:《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载《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

{25}{27}{28} 《冯毅之六十年作品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483—484、486页,第479页,第462页。。

{29} 《参加文代大会代表返沪 给文艺界带来新的使命》,载(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6日。

{30} 张庚:《解放区的戏剧》,《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89页。

{31} 《创作土地改革剧本成功 东北文工团获奖》,载《人民日报》1947年7月25日。

{32} 梅德善:《介绍歌剧〈王秀鸾〉》,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11日。

{33} 《〈九件衣〉即上演》,载《生活报》1948年第13期。

{34} 《应看九件衣!艺术定要走进群众里去》,载《戏世界》革新第27号,1949年4月23日。

{36} 《“立功”继续演出将有十万工人观众》,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17日。

{37} 鲁煤:《〈红旗歌〉:从解放区到全国》,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4期。

{38} 《于伶返沪带来名剧〈红旗歌〉》,载《青青电影》1949年第21期。

{39} 《红旗歌演员排定》,载《青青电影》1949年第23期。

{40} 周扬:《论〈红旗歌〉》,载《人民日报》1950年5月7日。

{41} 鲁煤:《从石家庄出发:打着红旗进北平》,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42} 周恩来:《给袁牧之的信(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43} 《广告》,载《文艺报》1949年第1期。

{44} 《创作新小人书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49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