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在一个伟大时代做个甘于平凡的作家

来源:文艺报 | 王 华(仡佬族)  2018年10月10日08:38

这是一个呼唤伟大作品的时代。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伟大作品”的含义,它不是票房突破多少个亿的商业巨制,也不是长达多少部、多少集的宫斗戏,更不是戏说历史的搞笑神剧。这个时代,我们的人民需要的不是“娱乐至死”,而是真正的精神食粮。

那么,作为一个作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做一个本分的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抒写生养自己的那块土地,抒写生养自己的那个人群,是本分。抒写那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和那个人群的梦想,也是本分。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生长在农村,对农民熟悉,所以我的创作对象一直都是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我从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农民们经受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面临着生存方式和身份的转变。农村处于历史蜕变的阵痛期:是继续守着土地,还是毅然奔向城市?进城,舍不得土地。改革开放让他们有了自己的责任地,可是很快地,农民工大潮又开始了。他们突然间发现,农民也可以有另一种活法。农民也可以离开土地,也可以进城生活。当然,对于有勇气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发现可以说是切身体验,而对于那些胆小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发现好长一段时间都还只能是别人的经验。手上抓着土地,目光却冲着城市,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农民都处于不知所措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我至今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农民。我虽然生活在城市,已经不用依靠种地来养活自己,但我依然感觉自己和农民最近,从血缘、感情甚至基因里,我都是一个农民。其实我想说的是,不论我们从事的是什么文学艺术工作,我们永远不能把自己当上帝,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人民。只有把自己跟“人民”放到一起,放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才能创作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作品。

以我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选材都涉及了农民在改革浪潮中的取舍和选择问题,是工厂还是土地?是留守还是远离?是打破传统敞开怀抱迎接新时代、走向新希望,还是死守传统,继续生活在闭塞、落后和愚昧之中?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予他们一个指引、一个希望。这样的作品,因为太正太严肃,可能没有市场,甚至少有读者,但创作这样的作品,是我们作为一个作家的本分。

其次,我们得做一个有情怀的作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很庆幸我是一名贵州作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贵州一直被认为是一块边地,有谚语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气候差,地理条件差,人也穷。可是,穷怕什么?苦又怕什么?当年,毕节作为一个脱贫攻坚的实验区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这是上世纪的事了,今天,我们贵州的GDP增速排名已在全国前列。4年前,我们贵州就实现了县县通高速,还有我们大数据行业的发展,以及世界最大的天眼工程……

这些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事件!作为一个贵州作家,我们不愁没有写的,不愁没有创作源泉。我只需要本本分分地、脚踏实地地去创作,就一定能写出作品。

当然,我们还要出宏大的作品,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品,振奋人心的作品。这就不光要求我们要坚持本分,而且还要有情怀。

这两年,我连续创作了两部反映我们贵州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部叫《海雀,海雀》,一部叫《在路上》,两部作品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和《民族文学》上。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因为我们从上至下的努力和奋斗,我脚下那块土地已经不再是一块孤独和自卑的边地,我们进入了世界的视野,发出了历史的强音。曾经的“天无三日晴”,已经让我们变成了避暑天堂,“爽爽的贵阳”可以作证。曾经的“地无三尺平”,让我们变成了喀斯特奇观的旅游胜地。曾经的“人无三分银”,已经成为过去。如今,贵州14个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摘帽,现在的贵州人,腰包鼓起来了,胸膛挺起来了。那么,我们是去写那些不着边际的畅销书,还是去写他们,去写这个伟大的时代呢?

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情怀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和深度。

第三,我们应该做一个“心里有人民”作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作为一个贵州本土作家,我们能写的当然不只有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的伟大变革,还应当有我们人民在这个伟大时代中的不凡贡献。比如我们的文朝荣老支书,以30年的生命相搏,使他所在的海雀村发生巨变;比如我们的邓迎香,一个活脱脱的新愚公,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不等不靠,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麻怀出路”。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英雄,是我们要讴歌的英雄。

当然,除了他们,还有我们身边千千万万的乡亲,也在做着一点一滴的贡献。那么,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写小我,去无病呻吟,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去写人民,去做一个“人民作家”。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必须甘于平凡,不为利、不图名,只为情怀而写作。

我曾经把我的书送给我的家人,他们都是农民,我原本没抱着让他们去读的希望,完全是留作纪念的意思。但有一天,我的一个侄儿却对我说:“姨妈,你写的那些故事跟我们好像啊。”这话让我欣慰不已。因为家人在读我的书,也因为他们认为我写得像他们。后来,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我把我的书拿到父亲的坟前,烧给了他。我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海雀,海雀》出版后,我重回海雀,将那本书烧到了文朝荣老支书的坟前。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希望,我的书他们能喜欢,人民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