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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理:一言何以成新说 ——关于文学史理论“共名与无名”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金理  2018年10月17日09:00

一、对“共名”与“无名”理论的提出与基本面貌的描述

“共名”与“无名”是一对专指文化形态的相对立的概念。按照提出者陈思和老师的阐释[1],所谓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主题,个人的独立性因而被掩盖起来。20世纪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共名的文化状态占绝大部分,它们多半是知识分子在实践社会理想过程中创造或者自觉参与创造的。这种创造形式随着各个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不同职能而改变:有时是知识分子对时代主题的抽象提炼和概括,如“五四”时期提出“民主”与“科学”和“反封建”、“个性解放”等命题;有时是客观历史环境规定了时代主题,然后由知识分子提出来,如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也有些是国家制定的文艺政策让知识分子响应和执行,如1960年代的“阶级斗争理论”等。文学史的经验证明,共名文化状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复杂的。共名不但概括了时代主潮,而且可能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不管艺术能力高低,只要通过对时代关键词的阐述,都有可能创作出被时代认可的流行作品。但共名制约作家的创作时,只能以抽象的观念为先导,如过多地接受共名制约,充当时代精神的“打工者”,创作难免发生概念化的弊病。我记得胡风在共名时代中就敏感到共名对创作的“吞没”:“文艺家和这伟大的事件相碰,他底精神立刻兴奋起来,燃烧起来,感到时代要求一下子把他吞没了进去,使他达到了一种无我状态的安慰,觉得个人的主观精神性格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于是,飞来了种种的政治号召,他立刻被这些号召本身吸住了,觉得每一个号召本身都是抗战内容的全部,变成了它们的直接的传布者,没有想到政治号召应该通过他底主观的认识或主观的融合而取得更深广的内容,更丰富的生命。”[2]所以,在共名状态下,“个人的主观精神性格”与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可能会被掩盖,作家的个人性因素(个人的精神立场和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一种情况是,作家把对时代某种精神现象的思考熔铸到个人独特的经验中去,或者说以作家对时代敏锐而强烈的个人感受,包容以致消化共名,即胡风所谓以主观精神的发扬来参与、丰富时代主题。这一类作家需要特别顽强的个人性。还有一种情况是,作家拒绝认同时代共名,有意回避时代主题,以强烈的个人因素摆脱时代共名的限制,在创作里完全是表达个人性的生活经验、审美情趣和精神立场。但这也是相当冒险的艺术追求,如果作家个人化的艺术感召力不足以抗衡共名,就可能被时代大音所淹没,或者长期排斥在社会公众可能接受的视野之外。

与共名相对立存在的,是无名状态。所谓无名,则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名文化状态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如1930年代有“京派”文学、南京官方“民族主义”文学、上海左翼文学、海派都市文学、大众消费文学,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文学并立的格局,这些文学思潮之间虽然也互相冲突和激烈斗争,但始终不能使文坛统一成一种共同声音.这种格局就有点接近“无名”文化状态。

由于国家文艺政策的制约,以及作家们社会理想的相对统一,199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基本上被各种时代共名的主题所贯穿,如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批判文革、改革开放等等,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基本上都是依仗着强大的时代共名而产生。但随着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瓦解与商品大潮的冲击, 曾经弥漫在80年代改革开放共名周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逐渐发生改变,意识形态争斗逐渐淡化,整个社会文化空间日益开放,文化的共名状态开始涣散,为那种更偏重个人性的多元化的无名状态所取代。1990年代文学出现无主潮、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评奖鼓励来确认其价值;随着大众文化市场形成,群众性多层次的审美趣味分化了原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各自所提倡的单一的艺术标准;纯文学创作则以圈内行家认可和某类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由于无名状态拥有多种时代主题,构成相对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才有可能出现文学多元走向的自由局面;各种文学思潮和写作现象逐鹿文坛,但谁也占据不了主导性地位。而作家的立场也发生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

共名与无名理论,陈老师最早在1995年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第二卷)所写序言里提出,文收《犬耕集》;后来以“这两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现象为考察对象,对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作一些讨论”,形成论文《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管窥》,刊于《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文收《写在子夜》《陈思和自选集》等;此后在《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简论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的两个问题》等文章中又有所发挥、深入。上述理论的提出过程引发我兴趣的是,对1990年代文学的解读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触媒”。

