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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索讨鲁迅版税的一封信

来源:文汇报 | 管继平  2018年10月22日06:52

许广平于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年,给法学家张志让写过一封拜托他索讨版税的信。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杜甫的名句,喻示生前的荣耀与身后的寂寞,虽有强烈之落差,但大致如此。试看古今,多少风云人物,几乎都难以摆脱“俱往矣”之命运。不过凡事总也有例外,比如鲁迅。自从这个名字在文坛出现后,将近100年来始终没有寂寞过,生前没有,身后似乎也没有。

一封信展示了一个女人的无奈

关于鲁迅先生的身后之争,主要不外乎是论其思想、文学艺术、文坛地位之类,但还有一个容易让大家忽略的就是关于他的版税之争。虽说这个版税纠纷只是小范围的事,牵涉的人物有限,也就是当事人及家属和出版社之间而已。然而这纷争,却始终没有停息过。早在鲁迅生前,由于北新书局拖欠稿费迟迟不结 (包括鲁迅本人以及鲁迅约请的青年作者的稿费),并对鲁迅的数次催促装聋作哑,以至于鲁迅一怒之下发出了律师函,书局老板李小峰这才请郁达夫等调停解决。而等到鲁迅身后,版税纠纷更是不断,直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后人也还因版税的问题与出版社打过官司。

许广平于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年(1938年),给法学家张志让写过一封拜托他索讨版税的信。志让先生:

北新书局本月份版税二百元,至今尚未付来。下月初广拟北上,亦拟向北新预支七、八月版税,为此敬乞先生可否便中向北新交涉,最好连本月共付六百元,若他推托付不出,则可否减为付四或二百,其余之款,嘱其写一函,交广在北平支店照支,如此他似不便抵赖。近来该局态度似不如前,恐人一离沪,更收不到。又闻天马书店自鲁迅先生逝世,其自选集等生意大佳,且闻有百余元版税待付之说,但至今未得通知,不悉可否代询一声。至良友公司,自去年十月底结算版税,至今春付出后,及今未有消息,又不知其结算期(时常变迁无定),亦乞先生便时探询一下为感。凡此琐屑,难以启齿,先生又公务多忙,深觉烦扰。惟以先生侠骨刚肠,惟正义是伸,谨当感赖耳。

肃此,敬候台绥

许广平上六月廿三日

许广平,鲁迅当年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学生风潮中得到鲁迅的支持和帮助,并由敬仰到爱慕,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成了鲁迅的第二任夫人。“志让先生”,即张志让,早年留学欧美,民国时法学家,鲁迅逝世后他曾受许广平委托处理鲁迅的版权纠纷,194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许广平的书信,最著名的莫过于和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了,虽说也是顶着“情书”的桂冠,字里行间透着关爱,情到浓时也不免语带俏皮,然而倒也没有“啊呀啊唷”之类鲁迅素所讨厌的“浓得化不开”的甜腻之语。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若从1927年至上海定居算起,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总共也仅十年不到的时间,所以鲁迅在一首《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中,就有“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诗句。十年的相濡以沫,换来的是许广平一生的追随。在鲁迅身后,尤其是鲁迅逝世后的十余年间,许广平守志抚孤,既要为保护鲁迅的手稿而四处珍藏,又要为整理鲁迅遗著出版而四处奔波,还要为鲁迅留在北京的寡母和元配的生活费而四处筹措……时逢家国战乱,米珠薪桂,个中艰辛真是难以言尽。

这封信藏于上海档案馆,似未见于许广平文集,信的内容让人读出了一个女人的无奈。

和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由来已久

信中所提的主要还是北新书局。尽管鲁迅生前已经和北新书局有过一次版税纠纷,但“调停”之后只要北新书局照规矩按计划支付版税了,鲁迅依然不忘旧情,当北新书局有困难时,他仍将自己的几部新书交给北新书局出版。要知道在当时,以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谁能获得他书稿的出版权,就意味着谁可以赚大钱。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是鲁迅在北大讲课时的学生,也是当年北大新潮社的成员,“北新”之名,取自于此。就是靠着和鲁迅先生的密切关系,北新书局从最初在北京翠花胡同放一张床卖书开始,到后来有了上海的壮大发展,最后逐渐变成了李小峰的家族产业。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回忆录》中,专门有一节述及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关系。在鲁迅眼里,尽管他竭力帮助,北新书局仍有许多“不地道”之处,但鲁迅并未真正地与之决裂,总还宽厚地认为这是“(李)小峰这个人糊涂”。但在许广平眼里并非如此,她在回忆录中对北新书局颇多微词,认为他们只是利用鲁迅这块招牌牟利而已。通过许广平这封希望律师催讨版税的信,可以看出北新书局在鲁迅逝后家属困难之时,又故伎重演,一再拖欠版税,难怪许广平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了。

