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2019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心中都会萦绕着怎样评价新时期文学40年的问题。成功作家和失意的作家，走红思潮的批评家和若即若离的旁观者，心里早有答案，只是答案已千差万别。客观超然的历史评价要时间沉淀，更要学术研究的推进和深入，而且有当代文学“文献学”的辨析和证明。也许要到我们这代人都过去之后，可靠的研究结果才会水落石出？我在去年写就的一篇文章中已预言：很难说“三部曲就是余华盖棺论定的小说。对他小说的认识还有一个沉淀期，有一个与同时代最佳作家的比较性视野，以及将他前后期创作的相比较，这都需要细心、耐心和眼光”。（1）

历史真是漫长，人生却苦短。新时期文学在1979年登场时，我刚23岁，它走过40年，我已60有余。人生大半岁月都耗费其中，等想做点有益的事情，可惜已进暮年。忆及与这40年相关联的人与事，不免戚然、黯然和欣然。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回忆五十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捐献声中写成谭嗣同研究第一稿时，还在北京大学上一年级，对一切满怀天真幻想；而在七十年代末不无感慨地草写太平天国时，历史已过去快三十年了。”（2）他曾回忆起自己的学术生涯：“我非常爱读那些功力深厚具有长久价值的专题著作，我也羡慕别人考证出几条材料，成为‘绝对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远为人引用……据说这才是所谓‘真学问’。大概这样便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但我很难产生这种‘不朽’打算。”（3）种种宏伟计划就在新时期文学急匆匆的脚步中错过，沉下心来做所谓学问的定力，经常受到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浪潮的影响干扰。我想，这不是我一人独特的经历体验。

不容回避的是，新时期40年与我们的大半生高度叠合。这部文学史中的大半作家、批评家还都熟悉，虽说不上过从甚密，也不免偶有谋面，相互赠送新作。更不容说，有些探讨，忽然又变得诡秘敏感。文学史暗藏着各方面的利益，一不留意就会碰触最强的反弹。还有那些文坛的陋习陈见呢，这些，都必须得小心翼翼地绕过。例如，这40年中，究竟有无“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哪些人可列入其中？又如，关怀现实人生的文学和关注写作本身的文学，谁对于未来的读者更具启示和意义？一个问题就会牵扯出一百个激切争论、质疑，所谓平心静气地对话，并不存在合适的文化土壤。连一篇公允适当的作家论，也很难平顺地问世，更遑论稍微宏大深入的文学史反思。一定程度上，这就是许多人面对新时期文学40年时最真实的历史处境。

一、记忆与文学的叠合

对于文学史建构来说，当事人的历史记忆有那么重要吗？

克罗齐特别强调记忆对研究的影响，“历史脱离了活凭证并变成编年史以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4）这位历史学家非常肯定记忆在研究活动中的“先在”价值。但在具体研究中，在翻捡摊在案头的纷繁材料时，感觉“记忆”是可以在这里细致地甄别、辨析和讨论的。

80年代对历史的反省和反思，是我们在“文革”、“反右”废墟上重建精神生活的根本的前提。就我的经验来说，我对新时期文学的记忆，是在中国社会不断重构历史记忆的前提下形成的。在阅读作品时，记忆认知明显残留着我年龄的痕迹：刘心武《班主任》（21岁）、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和卢新华《伤痕》（22岁）、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王蒙《夜的眼》、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李剑《“歌德”与“缺德”》、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23岁）、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靳凡《公开的情书》、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张贤亮《灵与肉》、戴厚英《人啊，人！》、艾青《归来的歌》、汪曾祺《受戒》（24岁）、古华《芙蓉镇》、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25岁）。这种反思式的思维方式，确实深刻影响了我几十年的思想和生活。正如我所追述：“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从出生到1978年3月考上大学，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有些事件因为年幼，印象模糊，比如反右、大跃进；有些事件，则伴随着自己的成长，比如‘文革’、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这种人生经历，决定了我看世界看问题的方式，对我后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影响甚大。”（5）我知道，这是文学作品重构了我的历史记忆，同时又被当作了不容置疑的文学史记忆。