这些年来,1990年代文学日渐沦为尴尬、可有可无的文学史“余数”。以前它曾被作为“一个伟大文学时代”(80年代)的风光不再的“陪衬”;近段时期,曾被指责为“非文学”的“十七年”文学甚至“文革”文学都引发越来越多人从文化政治、社会实践等角度去探究的兴趣,而90年代文学则被认为退缩、保守……可能在惯常的文学史叙述观念中,文学史应该是由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或者重大事件)组成的、不断推陈出新的大链条,而1990年代当然没有贡献鲁迅、茅盾、沈从文等级别的大师,没有引起“轰动效应”的巨著,100年后甚至50年后的文学史著述中,它可能成为一笔带过甚或忽略不提的空白——这并非危言耸听,“中国文学史”不是经常这样处理古代某一历史时期吗?那么,一个文学的平庸时代是否具有被文学史书写的意义?[3]中国传统书画论关注“无画处也有画”,未曾着色的飞白处可能正隐藏着莽莽苍苍的水色云天。关键是看研究者如何理解和阐释,说到底,文学史研究离不开文学史理论观念的突破,每一次文学史的写作,可能都需要重新建立若干价值标准。陈老师坚持编选多卷本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并在此过程中提出“无名”理论,正是在时代本质之类的神话渐次被打破、连已往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思潮、流派、风格等术语也似落花流水不攻自破的境遇中探究、保存文学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不嗤之以鼻地对待90年代文学,哪怕面对的都是相当混乱和暖昧的文本,也能够从具体的文本里提升出倾向性的精神因素”[4],文学的多种可能性不过是世界万象的一个断片,探索它们的存在,不仅仅是为推动文学史研究的进展,更是知识分子努力在当下精神世界里有所发现的一种企图。文学在1990年代并不辉煌,恰如“乱云飞渡”,看似乱象驳杂,但“其实是一个过渡,是一个积累。这个积累将来就有可能孕育出能够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社会,再把眼光重新回到社会,回到一个不再是按照某一国策或者某一意识形态,而是按照自己的立场上来表达的作家……90年代总的来说我认为走向还是对的”[5]。

二、无名状态中的知识分子立场

从自身的疑惑开始说起吧。当知识、思想、文学乃至信仰遭遇到一个共名的合理化、系统化的总结失效之后,在一个碎片四散的世界中,知识分子是否已无所作为?

根据陈老师的研究,“从大陆的文学史发展来看,只有30年代前半叶有过繁复多元的文学无名状态;而在90年代的前半叶,又似乎出现了类似的状态”。不妨就这两个时期稍作讨论。在1930年代,国民党当局曾试图用“三民主义”来统一文艺作品,即将其所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打造成压倒一切的共名。当时梁实秋写了《论思想统一》:“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传授给民众,也没有什么计划要打破现状,只是见着问题就要思索,思索就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出一点道理来就要说出来,写出来,我们愿意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不能不主张自由的教育。”[6] 梁实秋显然是体会到了无名状态的特质,“没有什么主义传授给民众”,换句话说,就是不相信还有任何“主义”可以辖制思想自由、整合出众所认同的时代主题;也不愿意接受主流文化所炮制、给予的对生活的解释,而选择在具体处境中对问题“用自己的脑子思索”并表达。按照陈老师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无名状态中,知识分子有如下几种选择:一部分自觉认同小范围的社会理想和时代的局部主题,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找到自身的岗位来履行社会使命,如巴金;一部分彻底摒弃外在于生命的文化价值,甚至以生命来肉搏虚无的黑暗,如鲁迅;有的走向民间寻找新的价值和朴素新鲜的气象,如沈从文、老舍;这三类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都不模糊。还有一类在王纲解纽之后躲入自己的园地,看似与时代隔绝,其实仍然在从事思想文化建设,如周作人所谓“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7]。梁实秋的取向似在上述第一和第四之间,侧身于胡适派学人群以《新月》等刊物为阵地表达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同时予人的印象又总是避居雅舍书斋经营纯美精致的文字,在小天地里流连忘返。但保持个人性并不意味着可以隔绝时代环境,不常以金刚怒目示人也并不是放弃批判的使命。1930年代的文学花开多枝,各种思想潮流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姿态也各有所据,“但其中有些属于知识分子内在的共同性并没有消失”[8]。

再回到1990年代的语境中。“90年代的文化思潮产生于两个来源,80年代未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在不断膨胀中暴露出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和客观上的政治风波导致了精英文化的大溃败。这以后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气氛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的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居社会中心的传统地位随之失落,向边缘化滑行。”[9]在此背景下,作家们在创作里放弃了全知式的启蒙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执著态度,通过相对主义来纠正80年代创作中精英主义的偏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自身岗位责任的自觉放弃,也不必夸大知识分子人文精神被现实力量摧毁后产生的妥协情绪。

