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个夏天认识了许多人也告别了许多人，散席也是散戏之后，都难免有一种落寞惘然，仿佛火焰还在，只是覆了一层灰，暖意闷在心里，是黄昏夕照，也是梅雨之夕。于是又求助于文字，借着这篇创作谈塞一点私货。落笔之际也是落成之时，剔除想剔除的，封存该封存的，凝固所凝固的，处处皆是纪念之地，第一百遍落木之后仍有蔚然葱郁。

我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制作这样的“文字琥珀”，稍微晚一点再意识到自己有种对抗“逝者如斯夫”的隐秘冲动，试图抓住我想留住的那些晶莹、纤细、轻柔、易碎、妙不可言，消化我想达成和解的中伤与腹诽，把美好铭刻于石，把不快放逐于水，尽管这本身是一种虚妄。且不说观念判断如风中落叶，时移世易，不停腾空翻转出不同的跌坠弧线，极有可能在远离“相信它们”的时刻不久就零落成泥碾作尘，光是语言本身也不见得有多牢靠。就我而言，未必能够时时保持对语言自身消耗的警惕，在某些命题作业抑或急就章中也会放任自己落入陈腔滥调的窠臼，俨然张爱玲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清醒地堕落”：语言在庸俗中消耗着自己，它和生动准确的体验之间丢失了联系，丢掉了清晰分明的真理感，失掉了自己的荒诞性，接近庸俗又不能被自身荒诞性所拯救，我甚至合流于某些言之凿凿的公共话语、言之无物的空洞概括，放弃对抗、破碎、笨拙、口吃，以至于隔了一些时日回头翻看检视，总有心惊肉跳的雷区浮出水面，只好自我麻痹地视之为身外物，倘若自我催眠不起作用，再自我安慰一番，不悔少作，童言无忌……

自欺久了，“少作”越积越多，“不悔”的情绪终究还是要质变成为深重的悔意，而在欺与诚之间，到底躺着这样一份份白纸黑字的成品供词，尽管与促成写下它们的原型、原始冲动已然隔着一层或好几层，显得像次品或半成品，这其中有叙述策略的伪装也有笔力不逮的遗憾，但无可否认它们为我触碰自己提供了一个凭借，经常额外地使我辨析剥离出一点所写和写以外的个人经验，带着偏离或超出预设的变形，或多或少，在纪念之余，流出一点影像等其他媒介都无法替代保存的隐喻。雪莱说，隐喻向我们展示了事物之间未被理解的联系。这话到了语言学家欧文·巴菲尔德嘴里进一步升级：隐喻向我们展现的并非事物之间未被理解的联系，而是事物之间被遗忘的联系。

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记性的人，却总能因为包括阅读和写作在内的种种外部活动触发许多自以为忘记或者当时并未注意到的人事——这样的敏感折磨着我——频繁的后知后觉注定往事并不如烟，是铸铁，是塌方，不偏不倚沉实地砸向我，砸晕我。我不得不像个驯兽师似的努力驯服这块也许在许多同行看来是本分而在外人看来是“天赋异禀”的部分。有位很资深的老演员叮嘱准备上场的新手说，假如你在台上感到紧张，那就把紧张也当作是一种表演。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尤其是写小说也是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表演，台词、声光、动作、演员的心理和角色的心理，虚虚实实，只要上了台，入了戏，一切皆合法成立。我在写作中获得一种自由的幻觉，有写实也有写意的自由，有野马也有草原的自由，一种在法外之地遵纪守法的自由，一种在人海中做孤鸿的自由——是写作激活我也是写作让我能够卸下因为易感而累加的重负，反客为主地通过驯化加以利用，意外地使我成为自己个人史的编纂者，似乎因为书写和记录，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和理解了。我受惠于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松弛、平和、从容，这也是我的朋友朱同学令我着迷欣赏的品质，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完全需要后天漫长修行的结果。朱同学曾经善意提醒我，你的小说有某种如临其境的“浸入感”，这种“浸入感”的造就和获得大概来自于作者自身在写作时的极度“浸入”，你势必会有比较大的投入与损耗，因为那些小说似乎很难冷眼旁观置身事外。我不知道朱同学是从何窥破我的伎俩，撇开更多诸如“冷静、节制”“有着与作者年龄不相符的成熟老练”之类的评论，一下子打中我和我的小说的七寸。

我承认我很真诚地以小说为容器装载了许多个人经验，当然为了保险起见，同时也是出于小说技巧训练的需要，我势必每次都要精挑细选容器，即使挑中了也要再加工深加工，有时容器甚至未必和内容物那么相容，譬如以笔下独居老人的凄凉晚景包裹实际书写者的青春失恋之痛，譬如现实中可能只是忘了有没有拔钥匙之类的小焦虑，落到小说里就有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历史浩劫……尽管是别有用心，但毋庸置疑我在小说中不自觉地践行了这一点：隐喻向我们展示的是事物之间被遗忘的联系。我自觉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或者说信仰，让自己相信我和所有事物都有联系，我通过小说阅读和写作变得更完整，重新打量那些忽略而过的事物以及附着其上的名词，逐渐恢复对世界的惊奇、耐心与笨手笨脚，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像生了锈的星星和泉水，又被重新擦亮了。

可以说，写作是排泄，是清洗，是纪念，是想象性地失而复得甚至得到更多，当然副作用也逐渐显现，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有一番自白与我现阶段的状态颇为接近：“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视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而我会让它们适得其所。看看吐温，看看乔伊斯，二十岁之后的我们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自我意识脱不了干系，因为那时开始我们已经以写作为业。作家的生活分成了两半。在你决定以写作为职业的那一刻，你就减弱了对体验的感受力。写作的能力变成了一种盾牌、一种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时把痛苦转化为甜蜜——而当你年轻时，你是如此无能为力，只能苦苦挣扎，去观察，去感受。”

看吧，我不仅在驯化敏感和写作，也进一步驯服了自己，这也有点像某种隐喻，驯兽员最终和兽陷入同一处境。所以《突然响起一阵火山灰》里有一个动物园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终于谈到这个创作谈的题中之意了，事实上，它和《乌鸦工厂》都是两年多以前写下的，借着创作谈追忆，我首先想起来的是彼时写它们时候的甜蜜与焦灼，我终于找到一个比以往更大更深的容器来装载彼时兵荒马乱的处境（《突然响起一阵火山灰》是我目前为止写过的最长的一个中篇，我必须感谢我的编辑给予它和我最大的包容），投射到小说层面就是这两个并不太平的故事，尽管为了“炫技”刻意在写法上有一定的区分，试图营造出一种“黄瓜和黄瓜味的薯片一样远”的间距：一个更向内走，尽量只露出冰山一角；一个更往外放，有种愚公移山的兴头，共同的是两篇里面都安排了一些“异于常人”的隐疾患者，这也是我当时积压和释放出的一部分焦灼：既有可以和现实直接对应的因为写作削弱了现实感受力的“他”：“他的周围是‘廊柱’‘墙裙’‘拱顶’‘哥特式’‘忧郁’‘犹疑’‘难为情’，还有与离别毫不相关的‘苯酚的气味’，而不是廊柱、墙裙、拱顶、哥特式、忧郁、犹疑、难为情以及苯酚的气味”；也有对某种写作倾向的体察及推向极端的演绎：坚信“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让写作的归写作，让日常生活的归日常生活，泾渭分明不逾矩，好像幸福或者舒坦会成为阻碍“他”创作的诅咒，“诗家不幸诗家幸”；还有健全人与残疾人互为镜像的审视与自省所带出的某种不期待的失控失序……

谜面当前，关于谜底言多必失，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