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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努力写人民的历史” ——再读托尔斯泰

来源:人民日报 | 程正民  2018年10月21日09:03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9月9日,今年正值他190周年诞辰。近两个世纪以来,尽管世界风云变幻,人们欣赏文学作品的品位也有很大变化,但托尔斯泰的作品依然为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所珍视,他塑造的娜塔莎、安德烈、安娜、玛丝洛娃、聂赫留多夫等一系列艺术形象依然激荡我们的心灵。归根到底,这是因为他是一位有伟大艺术理想和伟大艺术情怀的作家,一个与时代和人民休戚与共的作家。

他有一段名言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思想家和艺术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永远心平气和地稳坐奥林匹斯山巅——思想家和艺术家一贯地、永恒地处于惊慌和激动之中……八面玲珑、脑满肠肥、自鸣得意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来没有。”怀着这种艺术理想和艺术情怀,他一向主张艺术不能脱离人民,艺术应当为人民所享受,艺术应当“反映永恒的、全人类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弥足珍贵的内心意识,为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所享受。”托尔斯泰的一生创作是同时代、同人民血肉相连的。

以人民的视角来衡量一切

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近60年,主要“属于1861到1904年”,这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托尔斯泰虽然出身贵族家庭,但长期居住在农村,熟悉农民的贫困和他们对地主的憎恨,同时他也完全不能接受资本主义,对因资产阶级侵入农村而陷入破产的农民深深同情。早年的托尔斯泰虽然没有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但他认识到“俄国的力量不在我们而在人民。”在《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中,他试图“努力写人民的历史”。

当然,他的“人民”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民族,既包括代表民族性格的农民,也包括具有这种民族性格的优秀贵族。他认为自己在《战争与和平》中所爱的是“人民的思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既描写了代表人民力量的士兵和普通军官,也表现了能代表人民精神和人民意志的将领。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所强调的“人民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用人民的观点,也就是人民的视角来衡量一切。正是从“人民的思想”、人民的视角出发,托尔斯泰谴责了没有爱国心的、与人民格格不入的贵族(如瓦西里·库拉金一家),歌颂了有爱国心的、同农民关系融洽、善良正直的优秀贵族(如罗斯托夫一家)。同时,他通过皮埃尔和安德烈,表现了优秀贵族走向人民的探索。

农民观点成就艺术独创性

到了19世纪70—80年代,由于现实生活的剧变,以及农村旧基础的崩溃和新兴资本主义造成社会的灾难,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产生激变。按照列宁的说法,站到农民一边的托尔斯泰体现了农民的强处和弱点,体现了农民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是无情揭露和彻底批判现实,另一方面是宣扬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产生变化之后,他用农民的观点和农民心理来批判现实之后,他的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同时,他又指出:“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这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一致的。所谓“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是指托尔斯泰对封建农奴制的批判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往同情劳动人民的贵族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在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中都曾经进行过。然而,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他们对劳动人民仅限于同情,对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是彻底的。列宁说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是指他既不是从贵族阶级的立场,也不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对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正因为托尔斯泰把农民的心理放入自己的批判,让农民心理渗透于自己的创作中,才使创作发生重大变化,带来了贵族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所未曾有过的极其鲜明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

“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那么,农民心理给托尔斯泰的作品带来了什么样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呢?

托尔斯泰创作最大的特色是情感的真挚和诚恳。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无论是对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的无情揭露、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还是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甚至是对列宁所批判的“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的追求,都是非常真诚的。托尔斯泰的真诚,不仅来自作家个人,而且来自俄国家长制农民的情感和心理。如果说真诚是托尔斯泰的一种主观倾向,那么它体现在作品中便化为“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由于托尔斯泰具有家长制农民的真诚,具有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真实的爱憎感情,他对俄国农民千百年来所受的苦难抱有深切同情,对压迫人民的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怀有深仇大恨,所以他的揭露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力量,具有一种来自农民心理的热情、新鲜和诚恳。

托尔斯泰的揭露和批判直指专制制度,特别是在描写那些统治阶级人物时,他善于透过他们外表的华丽辉煌、温文尔雅,暴露出内里的丑恶和虚伪。在《复活》的法庭审判场面上,检察官和法官个个道貌岸然,端坐在堂皇威严的法庭,而实际上,他们都内心龌龊、草菅人命。副检察官登堂前一夜醉酒、打牌、逛妓院,没来得及看完犯人卷宗就要起诉,胡说“犯罪是下层阶级的天性。”三个法官,一个与妻子吵架,惦着午饭没着落;一个想着治胃病的药方灵不灵;一个急着赶紧收拾好去会红头发情妇。正是由于他们拿普通人的命运当儿戏,受尽凌辱的玛丝洛娃才被错判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在托尔斯泰笔下,法庭的假面具被撕下了。托尔斯泰清醒地看到,“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托尔斯泰在描写下层劳动群众时,不仅表现他们的善良纯朴、他们的受侮辱和受损害,而且着力表现他们的仇恨和愤怒。他们在上层阶级面前不低三下四,不受欺骗,不存任何幻想,充分体现出托尔斯泰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玛丝洛娃这个人物身上,作家着力表现她鲜明的阶级意识,在她的情感和心理中沉淀了俄国农民千百年积累的愤怒和仇恨。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秋夜,玛丝洛娃怀着身孕赶到车站去会聂赫留朵夫。隔着车窗,“他,在灯火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的靠椅上,说说笑笑,喝酒取乐。我呢,却在这儿,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泣……”正是从这可怕的夜晚起,玛丝洛娃再也不相信善,再也不相信上帝。后来,当聂赫留朵夫表示要赎罪、要同她结婚时,她对贵族阶级的伪善怒不可遏,仇恨如同火山爆发,她气愤地向他大喊:“我是苦役犯,是窑姐儿。你是老爷,是公爵……我的价钱是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你在尘世上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肮脏的肥脸!你走开!走开!”玛丝洛娃对待上层阶级的态度如此鲜明,如此决绝,这在以往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下层人物形象中是很难见到的。我们不能不承认托尔斯泰的创作确实“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人民的海洋”(列宁语),俄罗斯千百万受侮辱和受损害的玛丝洛娃通过托尔斯泰的嘴在说话,在控诉。

崇高的文学理想造就伟大的作家,也只有热爱人民、以精湛的艺术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的作家才能打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托尔斯泰当年批评艺术颓废曾说过一段话:“哪儿有理想,那么由于这些理想便产生了艺术作品;而当像目前我们这里那样不存在理想的时候,也就没有了艺术作品!有的只是文字的游戏,声响的游戏,形象的游戏”。至今,这段话对我们来说依然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