以1990年代两股主要的创作力量为例,走向民间的作家们不待多言,他们融个体生命入广袤野地,以此抗衡历史的惰性与现实的压力;而置身于社会边缘的新生代作家则很难得到负责的理解。记得陈老师曾用“低姿态飞翔”一语来把握韩东与朱文小说在叙事上最显著的特点。这与1980年代现代派小说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甚至脱离生活处境抽象地描写精神世界,是不一样的;但与1990年代新写实小说完全排斥人的精神活动,将精神消融于日常生活也有所不同。新生代作家鲁羊认为小说的价值是“行走在现实泥土之中的人内心的一种飞翔的愿望”[10],这恰好揭示出“低姿态飞翔”的两个向度。在我看来,所谓的“低姿态”,首先是指回到现实生活的直接存在,和生活本相纠缠在一起。当代生活以急剧变化甚至夸张的姿态奔腾向前,没有人能够抓住它的本质,新生代只有选择飘流在表象,而所谓的“本质”——例如社会的本质、时代发展的规律,甚至指向未来的希望等——统统不可靠。这本就是无名状态中最真实的感受。另一方面,虽然“行走在现实泥土之中”,但并没有泯灭内心“飞翔的愿望”;虽然是与生活本相纠缠在一起的“低姿态”,但“飞翔”终究意味着一种精神活动,而没有放弃对人性以及生存意义的探究,当然这种探究并非凌空高蹈的想象,而是深植于个体生命的血肉真实之中。他们对主流价值和世俗社会的拒绝,也不妨理解为某种自我精神拯救的企图,以世纪末式的自我放纵来表达知识分子失落了话语中心地位以后的自负和孤傲。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描绘出一代人渴望自我确立的艰难境况,这是韩东与朱文小说的重要主题。优秀的文学创作往往强调个人性,但这未必是指脱离社会与时代,尤其在无名状态中,更应该尝试通过个人化的精神劳动来包容、表达巨大的社会信息和时代信息。我觉得,所谓“个人”,所谓“私人”,都与生命的具体性紧密关联,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个人,而是一个生气淋漓纠结着生存欲望和困惑、无法将他从所置身的周围事物的复杂关系中抽离出来,因而才试图通过独异的精神感受和审美方式来为自我的生存寻找可能性的现实个体。这就如尼采说思想者并不是“纯粹的求知者”,而必须“切身地对待他的问题,在其中看到他的命运、他的需要以及他的最高幸福”[11]。在这个时代里,无论再怎么自居“边缘”,再怎么沉湎于“私人生活”,只要作家“切身地对待他的问题”,认真地感受世界,那么他的文字中总会折射出时代、环境的力量,以及与这力量相碰撞、发自心灵深处的欲望与感受。这些“碎片”中的心灵信息,暗藏着向现实社会提供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思想表达,因而也就履行了自己对于时代所承担的那一份职责。

对于以韩东、朱文为代表的新生代,陈老师钟爱有加,《逼近世纪末小说选》中多次选入,各卷序言中也不惜篇幅地加以解读,这与一般的评论意见是拉开距离的,“我之所以不强调小说里的放浪形骸因素,也不是不看到,只是觉得这些因素对这些作家来说并非是主要的精神特征。‘无名’的特点在于知识分子对某种历史趋向失去了认同的兴趣,他们自觉拒绝主流文化,使写作成为一种个人性的行为。但个人生活在社会转型过程里仍然具有自己的精神立场”[12]。在“放浪形骸”中提取出含藏其间的锐气,这多少得冒一点火中取栗的风险,“我愿意把这些作品中一些隐约可见的创意性因素发扬出来,愿意看到这一代作家潜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激情被进一步发现,而不愿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去助长新生代创作中的平庸倾向”[13];“说得坦率些,在多元的世纪末的文学语境里,我更企望看到的正是那些从个人性叙事立场中提升的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14]。陈世骧先生曾这样描述优秀的文学批评者:“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但是话尽管说的犀利俏皮,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15]摒去那些非主要的精神特征和“平庸倾向”,而“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这是真正“关心的负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