但今天看来，这些记忆是不可靠的。它们总是对对方怀着心照不宣的心机；它们各自为阵，自说自话，这很难连接成一个整体。

举例来说，以“感动”为中心的伤痕反思文学的堡垒，三四年后就被鼓吹“回到文学本身”、强调“叙述”的寻根小说和先锋文学所攻破。以历史生活为中心的文学记忆，逊位于以叙述为中心的文学记忆，新潮理论急促、迫切和强势的姿态，经常把你置于不容分辩的境地。因为它总是声言远离历史迫害之地，而纯文学则是最充足的理由。在“文学探索”的声浪中，没有人怀疑这种精神生活重构的缺陷，反而以为，新时期文学即将跨上第二个历史台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作品的影响：阿城《棋王》（28岁）、韩少功《文学的根》《爸爸爸》、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王安忆《小鲍庄》、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残雪《山上的小屋》（29岁）、王蒙《活动变人形》、莫言《红高粱》、王安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30岁）、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刘恒《伏羲伏羲》、孙甘露《信使之函》、苏童《1934年的逃亡》、洪峰《瀚海》（31岁）。那时我确信无疑，这场“文学革命”将带领新时期文学摆脱政治噩梦，一劳永逸地实现文学的自主性：“先锋小说的登场，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无疑是一场文学革命，它打破了文学长期沉闷的局面，更新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极大地丰富了小说艺术表现的空间。”但我不忘留了一手：放在文学史长河中，上述作品能否进入经典长廊，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现在评价仍然过早。”（6）

就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怀疑伤痕反思文学、寻根先锋文学的尖锐声音又出现在新时期文学中。“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它“特别注意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7）“‘新写实’作品把人在现实社会里的无奈感表现得相当充分。”因此，“烦恼在‘新写实’小说中俯拾皆是，常常成为人物情绪的聚焦点。”（8）新时期的“‘普通人’的形象中其实寄寓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而对池莉来说，“凡人琐事就是生活的一个块面，作家并没有在这些普通的生活上强加某种历史法则。新时期那个‘大写的人’，现在萎缩成‘小写的人’，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这位作家塑造的普通人形象并不比知识分子形象在历史认识价值上逊色，相反，倒是揭示了结束年代与开始年代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性已经无法用“前进”与“倒退”这种简单维度来解释。（9）1984年后，城市改革启动，以“计件工资”、“下海经商”为名的新秩序正冲击着旧秩序旧生活，做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脑体倒挂”等现象开始亮相历史舞台。这既是知识分子的苦恼之源，也是对伤痕反思、寻根先锋等文学思潮的致命一击。胳膊扭不过大腿，正如文学扭不过现实的巨大车轮。一时间，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单位》和《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重新整理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它是以将伤痕反思文学、寻根先锋文学等记忆谱系挤出去的方式，来到自己的新时期文学现场的。那时候，高物价、借钱抢购日本冰箱等风潮造成的巨大恐慌，使我真地相信了这种英雄暮落、小人物登台的社会现实。我还携带着这沮丧历史瞬间的文学记忆，完全臣服了那个非常著名的“零度写作”理论。

由此可见，在我的文学史档案中存放已久的诸多记忆，可谓疑点多多。这让我在拥抱即将敲响新时期文学40年的钟声时感到了尴尬。在今天，如果克罗齐还拿“活凭证”这套理论来吓唬我的话，我的回答就是：不！因为，我究竟该相信伤痕记忆、寻根先锋记忆还是新写实记忆呢？这些足以作为活凭证的文学记忆，原来是那样的南辕北辙啊！我认为，这些出尔反尔的记忆凭证，在根本上是不具备作为历史研究依据的完整性和严正性的。相较于“反右记忆”、“大跃进记忆”、“文革记忆”的历史完整性，这些记忆还只是福柯所说图书馆一堆等待分列整理的散乱的档案材料。

既然活凭证是相互怀疑和否定的，是一种活凭证对另一种活凭证的话语权的争抢，这就意味着文学史对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已经进入对各种凭证辨析、甄别和讨论的过程。事实上，就在文学新潮奔腾涌现的过程中，反思的声音已经在文学批评中闪现：“不言而喻，诸方面成功之中，小说本身的成功最为重要。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距离，目前还很难断言能否从这批小说之中涌现经典之作；预言这批小说具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远大前途，这更像批评家的善良祝愿。”（10）“1989年以后，整个小说被一种名为‘新写实主义’的新潮所垄断”，如果用一种“十年烟云过眼”过滤性的冷静眼光来认识，就会发现“它的名称比它的内容更为重要”。（11）作者是在说，当历史观察家和批评家的记忆与文学混淆一起无法分辨的时候，对“当事人”和“文学事实”两个不同视角的辨析、甄别和讨论，就成为对文学史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话题。

