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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9月26日，英国诗人T.S.艾略特出生，今天正是他的130周年诞辰。从《荒原》到《四首四重奏》，这位伟大的古典主义诗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诉诸古典主义，他写做爱，写繁殖，写现代人的空虚。他用文学表达对现代社会的担忧，他倡导以宗教救赎世俗的罪恶，以文明拯救个体的空虚。

当时间来到2018年，艾略特所期待的救赎却并未发生。恐怖袭击、政治压迫，经济衰退，现代人的钢铁城墙从未如此坚固过，而个体的空虚和寂寞也从未消减。在艾略特130周年诞辰的今天，当我们身处“美丽新世界”重读艾略特时，我们该读些什么呢？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上个世纪，诗人T.S. 艾略特凭借《荒原》被许多读者知晓，成为西方现代诗歌殿堂里一个怪诞而惊奇的名字，这个名字漂洋过海，甚至影响到穆旦、冯至等中国诗人的创作，一时间，在西南联大，艾略特成了和奥登一样炙手可热的“偶像”，一个迅猛的先锋诗人。

《荒原》被解读出绝望的气息，不过在艾略特看来，现代人精神荒芜，却并非无法重建。一战后，西方社会短暂的秩序紊乱让艾略特看到曙光，他盼望恢复一个美好的旧秩序，用文字促成现代人精神的改良。然而，历史给艾略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旧秩序没有恢复，更大的灾难反而降临，身为古典主义者的艾略特，眼睁睁地看着历史朝反方向疾步而去。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

1926年，艾略特评价自己道：“在宗教上，我是英国国教式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我是保皇派；在文学上，我是古典主义者”。这句话几乎贯穿他的一生。艾略特将自己认定为一个古典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乃至浪漫主义者，显然有他的标准。在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法语：Le Classicisme）是一个十七世纪流行于西欧尤其是法国的文学思潮，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拉辛、马莱伯和海顿等人。古典主义者奉古希腊、古罗马典籍为至尊，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审美准则。他们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对狂飙突进的启蒙运动十分厌恶；在哲学上欣赏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在创作上则主张华丽、准确、典雅的语言。

艾略特出生在一个浪漫主义盛行、古典主义式微的年代。那时人们传颂的是惠特曼、普希金的诗，青年诗人纷纷模仿恢宏壮丽、抒情浓郁的腔调，与此同时，诗坛弥漫着一股个人化风气，个人感觉和情绪被视作创作的灵感来源，它酝酿出许多浪漫杰作，却也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泛滥和诗人对古代经典的遗弃。在大街之上，诗人们纷纷朝拜惠特曼的遗产，艾略特、庞德等寥寥几人，却反其道而行，对浪漫主义诗风发起进攻。庞德投入了意象的漩涡，艾略特则选择诉诸古典。

作为一个“诗学本体论者”，艾略特主张“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诗人不是一个要表达的个体,而是一个媒介”，他理想中的诗歌是去个人化的，这也是他批评浪漫主义的原因。在艾略特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诗人都因为沾染了浪漫主义而变得矫揉造作，只有回归从但丁到德莱顿的“传统”，才能创作出“更有价值的东西”。

这也是艾略特和一般的现代派不同的地方。后者不但厌恶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风格，也不愿回到维吉尔、但丁那个古老的传统，他们对抗那个所谓的伟大文学传统，致力于打捞被传统遮蔽的客观对象和文学形式，如乔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像决堤的阴沟一样淹没整座城市”。但艾略特是皈依他信奉的那个传统的，他的一次次创作都是对古典的再致敬，他的作品有时就是对经典的打乱重组，句句用典，又营造出巨大的陌生之美。

就拿读者耳熟能详的《荒原》举例。《荒原》除去开头，共有五个部分，分别是: 1.死者的埋葬（The Burial of the Dead）;2. 棋弈（A Game of Chess）；3. 火诫（The Fire Sermon）; 4. 溺水（The Death by Water）;5. 雷霆之语（What the Thunder Said），全诗除正文之外还有四五页的注释。《荒原》是艾略特前半生最重要的作品，也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艾略特建造了一座打通古典与现代的长廊，他通过一整套完备的意象系统，揭示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荒芜，并寄望于宗教的救赎力量。