文学叙事中体现出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此已完全放弃了对时代与社会的承担。同样,知识分子置身时代的无名状态也并不意味着放弃精神探索而遁入无所不可的虚无之地,不过是原先来自思想钳制的单方面压力转化成市场等多方面的压力,分散和减轻了压力凝聚点所产生的沉重,但也可以说是陷入了精神依据和物质保障的双重困境。知识分子只有切身感受到困境中的压力,才能警惕时代共名赋予的假象或对后现代理论的肤浅操作所制造的自由神话,才能产生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精神探索。甚至毋宁说,只有当一方面文化困境催压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把肉麻当潇洒,视怯懦为幽默”等自欺欺人的行径大行其道之时,才真正淬炼出真实而紧张的思考与探索。知识分子在90年代无名状态中的境遇大致如此:从精英主义的自我迷恋中走出来,不再依循共名来认识世界,转而以个体的生命直面人生,用独特的心去感悟民间天地的磅礴元气,他勇于身受无涯旷野中的压力和惊恐,勇于在种种随波逐流和消极虚无主义之间“自别异”,最终“选择出自己”,由此成就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精神探索。这是否可视作知识分子在无名状态中的“辩证法”:敢于越出“自我同一性”的樊笼,在与“他者”的劈面遭遇中最大程度地“失掉自我”,以便最大程度地收获更为丰富的自我规定的勇气和信念。其实在提出无名状态的那一序言中,陈老师开篇讨论的首要问题即“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再凝聚”。我想这是有苦心的,如果沧海横流中不坚守上述“不变的立场”,那么无名状态未必就自然允诺出百花齐放、自由独立的人文环境。不再依照共名发表看法,失去了统一认同的参照,这其实给知识分子的发言带来更大困难,个人所要承担的责任有时也超出负荷。鲁迅在无名状态中身历过“横站”的孤独和肉搏虚无的惊心动魄,所以他别有会心地洞察到:独一无二的共名虽然消散了,人们的认识趋于纷繁,但这未必就能顺理成章地引导出“多元化”。鲁迅将人们讽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败将叶名琛的名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修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因为前者“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而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遇不符合中国行为主体的选择策略,后者的“‘骑墙’,或是巧妙的‘随风倒’”在中国“最得法”[16]。“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17] “杂拌儿”最能活画出无名时代中随波逐流的“弄潮儿”们的嘴脸,“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18]。时代共名消散了,但释下重负的片刻轻松不过是包裹在无名状态外面的表象,无所依据的赤身摸索、各自为战并不就意味着可以放下内心操守而玩起种种无可无不可、“借名”、“盗名”以谋私的游戏。“我们既不能说,既然是‘无名’状态就不再需要鲁迅式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也不能说,既然人性应该自由发展就不需要对人性本身负有监督和批评的责任”[19]。在无名状态中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具体来说就是,既维护来之不易的、在主流话语之外表达个人声音的自由;也别举着自由的招牌作贱自由,不应放弃良知和批判。就前者而言,即深刻认识到除去个人立场之外,任何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责任感都是空洞的;就后者而言,就要求知识分子在中心消散的荒原跋涉时,将中国士人“慎独”的自省传统与“五四”新文化的战斗精神结合起来,以形成自我监督的良知(“不盲从,不附势”、不“骑墙”)和践履社会责任的岗位。具体对作家和批评家而言,就是“不能为了维护这样的多声部创作局面就抹杀了艺术的标准和良知的作用”[20]。当然,这里的“良知”已不同于思想观念的简单演绎或权力系统廉价的预约订购,而必得通过极其真诚、艰苦和个人化的艺术创造性劳动来展现。

三、整体观方法论的支持与活力

共名与无名的理论概括,最先得自于对1990年代个人化叙事立场的考察,然后再结合文学史现象提出来,进而“对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作一些讨论”。很明显这是陈老师“整体观”方法论的研究成果,“从文学史的发展中寻找这些新的创作现象的存在依据和依据新的创作因素来重新解释文学史构成中一种互动的关系”。陈老师曾多次议及受惠于李泽厚对不同代际中国知识分子的划分与论述,“在大四准备写毕业论文时,我一度就想用李泽厚划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新文学史,但终因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而中止,直到1985年在‘方法论’的推动下,才开始完成《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整体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描述新文学史”[21]。这是孕育整体观的机缘之一。而整体观研究的目的与旨要,仍然是试图通过对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来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具体到《共名与无名》一文,处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实践社会理想过程中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问题,以此为参照,来探究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社会定位、价值取向和工作岗位。2001年,该文收入《整体观》一书的修订版,自然顺理成章。

