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说广东话的“王琦瑶”

我在广州观看了由焦媛实验剧团改编的舞台剧《长恨歌》，这是今年继《我爱比尔》之后，第二次看焦媛主演王安忆笔下的女性。《长恨歌》作为王德威所言“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的代表作品，近年来一直以“海派”小说杰作闻名。

而焦媛演绎的《长恨歌》全程说的都是广东话。舞台上的上海符号非常稀少，李主任放的唱片是京剧《霸王别姬》，而王琦瑶自由唱起的，是邓丽君的《千言万语》。焦媛的台词功力一流，加之浓浓的高志森幽默风格，演出了十分别致的、很不上海的上海戏。

今年，上海图书馆的馆员祝淳翔先生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王安忆<长恨歌>故事原型考》，寻获1985年第5期《文化与生活》杂志刊载的纪实文学《“上海小姐”之死》一文，与王安忆1995年回忆写作《长恨歌》写作缘起时所言的，“许多年前，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读时那种惨淡的感觉却记忆犹新，我想我哪一天总会写它的”（《形象与思想》）基本榫合。

然而《“上海小姐”之死》夸张写作了前科累累的警察杀害了旧上海名媛的故事，通俗小报格调。王安忆在写作《长恨歌》时，显然去掉了“警察”这一冲突设置，将小说的意图仅靠近白居易《长恨歌》中美人之死、花钿委地的意境。

今年焦媛版《长恨歌》于深圳首演时，王安忆说，“我对焦媛很有信任感，因为她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

王琦瑶这个人我为什么去写她，她就是一个有能量的人。这个能量看你怎么表达。她的一生你可以说是不幸的，可以说是悲剧的，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女人去承受悲剧的话是需要能量的。没有能量的话，她不敢投入这样的命运里去。我对焦媛最大的信任就是她的能量。”

焦媛显然不负众望，使得说广东话的王琦瑶要远比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本的“王琦瑶”更勇于迎向权力、迎向心碎、甚至迎向死亡。

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海派文化这个脉络就没落了，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文化精神发生了一些变化，物质发展起来了，世俗文化的风尚逐渐显示出越来越浓重的影响。王德威教授认为，1995年的王安忆重启了海派记忆。“女性与都市一直都是海派言情小说的两大主题”（石晓枫），“五四”文学中的女性，是出于一种被唤醒的仪姿中的，是被鼓励出走的。可是到了张爱玲笔下，女性却几乎都不是纯真的，是和男人作战的。

她们是有算计的，算计婚姻，也算计金钱和前途的博弈。正因为对于金钱和前途的担心，令她们具有了一种奇异的忧患意识，就是一种不为了救国救民的忧心。这种忧心，是不是也是海派的精神之一呢？我们说不清楚。我们能看到的是，《长恨歌》给我们的启迪，是创造了一种围绕着“生计”的、更实在的海派生活“形式”。这种生计感，无意间和广东人常说的“手停口停”有暗合的精神气韵。虽不足以随时准备好要应对“悲剧”，却也是一种令人安心的生活力量所在。

所以这就是海派，是一种外延相对模糊的、隶属感受性的风范。原来是摩登男女，唯洋是尚，现在是城——有品质的选择性的居住；市——有质量的商业。是从熟人经济走向陌生人经济。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日用而不觉的生存能量。

看得更远的《考工记》：涉物观史的王安忆

《考工记》的故事来自于王安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走访上海市中心老宅的灵感，后又经在上海文博部门工作的舅舅牵线，在漫长的岁月中，作家参观房屋、聆听历史，就“修葺房屋”的主题，断断续续地观察、素描了工匠们的心灵与这栋老宅命运之间的辉映。

王安忆在小说后记中写道，“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着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这个人，在上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磨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人与祖宅的沧桑经历