不可否认，我和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们，既是新时期文学40年的“当事人”，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作为当事人，当我们在《天云山传奇》里跟着冲破历史禁锢、手捧鲜花的宋薇走向晴岚的墓，却发现墓前站着罗群和周瑜贞，宋薇因此彻底失去爱人罗群这一细节时，会禁不住地流泪了；当我们面对寻根和先锋思潮倡导者宣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断然分裂的姿态时，心灵莫名地激动着；当我们站在英雄主义被小人主义所取代的时代关口，真心相信一个文学多元的历史开始了。而支持我们相信的，就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历史装置”，一个因历史伤害而重装的“历史装置”。由此我注意到，“当事人”视角压倒了“文学事实”视角，在支配着新时期40年的文学史思维方式，当这种思维方式处在一个历史上的最好的时期，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的时候，它就是不容怀疑的了。

二、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正因为文学记忆是一场历史运动的结果，它必然就留下了一个个文学的山头，很多人在那里安营扎寨，营造出各不相同的文学成规。于是，从不同记忆中生成的挑选机制，便将另外与此无关的作家和作品抛弃在大潮消退过去之后的滩头上。我称这些作家和作品，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小说、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有自己看似合理的挑选机制。它要描述新时期文学不可阻挡的汹涌潮流，更要将历史分成若干个段落，段落史学的发明，是要说明相较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当代文学出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它已经与20世纪世界文学全部接轨。历史总是以宣布自己重生，和别人死去为满足的，重生与死亡交替的时代，就是典型的转折时代。这种挑选对于文学史来说，就意味着将从大文学史转向小文学史。这就是黑格尔看到的：“人是死的神，神是不死的人；对于前者死亡就是生，而生活就是死”，“神圣是那种通过思想而超越了单纯的自然性的提高；单纯自然性是属于死亡的”。（12）埃斯卡皮则理性地看到文学圈子这种挑选机制的冷酷性：“高雅文学的圈子呈现出一环套一环的连续选择的面貌。出版商对作者创作的挑选也限制着书商的挑选。而书商自己又限制着读者的挑选；读者的选择，一方面由书商反映给商业部门，另一方面，又让批评界表述出来并加以评论；随后，读者的选择再由审查委员会加以表达和扩大，反过来限制出版商此后的选择方向。结果是，各种可能性呈现于有才能的人面前。”但他指出：“这种消极的相互影响将参与者束缚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圈子里。”（13）

黑格尔和埃斯卡皮分别从神学和社会学角度指出了文学运动过去后遗留的文学史问题。这对于我们寻找分辨新时期文学40年的“失踪者”，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启示。黑格尔把历史演化的段落和过程比喻为“自然的提高”，但不认为死去的就不会活着，活着就不会死去，而能对抗自然提高这种所谓规律的，正是“神圣”通过思想对单纯的自然性的“超越”。埃斯卡皮进入文学生产的内部，窥见了文学史挑选机制的秘密，他警告说，这种机制将会使有才能的人和广大读者被束缚在越来越狭小的圈子里。

然而，如果不带任何成见地观察新时期文学40年，我认为这种急于事功的文学史挑选机制，至少制造了两类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一种是相对的失踪者，另一种是绝对的失踪者。前一种是指因个人麻烦、不善文学经营、个性寂寞或很难归于哪一种文学流派等因素出现的失踪者，例如张弦、郑义、遇罗锦、戴厚英、柯云路、陈建功、肖复兴、黄蓓佳、李存葆（伤痕反思文学），刘索拉、徐星、张辛欣（现代派小说），李锐、李杭育、乌热尔图、何立伟、刘恒（寻根文学），孙甘露、扎西达娃、陈村（先锋小说）等。后一种是指因卷入文坛争论而被逐出文坛的失踪者，例如张承志、张炜、王朔，也包括像路遥这种因文学转型而被文学潮流抛弃的作家。

像遇罗锦，年轻研究者意识到，她在文学史上的消失是因为在其身上产生了“坏女人”的淘汰性机制，过早离开文坛也是以这一历史为推手的：“遇罗锦在今天几乎已被文学史和多数读者遗忘，但在新时期之初，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星’，或许没有哪位女作家所遭遇的升沉起伏比她更剧烈、更富于戏剧性，更让人不可思议了——其人被恶狠狠地斥责为‘一个道德堕落了的女人’”。“遇罗锦的‘童话’进行着关于‘人性’特别是其中的‘私人’的‘爱情’的话语言说，受到批判是必然的，而且作家的身份意识、文学文化和政治体制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它们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共同描绘了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地图。”（14）由此可见，即使到了新时期，文学界在鼓吹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同时，仍然在强调作家身份的“共同性”。这种新时期文学功能在接收新作者的同时，也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挑选，包括把一些人赶出去。