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发展,文学、文化的“历史规律”被视作站不住脚,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整体性往往被当成一种不可能、不受欢迎的研究对象。北美学界自1980年代以来文学范式的变迁强化了一种对整体性消失的共识,这一共识激励以异质性和片段化为标志的研究,追求他者性和非连续性。在这样的知识氛围中,整体观方法论的活力与可能性如何体现?这自非笔者学力所能置喙。不过,包括整体观在内的文学史理论本就不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陈老师早就指出过:“在文学史理论领域里,任何带有统一‘结论’性质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它的目的应当是建立多元的、丰富的文学史空间。”[22]这点已毋庸赘述。通过对共名与无名理论的学习,我感觉到:拒绝“纪念碑式”的研究(“‘纪念碑式的’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天才和杰作的游行表演,它所提出的思想、写作风格和创造性脱离社会现实,从而使文学脱离语境”[23])而不断将理论语境化(从1990年代这一“非纪念碑”的文学年代中发现文学的多样性);尤其是通过传统与当代的不断沟通、互释和重新梳理,可以建立起描述文学史的途径。张英进在谈到历史整体性的重构时说:“对话论的概念拒绝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把主体性还给史学家和读者。通过‘主体间的’对话论关系,过去和现在进行互动对谈,总体和碎片形成一种辩证的关系:‘文学史从人类经验到的主体间的整体中发现的现象,是通过对文献、作者所处的环境和过去的阅读和描述才得以建构的。’”所谓“过去和现在进行互动对谈”正合乎整体观的旨趣:“中国新文学史是一个开放型的整体,唯其开放,所以作为一种文学史而没有时间的下限,它将在不断的文学实践中不断发展和自新;唯其是一个整体,所以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因素的渗入都会引起整体格局的变化,导致对以往文学史现象的重新理解和解释。”[24]

可举一例说明。陈老师在《共名与无名》一文中曾考察左翼文学的生存环境:“左翼文艺运动其实是政治运动,它始终处于半地下的活动状态,许多左翼刊物都出不了几期即被取缔,许多左翼作家或遭逮捕枪杀,或被迫亡命海外,它在文学上的影响毕竟有限……”通过“对文献、作者所处的环境和过去的阅读和描述”得出1930年代的无名特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可能信奉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和政治思想: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各种社会思潮共同构成了30年代的多元文化格局,但没有一种学说和理想能成为民族精神走向的凝聚点。”揭示无名特征就意味着提出如下质疑:当时的左翼文化思潮是否能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制约整个时代精神,拢住整体文化走向?如果确实无法作出肯定性回答,那么就有必要重新描述文学史的图景:过去的文学史以左翼文学运动为30年代的主流和加以浓墨重彩的描述中心,以与左翼文学的关系亲疏来划分革命文学、进步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和反动文学,即以虚拟的共名来评价作家作品,使得京派、海派、小品文等大量文学现象无法进入或者只能被歪曲地进入文学史。所以有必要把无名状态下丰富多元的文学史场景重新描述出来。以上的研究路径,显然不是提供封闭的认识模式,而是在“过去和现在进行互动对谈”中激活了对话的可能。

以共名和无名的理论解说来整体性地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大到文学史分期,小到某一阶段的文学特征或具体作家的创作风貌,都会导出颇具生长性的话题。比如如何理解共名状态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陈老师认为:“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是知识分子建构时代共名的基本方法,用共名来概括复杂的生活现象,就必然把复杂的生活简化成几个概念(时代共名),然后以此为标准划分出两极阵营。”[25]这段话曾让我一度难以理解:如果有二元存在,且其中的任何一元都无法勾销对方,无法消解对方的有效性,那么如何能指称它们统一于共名,而不是无名状态中的共存?刘志荣先生显然与我有一样的困惑,他进而以“五四”为例,当时有学衡派、玄学派等存在、活跃着,他们的声音与新文化运动一方“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声音处于竞争、交锋的状态,并不消隐,所以用“启蒙”、“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主题“很难涵盖已经表现在公开层面上的这一阶段文学、文化、历史的复杂性”,由此推出:1917—1927这一阶段不能被看作共名而是无名状态[26]。

这是一个值得考辨的问题。双方其实都意识到了“五四”时代激进与保守之争,歧异在于,刘志荣先生认为学衡派、玄学派是无名状态中多元并存的一方“名”的代表,而陈老师则认为他们是共名状态下二元对立中的一元。其实我觉得无名状态中多元并立的一种“名”和共名状态下二元对立的一元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前者是各说各话,有时互不搭界,即便有冲突但这样的多声部也不会形成集约化;后者尽管意见不一,却同在一个舞台上,面对共同的议题而交相驳难,共名产生的凝聚力把大多数议题都聚拢到同一论域中。我的想法是,对于共名的认识可以再细致一点,有的共名和价值立场结合在一起,比如反满、抗战,甚至成为知识分子良知的评判标准;有的共名却不一定显示鲜明的倾向性,而是提供一种将人们的注意力都吸纳进去的论域(共名状态中并非一定不存在与共名构成差异的“名”,只是这样的“名”不处于论域之内只能是隐退的状态)。关于1917—1927这一阶段中的共名主题,陈老师在《共名与无名》一文中归纳为“启蒙、提倡民主与科学”,而五年后在《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一文中则归纳为“启蒙、民主与科学、白话文”,这一修订我觉得是恰当和必要的。同样,我们可以把1980年代的共名状态理解为:以“改革开放”为中心议题,划定论域,在各个领域内派生出二元对立:思想领域的解放/保守、政治领域的改革/僵化、对外政策的开放/自闭、学术领域的创新/传统、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生活形态的自由活泼/守旧古板、文学艺术观上则是“文学回归自身”/“文艺为政治服务”……