《考工记》写的是居住在祖宅中的陈书玉的（几乎）一辈子的历程。由1944年秋末陈书玉回到南市的老宅开始（穿插了他1937年出走的前史交代），直到2000年。围绕着祖宅得而失，失而得的变迁，写作了上海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经历、陈书玉与友人们的离散、重逢、死别等。陈书玉作为一个伦理性的人的性质被一再淡化（“以为家人之间是顶顶疏离的”），也没有娶妻，是世俗生活的旁观者。

陈书玉本来是“西厢四小开”之一，其他几人分别为家里经营木艺工坊的大虞，父亲是律师的奚子，和与洋人做生意的朱朱。因为朱朱，陈书玉认识了采采。奚子提议去西南联大，采采和陈书玉都很心动。结果临走那天，朱朱大虞都借口有事没去，奚子竟然也没有来。陈书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上了路。

回到祖宅是1944年秋末，但陈书玉的很多堂兄弟都四散各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虽祖宅仍在，但家道落魄起来，直到陈书玉退休，他才因某事而触动心事，想修葺祖宅。他递报告申诉，愿将祖宅上缴国家，请国家修葺。大虞也对修祖宅很感兴趣，他本是木匠，跃跃欲试。为了证明祖宅的价值，他查询了很多地方志，拼凑着自己的家族史。

有一天，老李受奚子之托来看祖宅，觉得可以修葺。陈书玉兴致勃勃收拾和找木料，但老李派遣的人却表示，程序上明确的所有权证明有问题。陈书玉劳师动众地写信给各地的堂兄弟求助，但他们要求分房子。事情无限期延宕下来，亲戚都觉得陈书玉没用。

老李的任期此时也快要结束。这一年年末，大虞去世。陈书玉非常难过。修房子的计划于是作罢，祖宅越发破败。2000年的时候，老李允诺的文物牌子落下来，祖宅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维修仍然遥遥无期。在一片高楼大厦中，老宅好像一个盆地的锅底，随时会倾塌。但衰弱并不意味着消亡，它变成了墓碑般的象征，以物质性的实体提醒着历史与家族史的汇合。

为“海派”叙事再树标志性典范

《考工记》这部营造史的叙事脉络，竟是以营造未成作为绾结，实在出乎人意料。小说开篇就提及，“工科是西学的概念，中国道统中属淫技奇巧”，老宅凭此末技存在于世间，历经自然的风雨、人间的变局，方显工匠们审曲面埶的雄心、耐心与被大历史所忽略的怅惘寸心。

《考工记》以勾连物质与人间交互作用的意图颇似《天香》笔法，单一赘叙的写实风格虽可追溯至《长恨歌》，但将市民与房屋这样的世俗故事推向严肃的历史大境界，《考工记》为“海派”叙事再度建树了标志性的典范。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人已经不是王安忆小说着力雕刻的重心。人与人的冲突也不是王安忆文学的重心。

《天香》以来，王安忆以鸟瞰的方式，呈现了大时代中人与物的恒常经验，甚至可反刍至天道自然的原理，由此逼近当代历史与现实人生更为本质的暗示。

上海历史不长，虚构文体所能调度的经验若局限于世俗民间与日常生活的描摹，恐怕很难有所突破。《考工记》重新规定了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如工匠看器物的眼睛，区别情况、适当安排营造，可说是作家由生计与劳动中的高度理性。《考工记》中写，“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似乎意味着当代史也可以跳脱出当代日常、世俗民间，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物的经验，即使与人的经验息息相关，却比人的历史存在更长远。

“这幢木结构的宅院，追究起来，哪里是个源头！榫头和榫眼，梁和椽，斗和拱，板壁和板壁，缝对缝，咬合了几百年，还在继续咬合”；“百姓的日子，似乎有恒常的性质，像水一样，无论从谁家岸边过，都一逕向前去，这里断了，那里又续上”；“时代将人世划分成两边，这边是过去，那边是现在”；“这宅子里的人，好像一代一代的蜕壳，蜕到后来，终于什么也没有。”

涉物观史，以期回应上海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仿佛是人与物、新与旧、过去与现在的缠绕、斗争与分野，仿佛充满着广阔的遗憾，也充满着广阔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