像张承志，在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中，他因激烈抨击大众文化被戴上“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出版长篇小说《心灵史》之后一蹶不振。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曾经拥有的“重要性”仿佛荡然无存。但是近年来，他的名字再次走进了文学史课堂，被“80后”研究者所关注：“我们读《心灵史》时有一个障碍，它讲的是哲合忍耶教的历史，是我们不熟悉的回族教派。但是我读完它的原定本和改订本之后，突然觉得《心灵史》并不是一个讲宗教的小说。我觉得，《心灵史》讲的是在现实处境中，怎么样来认识历史，如何在历史中行动。这个问题既是张承志自己面对的问题，也是他想要读者思考的问题，他对我们时代的全部思考都集中在不断书写《心灵史》的过程中。所以，我觉得《心灵史》其实是部关于历史叙述的小说。”“这是需要我们去追问的问题。”“像我读《心灵史》我也不会把它当做宗教的教义去看，我还是把它当做小说来看，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然，它借助了宗教，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强大的历史结构（历史逻辑），但是我觉得你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张承志从90年代以后就一直在建立这样一个逻辑和结构，他有一个前结构在里面，这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60年代的人是有一个比较稳固的历史逻辑的，在他们的话语系统里是有合法性的，但是‘文革’结束也就是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后，整个历史基础被强行抽空，结构就完全被扭曲了。我甚至认为80年代很多写作里面一是没有历史结构的，所以非常浅薄，第二是也没有自觉的意识去重构一个历史结构，刚才华莹讲到的乔良的《灵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历史认知和历史逻辑。张承志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他在90年代一直在建构这样一个历史结构，在这里面他用了什么资源，包括国际主义，我们还可以再讨论。”（15）

像王朔，当他被人文精神讨论指定为“痞子作家”，沉寂10年以后，终于有人出来为他鸣不平了。这位学者不解的是，王朔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海外研究对他的“评价比较高”，而国内研究者许多人则低估了他的“价值”。这可能因为，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认为王朔小说以“最现实的姿态”，叙写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而他的作品，则“对文化知识有低估倾向”。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也许是他看到知识分子的缺陷，对他们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批评和抨击，最终得罪了那些批评家，引起文学界对于他的普遍反感。（16）短时间内评价王朔及其作品对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对“人文精神讨论”的认真研究还未出炉，与此相关的“二张现象”（张承志、张炜），“《废都》批判风波”，“《马桥词典》抄袭风波”等等，这些围绕在王朔评价周围的“90年代文学”是非功过，还没有被清理、归类和分析。尤其是90年代文学的评价史仍未亮相登场，在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尚缺乏客观清醒的总体评价的情况下，要想对这位有争议作家做出符合事实的评论，当然存在很大的困难。不过也有人指出，即使人们对王朔作品有不同看法，但《动物凶猛》依然可以看作是极有历史价值和文学水准的小说：“王朔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至少是一个不能再用简单标准去看待的作家。这篇小说非常不简单地写出了大风暴边缘的‘街区一角’，写出粗暴年代人们身上残存的一点温情。在反映‘文革’的小说中，这还是我头遭看到作家用这种叙述方式去塑造复杂独特的少年的形象。”（17）对于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王朔作品无疑是非常真实地描绘了他们生命中一段独特的“精神史”。（18）

如果从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遇罗锦和王朔是那种经批评家一根小指头就可决定其命运的作家的类型。在大多数时代的文学生产中，批评家是不仅与书商出版商合谋，而且很会迎合并引导读者趣味的一些人。他们拥有什么是“名作家”、“名作”、“名著”的决定权。遇罗锦得罪了社会舆论，尤其是王朔直接得罪了批评家，就等于提前葬送了自己文学的命运，这个估价可能使他们成为新时期文学40年史上最为冤屈的“失踪者”。埃斯卡皮入木三分地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认为这是符合文学发展阶段的“规律”的，但仍愤愤不平地替某些持才自傲或过分天真的作家们打起了公道：“若要对文人圈子的图表加以补充的话，就应该列出最后一个联系人：文学批评家。作者们经常不说批评家的好话，而出版商也往往怕他三分。实则批评家既不配享有过多的荣誉，也不是那般卑劣。文学批评真正的职能在于为读者大众选取样本书。”但他提醒文学批评不是批评家的个人行为，这些批评文字中涌动着时代的风风雨雨，是那个年代文化的最醒目的症候。“在批评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宗教和美学见解的多样化，看到气质的多样化，这一切都酷似同一圈子里的那位读者，而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却存在着一致性。”“不管是一本好书或是坏书，只要是‘批评家提到的’，也就是在社会上被那个集团接受的书籍。”“由批评家进行的所谓趣味教育，说穿了，仅仅是对能左右有文化教养的读者大众的行为的各种正统思想作出解释而已。”（19）