“五四”时期,学衡派主要人物的西学素养恐怕还超过新文化阵营中的很多人;而张君劢敢于“菲薄科学”,打出的旗号都是倭铿、柏格森,这份自信也是西来的。不论是激进保守之争、还是科玄之战——借用罗志田先生的话说——“在在均是西与西战”。学衡、玄学诸人之所以和新文化运动一方构成二元对立,是因为他们都围绕着共同的主题(科学、白话文)在演说、辩论,尽管意见相悖(提倡或反对)、态度不一(激进或保守),但都处在共同的论域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用陈老师的说法,理解为一种含有先锋因素、仍处于生长状态的力量,它和学衡派、玄学派等取向不同的派别,一起围绕着时代主题,以交锋角力的姿态、辩证地推进着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同样重要的是,之所以双方能同台唱戏,是因为他们有竞争性的话语资源与平等的对话能力。志荣先生认为:“共名状态的产生,来源于知识人与权力者对于‘时代主题’的建构,这种建构借助权力获得了某种本质论的意义,它才能对其它声音形成有效的压抑。”这当然是对的,不过,对“权力”的理解可能应更加开放,它不一定来自政权、集团或暴力机关等实体,而可能是不那么实在但同样强大的思想权势或话语权势。当知识人与这样的权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打开了一柱强光,照亮了舞台;不与此或没有能力与此结合的人则只能退出舞台,渐渐隐没在暗夜中。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林纾就是典型的失“势”者,虽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27](不过这已是新旧之争事过数载,心境已较为平和的新文化运动主力胡适“追赠”林纾的定语),但其翻译多是隔靴搔痒的功夫,“桐城护法”的那句“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让胡适等新文化诸人一再取笑、鞭挞,其实倒老老实实地点出了林纾自身“失语”的尴尬,舞台上的那套话他说不来,如何理解、表达、议论甚至驳难共名论域中的那些话题,他无所取径。后来欲借助“伟丈夫”的政治外力,适足说明在话语权势一面林纾已一无所有。

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共名是互倚互塑的关系:知识分子参与建构了共名,共名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舞台。共名设定、规范了知识分子的论域,也搭建了传扬其声音的舞台。共名状态中当然有逸出上述论域、没有能力“登台献演”的人,他们的声音就被压抑了。学衡派、玄学派都是共名状态下二元对立中的一元,他们可以和新文化派围绕着白话文、科学等时代共名一较短长,他们占有自己的阵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后来被打入另册,但在当时的境遇中仍然是有竞争力的一元;而林纾既无梅光迪们的新学养,也无张君劢们的自信心,无法和占据舞台中央的胡适、钱玄同等形成对话(附和或反驳都无妨,关键是形成有效对话),其个人因素与立场又不足以抗衡或突破共名,于是只能渐渐隐没。在科玄之战的最初,张君劢“不过在学校里随便讲演”[28],而丁文江却一再表示张的讲话“决计不能轻易放过”[29],几次同张晤谈,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对林纾,胡适直到晚年仍然表示只是“不堪一击的反对派”[30]。一个是共唱对台戏的劲敌,一个是被赶下舞台的失势者,其间的认同天差地别。相较而言,知识人在无名状态中的生存空间就宽阔一些。左翼文艺思想在1930年代初起时确实有很新鲜的吸引力,当时以施蛰存、穆时英等为核心的小团体一度不甘落伍地加入其中,出版内容左倾的刊物、策划《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创作普罗小说,但很快“就知道是失败了”,“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31]。尤为典型的是穆时英,他的创作一度被左翼评论家钱杏邨等视为普罗文学的丰硕成果与范本,但是当《上海的狐步舞》等散发着都市糜烂光芒的小说横空出世后,左翼文坛瞠目结舌之余又群起攻之……也就是说,对于由左翼话语所搭建的新兴舞台,施蛰存、穆时英等人既无能力也不愿意侧身其中。但他们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林纾一样淹没在时代大音之下,走入历史暗影中;相反,他们以《现代》杂志为发言阵地,尤其是在创作上以“新感觉派”为标识成为海派都市文学中重要的一股力量,在相对繁荣多元的格局中争奇斗艳。境遇不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左翼文化思潮不能像“五四”时的共名那样,设定统一的论域、制约整个时代精神。

四、“史的批评”与“理论的不透明性”