《荒原》中不乏对宗教经典的引用，其中《圣经》是它最大的精神来源。譬如：《荒原》第1节“死者的葬仪”中，女相士、千里眼“梭斯脱里斯夫人”的纸牌暗指“命运转轮”，相似的意思出现于《圣经·传道书》第1章：“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诗篇》第137篇有“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在《荒原》中，叙事主人公也“坐在莱芒湖畔哭泣……”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那就是荒原这个意象本身。在《圣经》里，耶稣死后，大地上只有山，没有水，只有雷，没有雨，“死了的山满山都是龋齿吐不出一滴水”，无独有偶，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也是“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只有枯干的雷没有雨”。

艾略特的宗教观早在早期成名作《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就有体现。这首诗歌的引诗就出自但丁的《地狱篇》：“如果我认为我是在回答一个/随时能回到阳世的人，/这火焰就不应再摇摆；/但是既然从未有过从这个深渊里/生还的人，如果我听说的属实，/我回答你就不怕丢人现眼了”。而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哈姆雷特》以及《新约·马太福音》等经典也是艾略特的重点引用对象。在写作意义上，这首诗可以看成《荒原》的习作版本，艾略特的荒原人观念，在诗中已有雏形。

除了《圣经》以外，还有多部著作影响了《荒原》的创作，比如艾玛·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金枝》、奥维德的《变形记》。这些经典参与到塑造《荒原》的过程中，比如那个著名的“鱼王”形象，如果不了解艾略特引用的作品，读者将会一头雾水。《荒原》里的鱼王来自圣杯的传说，最早见于魏士登的《从祭仪到神话》，传说鱼王是主管繁殖力的神，代表着生命力。但是由于他失去了性能力，导致人间干旱，五谷不生，牲畜不育，世界成了一片荒原。只有得到圣杯才可以救治渔王，使大地恢复生机。显然，这个典故贯穿了整首长诗，艾略特借鱼王的遭遇暗指现代人精神的衰弱，他描绘了一个道德沦丧、性爱泛滥，可人们又无法找到更高追求的荒凉境况。在诗歌中，艾略特描写了被国王强暴的仙女、已经生了五个娃要把第六个打掉的妇女、赤裸裸躺在潮湿土地上的白色肉身、布满皱纹的女性乳房、堕落的美丽女人、顾客和妓女的性交、由于纵欲而葬身大海的腓尼基水手等。做爱，不断的做爱。空虚，不断的空虚。现代生活不但没有实现灵魂救赎，还把个人引向内心的荒芜。

但是，艾略特对一战后的灾难性景象并非完全悲观，他看到了推倒重来的契机。如特里•伊格尔顿在《T.S. 艾略特的<标准>》一文中所说：“如果文明已经是一片废墟，那么也就会有一个把这堆破碎的形象一扫而空并重新开始的重大机遇。或者说，收拾旧时代的精华重新来过，面向未来前进到一个古典的、秩序的、根植于传统的过去之中；......通过它，人们回归到现代之前的资源里，以期向后运动而进入一个完全超越了现代性的未来”。

作为一个精英帝国主义者，艾略特希望借助战后重建的契机，让欧洲世界回归到光荣的古典传统，为此他创办《标准》杂志、积极发声，力求影响时人观念，然而，他等来的却是法西斯的横空出世，暴虐的狂风，笼罩在欧洲的上空。即便艾略特对犹太人有偏见，但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还是让他不寒而栗。法西斯的屠杀、回归古典传统的失败，让艾略特再度陷入精神危机。

1939年，他在《标准》杂志最后一期里无奈道：“那个人们曾经误认为会被更新和加强的‘欧洲精神’已经消失了”。

《四首四重奏》让他达到了诗艺的更高境界

纵观艾略特的文学评论，传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对照物。那么，何谓艾略特眼中的传统呢？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传统’是诗人必须永久地为其放弃他的自我的那种秩序”，在艾略特看来，欧洲文学的传统一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为根基，“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