如果从黑格尔“神学”的角度看，张承志的“失踪”并不是由批评家单向选择的，反而是他自己决定这么做的。这可能是新时期文学40年来第一个自觉选择“失踪”的小说家。表面上看，90年代当代文学转型的思潮会暂时把他打下去，但他一直在与新时期文学探索的大部分观点争辩着，他内心和作品力量的强大，使他就像是被长江三峡湍急漩涡和激流不断掩盖，又不断顽强地浮出水面的大大小小的岩石。因此，他的“失踪”是不需要后代研究者“打捞”的，当千折百回的文学潮流发展到一定时候，文学史的总体视野需要他这种作家来支撑的时候，他就会自然地浮出，重新被人们所认识所尊重。所以黑格尔才会说：“人是死的神，神是不死的人；对于前者死亡就是生，而生活就是死”，“神圣是那种通过思想而超越了单纯的自然性的提高；单纯自然性是属于死亡的。”（20）“思想本质上既是思想，他就是自在自觉和永恒的。凡是真的，只包含在思想里面，它并不仅今天或明天为真，而乃是超出一切时间之外，即就它在时间之内来说，它也是真，无时不真的。”（21）张承志是考古学出身，他的文学观念来自于对历史兴衰现象的长时期的观察和品味，来自他对历史的这种贯穿性的认识基础。

三、好作品与坏作品

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各种记忆的交叉重叠，社会和文学潮汐过去后遗留的失踪者，已经使“好作品”与“坏作品”变得越来越难分辨。打开新时期文学40年的画卷，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不明白哪一种评论更符合贾平凹《废都》的实际。它甫一问世，立即好评如潮：“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废都》是第一部完满实现了向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回归的作品，所谓的《红楼梦》味儿即由此出。贾平凹用《废都》向现行的一套文艺理论和阅读习惯挑战。这部小说将传统的创作实践抛弃甚远，这是中国小说回归自我的第一声响雷。”（22）“这种自剖魂灵的勇气构成了作品的最大内力与魅力。因为不再做作、不再雕饰、作品在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上也打通了原有的界限，可读性与可思性也就融为了一炉。人们从朴茂中读出了深邃，从轻松中读出了沉重，从而借助《废都》这面多棱镜反观自我、认识环境和思索人生。”（23）

歹毒的批评接踵而来：“赤裸裸的性描写，绝少生命意识、历史含量和社会容量，而仅仅是一种床笫之乐的实录；那种生理上的快乐和肉体上的展览使这种实录堕落到某种色情的程度。”（24）“《废都》的形成，与新闻界、出版界的精妙的宣传与过度的烘托密切相关，但有一点不可否定，该书的流行与书中几乎饱和的性含量也大有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撩拨了读者的阅读愿望，刺激了读者的性幻想。”“《废都》既不能撞响衰朽者的丧钟，又不能奏鸣新生者的号角，它所勾画的是一帮无价值、又不创造价值的零余者的幻生与幻灭。”（25）“问题在于，曾被寄予厚望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所发生的当代逆转，那些曾以五四新文化传人自命的作家，为什么会在最艰难的关头临阵‘反水’，这么顺当地就抛掉了‘为人生’和‘为艺术’的旗帜，而将‘传厚黑之奇’的‘黑幕’，‘言床第男女之欲’的言情，以及‘专以雕琢为工，而连篇累牍无其命意者’之骈文融为一炉，从而成就一部‘旷世之作’《废都》。”（26）“先是一则捕风捉影的消息称，《废都》稿酬高达一百万元。消息一传出，全国几乎所有文摘版面八方呼应、竞相转发。”“接踵而来的是人们都想知道《废都》是怎么样一部作品，于是评论家们纷纷介入了：据贾平凹的朋友认为，《废都》是一部当代的《红楼梦》；陕西一位评论家读过《废都》的手稿后说，‘这是《围城》以来最好的一部写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让人费解的是，当这些‘伟大’的言论出现于传媒时，此时的《废都》还未正式出版呢！”（27）