近日读到毕光明先生抱怨研究对批评的挤压:“这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化的时代。当代文学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后,学术性慢慢强化起来,这是一个进步。曾经当代文学是被别人看不起的学科,走到今天应该说是和现代文学不相上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化值得肯定。但是我们也看到它带来的问题,那就是文学评论研究对当下文学与现实的介入性淡化了,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像上世纪80年代那么活跃的有思想的批评家。现在有个现象,有些学者看不起批评,在文学领域形成了新的等级制:研究比批评要高一个等级。但我看现在学院派出了问题,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很多远离了我们当下的文学,没有文学现场感。”[32]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但在另一个方面,大量追踪“即时”的文学现象的批评,因其随意性,确实损害着当代文学的学科自律。我也特别赞同程光炜先生的意见:“在诸多‘现象批评’中,有些项目由于被认为是一项被批评家个人‘发现’的最新成果,让人产生急于攻占的欲望,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重要性就势必降低,为‘当前’所取代,甚至有可能完全被遮蔽。如在‘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这种现象就比较普遍。在一些批评家的文章中,‘新世纪文学’被认为是‘全球化’、‘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一手包装的东西,他们也许没想到,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左翼文学’等等,也可以用同样的话语形态、批评方式称之为‘新世纪文学’的”。至少在学理上,这种联想大概不会犯错。……凡作家‘新作’出来,或‘新现象’涌现,当代批评都要‘跟踪’、‘描述’,这应当是当代文学的学科任务之一。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个如何将对象尽量‘沉淀’的必要,即,不仅把它当做‘从未出现’的现象,同时也当做是一个‘曾经有过’的现象,用‘历史’眼光将它解剖,照出纹路肌理,揭示其内在关联。”[33] 以上不厌其烦地引录原文是想表示:这两方面意见都值得我们重视,提醒我们注意寻觅批评与研究的兼善两全之道。

熟悉陈老师著述的人都能体会到他文章中将“历史”与“当代”浑然贯穿的气象:他对文学史的研究,总是先在当下的文学现象中发现问题并产生解释的欲望,然后以整体观的视野考校文学史,再从“史”的角度审视当代处境。《共名与无名》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上述鲜明的特点。从1990年代的文学现场中提出问题,同时以整体观的方法来“沉淀”,“照出纹路肌理,揭示其内在关联”。这样一种路径——以置身现场的鲜活的批评感受和问题意识来导源、激活学术研究,再以整体观“回视”文学史作潜心、细致的、“历史性”的检讨、反思,最终通过“过去和现在进行互动对谈”来完成文学史考察——陈老师称其为“史的批评”:“它要求把批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来确认它的价值,辨识它的文学源流,并且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探讨某些文学现象的规律与意义。……批评者必须把文学史作为批评对象的参照系,在两者之间寻求批评的张力;或者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阐释具体的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或者以具体作品的特殊价值来强调它的文学史意义。”[34]于其中是否可触摸到沟通批评与研究的可能性?陈老师自称“一直在文学史研究与作家作品批评的两端徘徊”,“徘徊”的姿态,恰可见出一个自由独立、对具体时代中具体问题有丰富敏感性的心灵,在历史长流中寻觅、历险……

陈老师在《共名与无名》中对相关的文学史理论与命题作了精彩演绎,但从我作为学生的阅读感受来说,体会更深的是这一理论的诞生过程(本文的标题借自复旦大学中文系胡中行教授给陈老师的赠诗,内有“一言屡屡成新说”之句[35],何以陈老师的文学史理论与研究每每予人新意,每每创造出新的理论假设来解释文学现象,在理论自身的基本面貌之外,我想跟其产生路径与具体过程是有密切关联的),或者说更吸引的我的是,如何通过把握“理论的不透明性”来学习,即“把理论回置于特定思想脉络、其所由之产生的特定知识、理论格局、历史实践处境中加以反复体会才能认识和体会的部分”[36]。我想这可能也来自陈老师文学史理论自身的特质:他并不止步于从理论圆融、自洽的认知承诺来概括文学经验,更切要的是,他的文学史理论和历史、现实间发生着一种“拖泥带水”的深刻扭结,他以内在于时代的观察为媒介,企望通过上述扭结来萃取出主体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从文学史与现实中随意掠取片段来证成此种理论的威力。唯有以内在于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而助产出的理论认知,才能在我们对自己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上镌刻下印痕。我之所以更珍视通过体贴“理论的不透明性”来学习,是因为由此方能把握一个活生生的头脑和心灵在“批评缺席”[37]的喧嚣声中,如何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尝试、摸索创造性分析的经验,从而培养我们自身更有效地面对那些无法被既成的理论储备所容纳的世界……

注释:

[1] 以下对共名与无名的概念说明与理论阐释,参见陈思和:《共名与无名》,收《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研究90年代文学的几个概念的说明》,收《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2] 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全集》(3)第17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3] 我们可能都记得史学家黄仁宇那部影响深远的《万历十五年》,有意思的是此书英文名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就是“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年头”。

