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儿童文学批评与研究处于怎样的思想学术高度？“高度”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是通过不同参照系之间的相互比照而得以彰显的，既无绝对的标准，也无最终的极限。“如何建立儿童文学的高度”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它意味着我们对儿童文学目前所处的高度有所不满。那么，当下儿童文学已经达到了怎样的艺术审美高度？基于此，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儿童文学是在与什么参照对象的比照中，显示出“高度”的不足？儿童文学在创作、研究、传播等领域中的“高度”缺失是否存在差异？建立儿童文学的高度应当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清晰认知。

由安徒生奖引发的思考

中国儿童文学是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姿态中开启自己现代性进程的，欧美、俄苏、日本的儿童文学在思想意识、文体形态、艺术审美上都曾经对中国儿童文学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一直在扮演追赶者与学习者的角色。与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之间存在差距（甚至是巨大差异），成为几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世界水平一直是中国儿童文学丈量自身高度的重要参照。谈论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自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长久未获世界认可的焦虑，也让中国儿童文学整体水准位列何等国际地位成为热议的话题。喜获大奖的热闹已归于平静，由此引申的“高度”思考则有走向深入的必要。

应该承认，一个深具影响力的国际文学大奖不仅是对作家个人创作成就的褒奖，也是对一个国家整体文学水平的认可。曹文轩多年前就认为，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水准，他将个人的获奖视为对这一判断的验证，而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是：个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处的平台决定的，正是由于中国拥有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写作者，才使得其中的优秀代表，被世界所发现、所认可。王泉根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地位也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西儿童文学有着不同的艺术选择路向，西方偏向于幻想型文学，而中国偏向于写实型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只是在幻想型文学方面与西方相比尚存欠缺，在写实型文学方面丝毫不逊于西方。

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影响的提升，一批优秀原创作品被译介到多个国家，并得到所在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在中国向世界展现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童书“中国标准”的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韩进认为：“我们不仅要输出‘中国标准’的儿童文学作品，还要有参与制定儿童文学‘世界标准’的雄心和能力。”这种自信来自于绵延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滋养的欣欣向荣的中国儿童文学实践。

以上观点为我们思考中国儿童文学所处的“高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创作、出版、传播所取得的实绩而言，有理由相信，当下中国儿童文学达到了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峰值。然而，这样一种宏观性判断并不足以涵盖中国儿童文学庞大体量的完整样貌。在这里我们不妨将两则新闻报道的标题并置而观，一则是《中国儿童文学崛起世界“高峰”》（《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年4月5日），另一则是《中国童书：如何警惕“平庸之恶”？》（《文学报》2016年3月24 日），前者传递的是安徒生奖落户中国的消息，后者报道的是中国版协少读工委文学读物研究会的研讨情况，这两篇发表时间相距不到半个月的新闻标题，颇有意味地提示我们，对中国儿童文学整体水准的观察需要更为多元的视角。两年时间过去了，儿童文学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内容过度娱乐化、作品内在艺术品质缺失、无法深刻呼应当代童年精神价值等被业内人士视为“平庸之恶”基础性问题，依然在制约着儿童文学迈向更高的高度。因此，当我们在对儿童文学的繁荣局面表示欣喜之时，更应当正视其存在的种种不足。儿童文学业已取得的巨大进步，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追赶者”的角色，但向世界优秀儿童文学汲取精华的“学习者”心态，则需要审慎加以保持。在充分展现民族文化自信，追求中国气派的道路上，更应当有开放容纳异域文学艺术成就的胸怀与气度。

对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地位的探讨，还应更加倚重比较文学的专业视角，针对具体的作家、文本、文体、风格，以及出版传播、读者接受等现象展开深入的国别比较研究，从中得出的结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建设才更具价值。

从中外参照走向文学内部参照

国际水准是中国儿童文学比照自身高度的重要维度，但却不是惟一的维度。儿童文学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与成人文学相区别的基础上，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精神特质、儿童在文学接受上的特殊需求、不同年龄阶段的心智特点等，都是儿童文学展开“文学立法”的基本依据。从历史的眼光看，儿童文学为自己构筑一个自足的王国确有其必要，否则就难以独特之身份立足于文学大家族。然而，在我们建构儿童文学种种“特质”的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割裂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对自身特点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审美视野的局促与精神气质的萎靡。儿童文学应在不失自我个性的前提下，构筑与成人文学之间相互融通、互为支撑的平等文学关系，从文学内部的参照中，获得建立自身高度的启示。正如理论家方卫平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思考，是什么使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的艺术毫不逊色于最优秀的一般文学创作？”“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开放语境能否催生一批这样的经典作品，即使将它们放到经典文学的一般课堂上，仍然经得起挑剔的品读？”

