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世界和平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稳步发展的阶段，国家总体实力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创作应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使命意识。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应该有新气象，应该反映新时代的精神。

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不仅承担着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蜕变的重任，而且发挥着传播新思想和现代价值的重要作用。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自断后路、对传统进行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大力引进欧风美雨、以图完成中国文化的革新。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到胡适的“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再到郭沫若的“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从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出现的“朗诵诗运动”“街头诗运动”，到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新民歌运动，再到80年代以来开风气之先的朦胧诗、探索性的现代主义诗歌、口语诗等越来越丰富的实践，可以说，中国新诗始终与时代的核心命题相呼应，在探索现代汉语的书写边界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经验。即便在诗歌早就相对边缘化的今天，具有更完备知识素养和国际视野的写作者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诗歌技艺上也日臻成熟。面对正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和百年新诗传统，我们需要更加辩证地处理中与西、古与今、专业化与大众化等诗歌的基本问题。

首先是，中国经验与西方传统的问题。中西对比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认识框架，中国意味着传统，西方意味着现代。学习西方、追求现代是中国应对西方危机的被迫而又主动的选择，以至于中国始终处于匮乏、自我否认和不自信的位置上，对现代充满了正面和积极的认同。不管是自上而下的启蒙，还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最终目标都是让中国摆脱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成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毋庸讳言，新诗有着清晰的西方来源，或者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把西方、现代，内化为中国文化的过程。新诗的诗人定位本身来自于浪漫主义的想象，这帮助中国作家从传统士人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从依附于皇权的士绅变成有自主性的“呐喊”或“吟唱”的主体。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再次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参照，确立了自己作为模仿者的位置。改革开放40年来，新诗早就把西方、现代经验变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不再是外在的传统和他者，传统中国已然变成现代中国。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对现代的文化焦虑感也消失了。中国诗歌可以更自觉地处理现代经验，不只是把现代当作无法抵达的彼岸，而是真正地像现代主义诗歌对现代性的批判一样，体认、洞察现代逻辑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另一面。

其次是，新诗与旧诗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确立的文化评价体系是：新诗排斥、压抑旧诗。这一方面体现在把传统诗歌放在古典、经典的位置上，认为是与现代没有关系的前现代的文化包袱；另一方面对于“五四”之后所写作的旧诗也认为是一种不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化活化石。这种新诗与旧诗的对立背后是现代与传统的分疏，是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断裂。随着90年代对五四反传统精神的再反思，传统文化从封建糟粕变成民族文化的正面遗产。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已经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当下诗坛应该认识到：旧诗也是新诗的精神源头，是帮助新诗从舶来品转变为民族文化的桥梁，是一种“新瓶装旧酒”；而现代人写的旧诗也带有现代性内涵，也是一种“旧瓶装新酒”。这种新诗与旧诗的和解，是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重新接续，也是在反思现代的基础上对传统中国的重新认同。只有辩证地评价旧诗，才能使旧诗变成新诗的源头活水，新诗的新传统也才能融入几千年中国诗歌的大传统之中。

第三是，专业化与大众化的问题。20世纪以来，在启蒙、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文化趋势，一是专业化，二是大众化。就前者而言，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文学创作，是专业作家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社会分工背景下形成的特定阶层生产、特定阶层消费的文化产品。后者则是对这种高高在上的专业化的批判，一方面让文艺来“化”大众，另一方面追求文艺的“大众”化。这背后不只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更涉及谁是创作主体、为谁创作的大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近些年，涌现了一批草根诗人、打工诗人等，如郑小琼、余秀华、许立志、陈年喜等，他们来自于基层，把鲜活的经验转化为有冲击力的诗行，这种高度形式感的诗歌写作，不仅使他们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辛劳，也让以往不可见的工业劳动、乡村生活变得可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时代文化的普及，这种专业化与大众化的隔阂也会慢慢缩小，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精英写作与群众文艺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