[4] 陈思和:《世纪之门谈“无名”》,《山花》2001年第2期。与其他研究者相比,陈老师对1990年代文学评价不低:“很多人对90年代的文学看得比较低,但我不这么认为。学术上我认为90 年代是进入一个低谷,但是在文学创作上我不这么认为。”“继本世纪初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程式以后,世纪末小说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特点同样也打破了现代小说自身的程式化,使小说的生命力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无数次魔方式的演变中经受住了考验。”参见陈思和、邵宁宁:《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人文情怀——陈思和先生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陈思和:《跨越世纪之门——<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一)>序》,《不可一世论文学》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5] 陈思和、邵宁宁:《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人文情怀——陈思和先生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6] 梁实秋:《论思想统一》,《新月》第2卷第5期,1929年7月10日。

[7] 参见陈思和:《共名与无名》,收《陈思和自选集》第148~152页。

[8] 陈思和:《“无名”状态下的90年代小说——答<小说界>编辑问》,《豕突集》第285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12月。

[9] 陈思和:《变化中的叙述与不变的立场——<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二)>序》,《不可一世论文学》第171页。

[10] 鲁羊:《天机不可泄露》,《钟山》1993年第4期。

[11] 尼采:《快乐的知识》,转引自周国平:《尼采》第46、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

[12] 陈思和:《“无名”状态下的90年代小说——答<小说界>编辑问》,《豕突集》第285、286页。

[13] 陈思和:《碎片中的世界与碎片中的历史——<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三)>序》,《不可一世论文学》第195页。

[14] 陈思和:《“何谓好小说”的几个标准——<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五)>序》,《不可一世论文学》第252页。

[15] 陈世骧:《<夏济安选集>序》,《陈世骧文存》第194、195,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16] 鲁迅:《我来说“持中”的真相》,《鲁迅全集》(7)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17] 鲁迅:《吃教》,《鲁迅全集》(5)第329页。

[18]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第304页。

[19] 陈思和:《“无名”状态下的90年代小说——答<小说界>编辑问》,《豕突集》第282页。

[20] 陈思和:《面对逼近世纪末的中国文学——答<读书人报>记者问》,《豕突集》第276页。

[21]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绪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13、1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22] 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探索丛书”导言》,《献芹录》第28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文中还指出:“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呈现的是研究者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究成果,文学发展只能在现实社会环境中进行,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发展规律,也没有普遍适用的文学发展规律。文学史总是在文学事实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考察文学的产生机制、运行机制、传播机制以及它自身价值的辨识与确立。”

[23] 张英进:《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本节对相关问题的介绍,主要依据此文。

[24]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绪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14页。

[25] 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第156页,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26] 参见刘志荣:《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收入《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

[27]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4)第3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28]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12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29] 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3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88~190页,中华书局1979年5月。

[30]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31]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北山散文集》第31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施蛰存散文》第124、12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32] 朱小如:《文学批评期刊的现状与问题》,《文学报》2010年2月11日。引文来自“第二届全国当代批评期刊建设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上毕光明的发言。

[33]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兴起》第6、15~1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

[34]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绪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14页。

[35] 参见陈思和:《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

[36] 关于“理论的透明性”与“不透明性”的辨析,参照贺照田论述:“大部分影响、塑造人们的历史、社会实践的理论论述都具有双重性,一重是凭对诸观念、命题意义的直接分析和详绎这些观念命题间的关联关系等,便可获得的、可直接因之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相关世界的部分;一重是只有把理论回置于特定思想脉络、其所由之产生的特定知识、理论格局、历史实践处境中加以反复体会才能认识和体会的部分。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理论的透明性,后者称为理论的不透明性。”贺照田:《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第4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37] 有趣的是,正因为对无名状态的特质有深刻体察,陈老师对“批评的缺席”之类的说法不以为然:“这种抱怨背后的社会心理相当复杂,既有权力者对批评失控的恼怒,有知识分子对文学批评与时代‘共名’传统姻缘的追怀,也有批评自身在新的文化状态下的不适应。”“人们之所以感到批评的缺席,只是表明了关于批评的传统观念没有改变,一种陈旧的批评观念仍在作祟,那就是片面地以为批评必须与话语权力形态结合在一起,希望树立起批评的权威意识,使批评成为主宰舆论导向的力量,对文学创作构成某种威慑作用。”参见陈思和:《“无名论坛”之一:关于无名时代的批评》,《牛后文录》第213、214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4月;陈思和:《个人经验下的文学与所谓“冲击波”——<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四)>序》,《不可一世论文学》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