同时代的批评竟如此不同，泼脏水的人格侮辱已无文学的文雅。但它们对《废都》研究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短时间内很难估量。不同批评给出了不同的角度，同时给出了各自批评的理由，研究者难就难在不知该清除哪些路障。多年后我重读《废都》，虽感觉与当年的批评很不相同，但我也无法用自己的阅读经验与其争辩，以更大的力量调整它们已经赐予作品的历史位置。（28）

2000年后，新一轮批评在营造平反的意图：“他确实抓住了某种历史情绪，他显然是为90年代初的现实所触动而又一次偏离了原来的位置，他试图转过来描写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平心而论，他有历史的敏锐性，90年代初的要害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问题，这是80年代终结的后遗症。”（29）通过庄之蝶的出色描写，使读者相信“《废都》一个隐蔽的成就，是让广义的、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结构不是狭义的政治性的，但却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正因如此，“贾平凹也算是自食其果——他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长于动员误解的一个”，因为，庄之蝶形象的塑造远远超出了批评界对他人生观念的接受限度。不仅他的荒淫无度是无法理解的，连他最后的出走也变得无法理解。“庄之蝶的出走是他在整部《废都》中作出的最具个人意志的决定”，贾平凹批评者常常以托尔斯泰为标尺来指责他。可这位批评家却以令人意外的角度写道：“我猜测，当贾平凹写到火车站上的最后一幕时，他很可能想起了托尔斯泰，这个老人，在万众注目之下，走向心中应许之地，最终也是滞留在一个火车站上。这时，贾平凹或是庄之蝶必是悲从中来，他心中并无应许之地”。正是在与贾宝玉和托尔斯泰“出走”的比较中，作者指出了庄之蝶的困境，他认为这是90年代的文学批评所不理解的地方。（30）可强势的平反活动已为时已晚，历史给作家作品盖上的“红字”，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轻易抹去的。

张承志《心灵史》评论史中也有“文化冒险主义”的“红字”印迹：“无论是张承志的伊斯兰哲合忍耶沙沟派的信仰，抑或是张炜的原始自然神的崇拜”，都会“导向对于普通人的彻底的否定，导向对于城市生活或当代的彻底的否定，导向对任何世俗要求的斥责”。（31）他还把这种思想源头追踪到作家80年代的作品当中：“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样的本文就十分狂放地拒绝一般性的社会规范”，所以李劼在1985年的文章里讥笑道：“这哪里是主人公在寻找爱情，简直就是唐•吉诃德在寻找潘桑。从传统观念来说，主人公的这个念头很有点男子汉气度；但从八十年代的观念来看，这就似乎有些蛮横无礼了。”（32）

不过，作家王安忆给了《心灵史》“好作品”的评价。“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读起来会感到很困难，因为它里面牵扯到非常多的历史问题和宗教问题，而我觉得作为搞文学甚至一些搞人文的同学应该把这本书读一下，我觉得它有非常大的价值。当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正是文学黯淡的时期，它带来了光芒，大家可说是奔走相告。山东的作家叫张炜的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文学搞到这个份上才有点意思。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本书已经触及了一个文学的本质的问题。它非常彻底地而且是非常直接地描述心灵世界的情景，它不是像将来我们会再分析的一连串的作品那样，是用日常生活的材料重新建设起来的一个世界，它直接就是一个心灵世界。”（33）

以上“好作品”与“坏作品”的争论，显然与“人文精神讨论”特殊氛围有关。每逢时代的转折点，文学评价标准都会重新洗牌，围绕一个作家或作品产生严重的对立，已经是家常便饭。只可惜曾被看好的作家因此遭殃，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因此被迫改道，而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当年仓促的改道真不值得。

路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寄出后被出版社退稿，拿到《花城》后，也被认为写法陈旧，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命运。“有一天，路遥打电话让我马上到西安。他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西安人民大厦只看了三分之一就退给他了，说这书不行，不适应时代潮流，属老一套‘恋土’派。他没敢问现在的文学潮流是什么。路遥几年来就不读当代任何小说和文学评论文章，所以信息不灵。他说咱俩赶快了解一下行情。看现在的文学变成什么样子了。于是我们抢读了十多天书，才发现中国文坛当时出现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文学改道的时候，路遥正为创作这部长篇在陕北深入生活，收集材料，没有注意到“寻根”、“先锋”等思潮已经是烽火连天。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种文体就像感冒一样，发展很快。我们有位老乡，在给我和路遥讲这两种写作手法时，说的是一口陕北普通话。路遥说，看来这种写法比较厉害，能把人的口音都改变了。接着路遥说：球！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等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这时，我主要阅读苏联当代作家瓦•拉斯普京的一篇理论文章，主题是‘珍惜的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路遥看后，激动地说，我真想拥抱这位天才作家，他完全是咱的亲兄弟。”（34）“《平凡的世界》一、二部发表后，刚开始受到社会与文坛的冷落。路遥内心很不平。”（35）

