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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传承性、原创性与思想性

来源:文艺报 | 王家勇  2018年10月29日08:05

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这个道理在学界已无争议,其是伴随着儿童的发现而逐渐被我们接受和认可的,可我们有时却有意地忽略了中西方对儿童的发现的巨大的时代鸿沟。西方对儿童的发现早在人类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了,到17世纪时,西方的很多艺术创作都已“发现幼童”,即发现幼童的身体,发现幼童的姿态,发现幼童的童言稚语。而中国对儿童的发现则要比西方晚了几百年,尽管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指责了西方旧儿童观的缺陷,可同时也明确批评了中国旧儿童观的“无知”,因此,缺陷容易弥补,而“无知”则相对难以消除,我想这正是中国儿童文学当下所面对的问题,即在西方儿童文学已成高原之势,而在中国儿童文学只是高峰偶现,那么,如何建立和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高度?

近年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是文化领域里的主流思想,可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传承文化最主要、最重要的载体是文学,如果文学本身不具有传承性,那么文化的传承也只是我们想当然的空中楼阁。在我讲授儿童文学课程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学生们对西方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耳熟能详,比如詹姆斯·巴里的《彼得潘》、拉格勒芙的《骑鹅旅行记》、梅特林克的《青鸟》,甚至于提到米尔恩、特莱弗斯、萨尔登和托尔金,学生们都能有所回应,可是,每当我提到同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时,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在我的研究视野中,中国作家仇重《歼魔记》的形象生动性、严文井《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的思想教育性、金近《红鬼脸壳》的幽默讽刺性等都完全可以与西方经典相媲美,可我们的学生为什么根本不了解?这是我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文化自卑心理的作祟。中国近现代的几次“西学东渐”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生成,可也让我们形成了“东方不如西方”的文化自卑心态,这种心态的可怕在于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代际传承中,让我们先天地以为中国儿童文学是不如西方的,进而放弃了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进一步深度观照。其次是传播方式的单一化。以20世纪40年代为例,西方童话在依靠纸媒出版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后,必定会再次以舞台剧、影视剧、图画书等传播方式继续扩大影响力,更容易使读者和作品间形成良性的长久的互动。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渐入主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直到近些年才有了更丰富的传播通道。最后,是对游戏精神的提防。尽管中国儿童文学学界早已对游戏精神有过专业的系统阐释,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尤其是家长和教育者,“游戏”总是他们在教育教训孩童的过程中最谨慎的话题。可以说,此前提及的几部半个多世纪前的优秀中国童话,虽有思想性,但却无一不是游戏精神凸显之作,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很难顺利地传播和传承。中国儿童文学并非没有好作品,只是在众多原因的影响下被阻断了传承的有效性和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出现的那几座“高峰”如果未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多年以后,我们似乎还是会走回以往的老路,经典作品依旧无法传承。

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原创性。中国当下儿童文学的同质性明显存在,我们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新质到底在哪里?其实,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主题、题材、形象等一直都未能脱离中西方以往的已有成规的束缚和窠臼,比如现实题材中的校园、家庭生活和历史题材中的革命战争内容等,虽然有的作品添加了新时代的外衣,可内核依然没有多少新意。在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我始终坚信我们既要做“文学的码头”,又要做“文学的源头”,“文学的码头”就是我上文所提到的“传承性”的问题,优秀的作家作品是需要更广泛地传播出去的,而“文学的源头”就是指儿童文学的原创性。

从文化立场入手重新建立儿童文学的原创性是首要任务。正如上文所说,要想重建原创性,必须先要克服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甚至要有一定的文化自负。贾平凹曾说过:“现在,当我们要面对全部人类,我们要有我们建立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的独特的制造,这个制造不再只符合中国的需要,而要符合全部人类的需要,也就是说为全部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想法。”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不再模仿和追随西方,而是为他人提供我们的“经验和想法”以供他人模仿和追随,我们的原创性才能达成。另外,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应努力摆脱对已有文学资源的依赖和模仿。当下生活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原创资源,只是我们需要用心去观察和提炼,可以适度地向儿童呈现这个世界的完整性并注意适当的思想引导,在儿童文学相对稀有的表现内容中也许会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最后,文学过滤体系也应适度放松对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及发行的控制。儿童文学是有题材禁区的,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但适度放宽儿童文学的题材领域,对重建儿童文学的原创性一定会有辅助作用。

我不赞同纯游戏、娱乐性的儿童文学创作,即便是低幼童书也应有适当和适度的思想性,毕竟幼儿的阅读是需要成人陪伴的,在伴读的过程中,成人也会于其中传递自己的思想,我们大可不必在童书创作中疑似“清高”又想当然地回避思想性。儿童文学承载思想性,并不是要篡取儿童文学审美性的位置,而是儿童文学本就应该担负起的功能职责。在上世纪80年代刘厚明提出的“导思、染情、益智、添趣”、90年代蒋风的“儿童文学八大功能”、新世纪后王泉根阐释的“以善为美”的儿童文学基本美学特征等理论中,思想性都是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儿童文学都是传承和传播时代主流思想的一面镜子,既把幻想照进现实,又把现实投进幻想。当然,我并不是彻底否定纯游戏、娱乐性的儿童文学,文学还是需要多样性的,但它们就仅仅只是一种游戏、娱乐,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高度并不在它们身上。

有高度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性首先要具有时代主流思想,胡适有言:“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天我们谈当下儿童文学的高度问题,其实就是要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或隐或显地呈现新时代主流思想,比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全体中国人的思想指引,也是儿童文学的艰巨使命,因为儿童文学是中国未来性格的规划者和指引者之一,儿童文学要通过文学审美的方式影响儿童的情感和思想,在精神领域引领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是雕刻儿童的重要的思想文本。所以,对新的时代主流思想的呈现既是儿童文学的任务,也是儿童文学的责任。其次是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这一点应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思想内容,就如保罗·亚哲尔所说:儿童“不仅读着安徒生的童话来享乐,而且也从中领悟到了做人应该具备的条件,以及应该完尽的责任”。这其中的“做人应该具备的条件”和“应该完尽的责任”就是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比如勇敢、善良、勤劳、诚实等人的基本道德品质和热爱和平、保护自然、平等互助等社会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儿童拥有一颗比成人更纯粹的心灵,也因此更容易葆有这些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只要儿童文学稍加引导,儿童就会对此坚定不移,有时儿童是可以做“成人之父”的。最后是作家的思想理念,儿童文学毕竟是由作家创作的,作家的思想理念也必然会通过这条脉络传输给儿童。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无论其使用什么样的叙事视角、艺术技巧,也无论其设计了怎样的故事、塑造了怎样的人物,其一定是有一种先行的理念的,这种思想理念就会在字里行间透射出来,进而影响儿童对作品的阅读和接受。所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是非常大的,在创作时应格外小心谨慎,因为作家们的某些思想理念有时可能会影响儿童的一生。

总之,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尽管已有高峰凸显但还远未成型,如果能使中国儿童文学既是文学的“码头”,又是文学的“源头”,还能够与时俱进地传递思想,那么,中国儿童文学整体高度的提升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