作为文坛 “大咖”的鲁迅先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不差钱的。此话说对也对。鲁迅晚年在上海时期,除了最初四年(1927年 12月至1931年12月)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述员,每月不用干活即可享受300元著述费外,其后则全部靠稿费来养家。有专家统计,鲁迅的稿费收入,如以1932年至1936年计算,平均每年应在七八千元左右,若按现今的物价比,大概至少也有三五十万元吧。这收入虽比不上老板实业家,但在文人圈内应该还是头等的。所以说,鲁迅仅靠手中的一支笔,生活过得还是非常优裕的。那时他们已经是三口之家,还雇着两个女佣。他自己写作之余,喜欢看电影(几乎每周都看,同妻儿或邀朋友共赏)、逛书店(每月购书花费数百上千)、下馆子(或让餐馆的厨子烧好送来),还要交际应酬、迎来送往,尤其对身边的青年朋友,时常慷慨解囊,出手援助。

众所周知,除了上海的三口之家外,鲁迅还要赡养北京的老母亲和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元配朱安女士。虽是顺从了母亲之命,但鲁迅与元配毫无一丝感情可言,从而导致了一桩从开始就宣告死亡的婚姻。不过,鲁迅对于应担负的家庭责任却从未逃避,不管身处何地,他每月总会按时将两人的生活费寄到,年节还格外从丰,并且预先另储1000元,以备不时之虞。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对母亲的孝顺以及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呵护,总是尽心尽力、不求回报的。二弟周作人,从跟着大哥到南京读书开始,再到日本留学、北大任教等,一路上都是鲁迅照应着,直到兄弟反目,再也不相往来。三弟周建人,才学不及两位哥哥,所以鲁迅更是多加照应,帮助介绍至商务印书馆工作,指导其著译书稿等。三弟家眷多、负担重,同住上海时鲁迅经常约他们一起来吃饭,并主动承担三弟两个孩子的学费……

这一切怡然融融之景,莫不以鲁迅为轴心,滋润而平稳地运转着。

生前辉煌难掩身后悲凉

然而,1936年 10月 19日,随着鲁迅的溘然长逝,大厦轰然倾倒,形势便急转直下了。尽管鲁迅多少有些预感,在离世前一个多月,写过一篇名为《死》的文章,但并未留下正式的遗嘱,遗产的分配以及版税方面的继承均只字未提。

既然没有专门授权,所以鲁迅遗著版权的第一继承者,就应是元配朱安和鲁迅的母亲鲁瑞了。当然,无论从鲁迅的本人愿望来说,还是从整理遗著、联系出版等诸方面因素的考虑,许广平都应该是继承鲁迅版权的最合适人选,何况她膝下还带着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于是,在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等人的努力下,自然也经过鲁母的首肯,由朱安写了委托书,将出版权授予了许广平。同时,许广平也承诺,将以版税所得来负责两位老人的生活。

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起初许广平还是按鲁迅原来的标准,每月按时寄上生活费,但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北京、上海相继沦陷,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京沪两地的汇兑乃至通邮皆不如以前那么顺畅了。好在北京几位鲁迅当年的学生如李霁野、常惠均等,都竭力帮助照顾鲁迅遗属的生活,或筹募款项接济,或先垫付生活费等。总之,在鲁迅身后的十来年时间里,京沪两地的遗属生活都过得非常艰难。从相关的资料以及许广平和鲁瑞、朱安的来往信件中,都可以看出她们在经济上的窘迫和艰难。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身居上海的许广平也自身难保,被日兵逮捕拘留了三月之久。那几年,许广平和北京基本中断了联络,由此两位年老体弱的妇人生活之艰可想而知!北京虽有周作人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助,但仍然朝不保夕,时有断炊之虞。这窘况在1943年鲁母逝世后,朱安独自一人生活时尤为凸显,实在无奈之下,朱安只得祭出最后一招——变卖鲁迅留在北京的一些藏书。

按理,朱安乃一字不识的旧式妇女,未必能想出如此妙招,不少鲁迅研究专家分析认为,此招应为周作人所传授。果然,朱安为生活所迫,欲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一经报纸刊登,京沪两地顿时哗然,采访的记者络绎登门。本来中断数年联络的许广平也立马现身,一边在上海登报申明鲁迅遗产未得全体家属同意,不得单独处理;一边写信给朱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欲制止售书之举;同时,又请唐弢等人专程赴京,当面劝说朱安,要以保存鲁迅遗物的大局为重……

“你们总是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那么,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啊?!”——朱安终于向世人发出她此生最为经典的一声呐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售书事件之后,朱安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其实也仅是勉强度日,她已经是风烛残年,如此又艰难捱了三年,终于1947年凄然长眠。乔丽华撰写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对这位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人物作了系统的研究,非常有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若无当事人留下确切的资料和回忆,很多真相会愈来愈模糊。

这一封许广平索讨版税的信札,向世人展示了鲁迅逝后遗属生活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