李存葆也是一个80年代初很红的军旅小说家，《高山下的花环》拍成电影公映后，这部作品的名字传遍了全国。但随着那场战争的硝烟散去后，一种带着寻根意味的战争小说代替了它的位置。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很少再提到这位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家。最近一篇研究文章，（36）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文学现场：陈华积告诉读者，《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的小说成名作，也是那个时期最为轰动的战争小说之一，刊载于1982年第6期的《十月》杂志（11月初出版），同期还配发了李存葆关于《花环》的创作谈《〈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缀语》，以及《文艺报》主编冯牧写的评论文章《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高山下的花环》发表之初就引发了全国性的轰动，掀起了一场空前的阅读高潮。（37）这篇论文还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深刻触及到普通士兵生死存亡之际人性的光辉。“其后，李存葆在采访广西方面参战的部队时有了更多的发现，在他到过的几个单位中，几乎也都发现了欠账的事。这些欠账的烈士，清一色是从农村入伍的。他们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山东，有的来自十年动乱很凶的‘天府之国’四川……”（38）“有一个党委搞了个统计数，连排干部牺牲后留下欠账单的人所占的比例数相当大。有一个班长，立了二等功，腿打瘸了，成了残废。当时的规定，战士负伤都不安排，哪里来到哪里去，班长所在地区很贫穷，家中的生活也相当苦，他也欠了点账，复员时拿了点复员费一二百元吧，就把欠账还了一下，最后还该一个人15块钱还不上，按说这个情况应该向组织说一说，最后他就把自己的一套新军装留下来，写了个纸条，压在铺底下，说我还有一套新军装留下来，15块钱我还不了啦，用新军装顶啦，请转交给他。”根据这次采访的现场感，他在作品中虚构了一个英雄连长牺牲后，新婚妻子和婆婆千里迢迢从家乡，带着欠账单到部队还钱的细节。（39）正是这个细节，感动了当时的千百万个人。

可以说路遥、李存葆在新时期文学40年的被边缘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学观念的变化，往往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古今中外的文学都是如此。但是，我们怎样理解最近几年出现的“路遥热”呢？相当丰富和扎实的《年谱》和《传记》不断地出版，长篇有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问世，一种更为长远的文学史思考在逐渐形成。这种思考一定程度构成了对新时期文学40年的整体反思，它的过分新潮的负面效应，它的改道的是否值得，它对许多作家作品的严苛批评是否站得住脚，有些文学公案是否要重新评价，“现实主义文学”是否还会归来？等等，都在成为重新看待和认识新时期文学40年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很多人的面目，照出了很多人的内心世界，也照出了40年文学漫长曲折的道路。毕竟，一个新时期文学40年的文学史，仍然只是一个短小的文学史。但这是一个疑点丛生和需要坐下来好好讨论研究一番的有意思的文学史。

四、尾声和结语

新时期文学40年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述，只是其中的几分之一，远远不够丰富和详细。然而即使这样，还是需要提出来供人们来展开研究。这就是牵扯到了“怎样研究”的命题。

“记忆与文学的叠合”说的是如何既尊重文学史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又怎样去分辨分析这些记忆，哪些是文学思潮、口号的主观重构，哪些又与个人命运相关，在几种看似不同的记忆中重新认识文学发展规律和局限的问题。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是说凡是记忆都具有对其他记忆的排斥功能，而这种功能势必会制造出一些文学史的“失踪者”，黑格尔和埃斯卡皮的解释能够打开问题的新层面，然而，我们又是怎样看到这一问题的？

