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个民族的软实力，文学是最接近世道人心的“调和剂”，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不可忽视，通过阅读可以抵达一个能让人产生无限向往的理想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然也包括高于物质生活的文学理想。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之中，信息密集，思潮纷繁，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在这样一个幸福和疼痛共生的时代，对于现实生活的精神关怀显得尤为重要。

“文学的本质就是同情”。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共同情怀，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因此而成为令人仰望的世界文学高峰。毋庸置疑，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作家，绝对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文学的同情心应该是作家的本心，而且应该是真心真情。远的不说，仅以中国作家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陕军的文学成果就令人叹服。杜鹏程、柳青、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等几位不同时期优秀作家的文学景致，虽然风格各异、气象不同，但无不是因为遵循了一条关切民族命运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而达到的结果。而这，无疑与革命文学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血脉。今年5月初，我带领甘肃作家“重走陕甘宁”采访团抵达延安时，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与当地作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大家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认知。我还根据父亲的革命人生和自己的文学经历写了一篇一万字的随笔《走在父亲的大路上》。我的感想是：作家们只有真正走在路上，才有道路自信和目标自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直以来也是我的文学立场和精神追求，因为有父辈们的理想引领，在近40年的创作之中，虽然有过失落和彷徨，但从来未曾迷失。以前，在诗歌创作方面，我写过组诗《圣地诗篇》、诗集《英雄诗篇》和长诗《红灯传奇》等产生过一些影响的作品；而在近三年，我则涉足报告文学创作，创作了反映庆阳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中篇报告文学《七月流火走庆阳》，与人合作完成了反映毛泽东“面向群众”题词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初心》。这些报告文学的采访与写作，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拓宽了我的文学道路，还提升了我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理解。

去年以来，我的写作自觉地进入到了一种关切现实生活的系列悲情写作状态，触及到了底层人的贫困和死亡，收获可谓不少，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艺术性和思想性也有所提高。对于一个作家，这当然是最大的精神满足。

首先，是一系列关于普通人生死的写作。去年7月，与我交往甚笃的诗人李老乡在天津溘然长逝，代表单位赴津吊唁之后，我悲从心来，伏案赶写了中篇随笔《丁酉苍茫》； 9月，作家和军校因为脑溢血成为一个植物人之后，我写了长诗《你究竟是一个什么科目的植物人》，再次引起广泛关注。这些离世或身陷困苦的文学同仁，虽然在业内都有着或大或小的知名度，但在坚硬的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同情并关注他们的生死就是关心我们自己。这一系列关于个体命运的真情悲伤写作，似乎开启了我的心智，意外打开了我的悲悯、悲愤良心系列写作的情感闸门。

其次，是一次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写作。今年5月初，在单位的陇南扶贫点上，我根据亲身体验和所见所闻创作了组诗《陇南扶贫笔记》，在扶贫干部和群众之中引起强烈共鸣，被广大读者所接受。由此，我深切体会到：同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二者归结起来就是作家的立身之本。

如果说，关于几位同仁死亡的真情写作，仅仅体现了一种小我的文学情怀的话，那么扶贫过程中的倾心写作则显示了一种大我的文学情怀和立场。对于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提升，必将对我今后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影响，这便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理想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有一句话我始终牢记，他这样鼓励文艺工作者：“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富于同情心的百姓情怀和对文艺工作者的真诚期望。回顾这一阶段的写作，尤其是后两种的激情书写，使我充分认识到，只有不忘文学初心，富有同情心，心里有人民，才会写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而且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会站得稳、看得远、想得深和写得有力。文学是人类进步的精神灯盏。人民需要文学，文学也离不开人民。文学如果不关心世道人心，远离人民而去，不仅意味着文学的彻底死亡，也意味着作家没有存在的资格。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关怀，不是只喊喊口号，停留在一种姿态上，而应当落实到包括文艺创作者和文艺管理者共同的具体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