艾略特继承古典主义的传统，但并没有原地踏步。他敢于书写妓女、娼妇、流浪汉、异教徒，那些在传统的古典主义者看来下流之事，也可以融入到他的诗歌之中。艾略特有自己信奉的主义，但对他人的文学实验，他也非常支持，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本书还在庞德的杂志连载时，他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受拉弗格的影响，艾略特早期从事自由诗写作，他说：“那只是长短不一的韵句加上不规则的押韵，虽然是“诗”，但并不那么“自由”，后来，艾略特和庞德开始一起探索四行诗，理由是自由诗已经被前人写得够出色了，他们要开辟新的领域。《荒原》之后，艾略特步履不停，《四首四重奏》让他达到了诗艺的更高境界，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四首四重奏》创作于1935年至1942年之间，四章分别是《烧毁的诺顿》《东科克尔村》《干燥的塞尔维吉斯》和《小吉丁》。在《四首四重奏》中，艾略特已不满足于仅仅书写现代人的荒芜，他的笔尖直指时间。艾略特运用自己的基督教观念，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宗教观、时间观。《四首四重奏》是艾略特写作史上的高峰，也是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的总的展现。

现世沉沦、宗教救赎的路径在艾略特的诗中反复呈现。《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缺少宗教护佑的主人公内心虚弱，在爱欲的囚笼里无法解脱；《空心人》里，现代人“完全没有意义，像风吹在干草上”；《四个四重奏》，艾略特在结尾宣扬了基督教的谦卑和灵魂自救；即便到后期的戏剧作品，如1950年的《鸡尾酒会》与1954年的《机要秘书》，他所要宣扬的依然是宗教救赎。

在世俗层面之外始终有一个宗教层面存在

学者李兆前在《T·S·艾略特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观》中认为的，艾略特自称“政治上的保皇党”，实际上就是一种“温和的保守主义”。“‘温和的保守主义’坚持传统的连续性，保守基督教信仰，提倡社会的等级制，强调社会的有机性，支持私有制，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些特点都与艾略特相匹配。在著作《传统与个人天才》《现代教育与经典》《基督教社会的构想》中，艾略特更是把自己的精英倾向、对传统和基督教的信奉、对社会等级制的坚持乃至对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厌恶表露无遗。

晚年的艾略特转向诗剧创作，他的古典主义倾向更加明显。表面看来，艾略特的诗剧多处理世俗题材，但如批评家乔纳森在《T.S.艾略特的戏剧》中所说：“艾略特的戏剧只处理宗教题材。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世俗层面之外，始终有一个宗教层面存在，在那上面展开的始终是对罪愆、牺牲以及生命意义的探讨”。代表作如1935年的《大教堂谋杀案》。《大教堂谋杀案》用希腊悲剧的形式呈现命运，但神话与历史故事只是一层壳儿，艾略特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这部剧探讨人与命运的关系，但不是要人反抗命运，而是回归基督教的传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听从主的意愿。

在《大教堂谋杀案》及后来的《合家团聚》中，艾略特试图回到希腊戏剧的传统，但磕磕碰碰，在成就上不如他的诗歌。《大教堂谋杀案》中古典端庄的遣词造句，在现代显得矫揉造作。而《合家团聚》在戏剧冲突和完成度上更好，但仍不乏对契诃夫的模仿。

艾略特说诗剧的五个层次是：情节、角色、用字、韵律、意念。他认为诗歌是娱己，戏剧是娱人，所以在创作诗剧时，他常常为无法平衡个人趣味和观众感受而苦恼。从《大教堂凶杀案》到《合家团聚》，再到《机要秘书》，从宗教剧到家庭剧再到政治剧甚至闹剧，艾略特在诗意与戏剧的通俗间徘徊，他后期的作品比起《大教堂凶杀案》已经通俗许多，有人借此认为他背离了诗剧的道路，不过在艾略特看来，比起单个句子的诗意，戏剧整体流露出诗歌隽永的美感，可能更符合他的追求。

岁月变迁，如今艾略特已成为文学圣殿里的一员。2009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组织的一次网上投票上，他被观众票选为“全国喜爱的诗人”，足见他已经被大众所接受，他的审美已经蜕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常识。然而，艾略特盼望通过宗教实现对荒原人的救赎，却不曾想到“美丽新世界”接管了一切，历史没有顺遂他的心愿，而是朝反方向——一个更深更虚无的荒原疾步而去。若艾略特泉下有知，这或许是一个尴尬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