“‘好作品’与‘坏作品’”，与前一个“记忆与文学的叠合”的问题相关联，然而侧重点不同。如果说记忆是根据当事人的历史记忆做出的选择，那么好坏作品的判定，则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思潮及其争论引起的，决定的。但争论双方没有意识到自己就处在时代的转折点，而另外旁观者评论的引入，则正好补充了这一认识死角。这可能是我们在问题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下一步可能要进行新时期文学40年代的“文献学”建设。一如梁向阳、王刚的《路遥传》《路遥年谱》，包括陕西当地研究者最近几年陆续出版的路遥研究资料等。（40）因为有了前期这么充分、丰富和详细的文献学基础，我们才能从路遥被文学史冷落的地方，重新开始对这位优秀小说家的研究。二如陈华积的《〈高山下的花环〉诞生记》，正由于他对李存葆从一个普通战士走上作家之路，对他为写这部中篇深入战争一线走访干部战士，对他构思和写作作品一波三折的详细叙述，由于有了这么扎实丰富的文献基础，我对“李存葆现象”方有了比较切实的把握，我也相信后续的研究也将随之展开和深入。（41）

没有文献学为基础的新时期文学40年研究，可能一直都会停留在“提问题”的阶段，而无法把我们想到的诸多问题变成具体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当然，不是有了文献学就会一蹴而就的，它们需要搜集，也需要辨析和整理，需要一个去伪存真的麻烦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终究是值得的。

 

注释

（1）程光炜：《余华的三部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

（2）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第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第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9页，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程光炜：《研究当代文学史之理由》，《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

（6）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310、3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钟山》编辑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钟山》1989年第3期。

（8）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也谈“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9）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10）南帆：《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文艺争鸣》1992年第5期。

（11）李洁非：《十年烟云过眼——小说潮流亲历录》，《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1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17页，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3）〔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61页，于沛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4）白亮：《“私人感情”与“道义承担”之间的裂隙——由遇罗锦的“童话”看新时期之初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15）李陀、程光炜编：《放宽小说的视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文章所引一些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对张承志的讨论内容，原本编入这本著作中的，出版社后因某种原因将之删除。但它是这本书的组成部分。

（16）葛红兵、王朔：《放下读者，看到文体（对话）》，《王朔研究资料》，第1—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7）程光炜：《读〈动物凶猛〉》，《文艺争鸣》2014年第4期。

（18）王一川：《想象的革命——王朔与王朔主义》，《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19）〔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60页，于沛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0）（2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17、10页，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2）孙见喜整理：《陕西部分专家评价〈废都〉的主要观点》，《废都啊，废都》，第45—46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23）蔡葵、雷达、白烨：《废都三人谈》，《废都废谁》，第135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24）尹昌龙：《媚俗而且自娱——谈〈废都〉》，《废都废谁》，第241—24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25）田秉锷：《〈废都〉与当代文学精神滑坡》，《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26）韩毓海：《除了脱裤子无险可冒》，《废都滋味》，第5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27）程德培：《莫非批评界也被“批租”》，《新民晚报》1993年8月12日。

（28）上述《废都》评论材料，多引自魏华莹的论文《文变染乎世情——“〈废都〉批判”整理研究》，《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

（29）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30）李敬泽：《庄之蝶论》，《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31）张颐武：《人文精神：一种文化冒险主义》，《光明日报》1995年7月5日。

（32）张颐武：《新时期小说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33）王安忆：《〈心灵史〉的世界》，《小说界》1997年第3期。

（34）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见榆林路遥文学联谊会编《不平凡的人生》（内部刊印）。在路遥关于《平凡的世界》的长篇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其实有坚定的信念：“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他相信：“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6、1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35）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第17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6）陈华积：《〈高山下的花环〉诞生记》。这是作者2018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重返八十年代”课堂上宣读的论文，未刊。

（37）“当时新华社发了消息，解放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学习，教育部、团中央发出联合通知建议中学生在寒假阅读这部优秀作品。李存葆所在的济南部队政治部做出五项决定。张守仁：《我和〈高山下的花环〉》，《美文（上半月）》2005年第3期。

（38）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缀语》，《十月》1982年第6期。

（39）《李存葆同志谈〈高山下的花环〉》，昆明市总工会宣传教育部1983年5月。

（40）梁向阳：《路遥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王刚：《路遥年谱》，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

（41）实际上不光陈华积一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重返八十年代”课堂，最近两年一直都在做“八十年代文学史料文献”的研究，贡献了不少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来研究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博士生、博士后，还有原帅、于树军、乐绍池、赵天成、吴自强、邢洋、谢尚发、夏天、储云侠、邵部、李屹、黄海飞、王小惠、付立松、樊迎春、刘欣玥、陈锦红、朱明伟等，以及访问学者黄灯、朱华阳、张凡、朱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