谢有顺对中国当代文学欲望化、碎片化写作提出过这样的批评：“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有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存在很大的残缺。”很多作家热衷于将现代生活简单化地呈现为欲望的场景，单一地表现人的精神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的，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我们不妨提炼一下这段论述的关键词：尖刻、黑暗、阴沉、屈服感，论者以此表达了对当下成人文学写作的负面批评态度，而作为这种文学面貌对立面的宽大、希望、温暖、同情心，恰恰是优秀儿童文学所独具的精神气质。曹文轩作品面对苦难的悲悯情怀、对古典美感的着力追求，就是这种精神气质的具体体现，也是他获得世界认可的重要因素。曹文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受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审美功能，“深刻”成为文学的惟一追求，很多作家又将文学的“深刻”狭隘地理解为表现人性之恶，以至于作品中“不光没有好人了，连坏人都没有了，有的是变态的人、异常的人”。他将文学对“恶”的偏好与“美”的追求，形象地比喻为 “痰盂” 与“花瓶”，并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功是因为选择了“花瓶”而摒弃了“痰盂”。

儿童文学在文学思潮的变幻中，通常难以担当先锋的角色，这并非是儿童文学作家或研究者不思进取，而是因为儿童文学隐含着某些人类文化“原型”性质的恒定因素，而正是这种常被人误读为“保守”的恒定性，成为儿童文学建立精神文化高度的宝贵财富，具备这样精神文化高度的优秀作品，才有可能与成人文学展开平等的对话，并最终成为文学大家族中的经典之作，这正是儿童文学建立自身高度的最佳标尺。

开阔视野中的理论高度建构

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研究对发生在创作、出版、阅读推广等领域中的纷繁现象给予了及时的理论回应，不论是文学评论还是基础理论探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面对急剧变化中的儿童文学发展态势，理论研究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应该说，儿童文学高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研究所能达致的水平。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理论在童年观念上的巨大变革，新时期儿童文学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绚丽的一页。近年原创图画书的巨大艺术进步，也受惠于图画书理论探索对创作实践的强力推进。理论与创作理应成为儿童文学文学高度建设的同体双翼。

当我们谈论儿童文学建立与成人文学密切关系时，通常指的是创作而不包括理论。同时，我们又不满于儿童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处境，对主流文学理论界漠视儿童文学的抱怨，成为一种流行于界内的习常而无奈的声音。这种抱怨有时反而遮蔽了我们看待自身理论高度建设的视野，没有及时回应主流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动向，或许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将“文学生活”视为文艺学一项“新的研究生长点”，朱立元认为，当下的文学研究落后于现实中丰富多样的文学存在样貌，与现实的文学生活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疏离，文学研究如果仅满足于自身体系的建构与圆恰，其结果只能是流于灰色和凋谢，因而，文艺美学范式有必要实现“生活论专向”。这一转向推动了文学研究更加关切社会生活中文学接受的原生面貌，赋予普通读者更为重要的文学地位。温儒敏带领的研究团队运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对当下社会的文学生活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2017年出版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一书就是此项研究的集中成果，这些调查报告研究视角各异，涉及社会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农民工、大学生、白领青年等某一人群的阅读状况，也有某一作家、作品或期刊社会影响力的现状，甚至高铁乘客移动阅读情况都得到了体现。

儿童文学是以读者对象的特殊性为立身依据的，儿童文学研究从不缺少对读者接受状况的关注，针对读者阅读兴趣、数量与类型的相关调查可以追溯至现代儿童文学的初创时期。可以说，童年的“文学生活”研究有着超越成人文学的特殊优势，但由于历史上关于儿童读者的实证研究大多出于儿童教育的需要，而非基于文学立场的研究，致使这种优势无法在当下学术环境中直接转化为儿童文学理论创新的资源。如果儿童文学研究者能对自身的研究传统做系统梳理，将其纳入到文艺学“生活论转向”的学术发展动向中去，自觉汲取成人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成果，不但可以提升儿童文学理论的学术品位，还有可能为“文学生活”研究提供独特的童年视角。只有建立在开阔的文艺学视野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高度，才能为儿童文学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