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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品质在于客观与思想性 ——关于一种文学样式的“碎语”

来源:解放日报 | 陈歆耕  2018年09月20日08:46

■ 传记书写人,展示真实的人,进入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灵史,是可以通过一部部传记来构建的

■ 当下传记写作存在的问题,在世者的传记要比历史人物传记严重得多。最大的问题是虚假,难以经受时间的淘洗,大量传记停留在传主和写作者相互抚摸的层面

■ 历史人物传记对作者最大的挑战是,你能否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思想穿透那些史料,对历史人物获得一种新的观照,让思想从史料中生发。当下一些历史传记最大的症结是堆积史料,缺少史识

■ 对于那些古老的已经有定评的人物,由于可供驱遣的史料记载少,很多作者用“灌水”和“虚构”的方式让人物形象丰满起来,美其名曰:增强“文学性”。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失真

 

我得坦率地承认,在我2012年开始写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时,我对如何写好一部传记,并没有任何研究。我似乎莽然撞进了一个从未涉足的领域。

以往的写作经验积累是报告文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人物的短篇,不能算传记。传记总应该对人物有整体性的展示。我的前期准备仅仅如此。有两个常识性的规则,我是了解的:一是要真实,二是要好看。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先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于是就一边写,一边摸索。有一个想法是清晰的,那就是面对传主的特征,面对他的一堆史料,总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表现他的叙述风格和方式,以及如何将那些众所周知的史料揉碎,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黏合。这个想法,后来被人称为“文本意识”。

也许,无意识中应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一句话:“我并不是想要这样写,而是不得不这样写。”

关于传主的选择,一开始我也是非常茫然的,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最初我想写写金圣叹,一是想通过写作来了解金圣叹的批评理念;二是他的死非常悲壮,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已经有人在我之前把金圣叹的选题拿走了。尽管没有写他,我还是凭兴趣看了不少有关他的评点文章和资料,获益很多。

后来写龚自珍这个人,是因为友人的推荐。选择这个传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毫无把握能否将此人写好。初稿写好后,也没有自信,请了一些朋友提意见,得到基本肯定后才交付出版社评审。至于成书后,究竟如何,也有待读者检验。我觉得专家的检验不重要,最核心的还是读者的接受度。一部没有读者的书,专家再叫好,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转,很难走到读者的心里去。这部传记面世半年,究竟能走多远呢?说不好。但通过写作实践,倒是促使我思考传记写作的一些问题。算是事后“诸葛亮”。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恋爱,等到知道怎么恋爱的时候,可能却找不到“爱”在哪里。

今后写不写?写谁?先不考虑。那就把自己想到的如何谈“恋爱”奉献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想到的是对传主的选择。这一点对传记写作,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从大的方面说,我们面对的是两类人:生者与逝者。或者通俗地说,是写活人,还是写已故的人。前几年在一个论坛上,有一位研究传记文学的朋友提出,要多写活人,她认为写历史人物具有不可操作性。因为无法直接采访,获得鲜活的材料,依靠他人已经写过的史料,很难写出新意来。我认为她说对了一半,即写历史人物确实面临史料受限制、难出新意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就放弃突破困境的努力,更不能得出写历史人物不可操作的结论。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司马迁的《史记》里为何有那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传记,他写的人物,都不是同时代的活人,都是逝者;我们就会很难解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何能成为他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他写的也是逝者。

写活人似乎看起来要容易得多,比较容易通过采访当事人,获取鲜活的第一手素材。但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凡是容易获取的东西,往往埋藏着意料不到的隐患。第一,人的记忆常常也不是十分可靠,素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仍然要通过多方考证才能接近真相;其二,最大的困境是,写作者很难多角度展示传主的真实形象。说好容易,说差难。尤其是某些成功人士、名人或高层政治人物,写他们的传记,几乎很难涉及他们光鲜背后的阴影,哪怕是一点点瑕疵。因此,要说当下传记写作存在的问题,在世者的传记要比历史人物传记严重得多。最大的问题是虚假,难以经受时间的淘洗。大量传记停留在传主和写作者相互抚摸的层面。

我对类似《一个真实的王菲》《一个真实的毛阿敏》这样的传记文本,是持怀疑态度的。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观真实地呈现传主形象,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有些写著名小说家的传记,胡编乱造,把小说家在作品中虚构的情节细节当作信史写入传记,严重损害了传记的真实性品质。

继续谈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

历史人物传记,尤其在历史上那些丰碑式的人物,无论是政治的,思想的,还是文化的,都值得大写特写。其理由跟今天的主题有关,那就是“传承经典”,通过传记使得我们进一步对于那些创造了历史和经典的伟大传主获得丰富的认知,在经典的文本和创造者之间,在互为参照中,加深对经典内核的理解。这样的传主,即使被前人、他人写过,仍然可以再写。因为不同的作者,会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写出本人个性化的理解;而不同时代人,往往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人物,从而提供完全不同的认知视角。

纯粹从素材的多寡考量,越是接近现代的人物,素材越多,要写出一部在合格水平线以上的传记,相对要容易一些。

但是写历史人物传记,最大的难度还不是史料的多寡。素材少,那就写得少一点,没有必要通过注水或想象来拉长,以示厚重。缪钺先生的《杜牧传》只有几万字,但全是干货。这样的传记也非常好。那么最大的难度在哪里呢?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前人乃至当代人反复书写过的传主时,对作者最大的挑战是,你能否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思想,穿透那些史料,让我们对历史人物获得一种新的观照。当然,作者的思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真实的史料基础上。思想从史料中生发,而思想又如同大鹏的羽翅,带动史料飞翔起来。这样的文字,才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生命力的灌注。

伏尔泰曾经写过很多传记,如《奥尔良的少妇》《查理十二世》《路易十四时代》,学者评价他的传记,“不仅重视史料的可靠性,而且善于把哲学的明灯放在黑暗的历史档案库中,让史料起着时代教科书的作用”。不知道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否是中国现代传记写作的发端,他自称: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请注意,他不仅仅是记事,更强调“论断”。他写的多部传记,《康有为传》《戊戌六君子传》等,都是他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的载体。当下一些历史传记,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症结是堆积史料,缺少史识。

传记的另一个重要品质是客观、真实。作者要敢于秉公直书。正如胡适所说:“传记的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也有忌讳。”“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之于阿谀,便失之于诋诬……”对于历史人物,离我们越近,往往忌讳越多。一不小心,逝者的后人不满意,就要找写作者的麻烦。有些人物,因为复杂的环境条件,我们要面对其一生真实形迹,可能还需要等待。与其有太多忌讳,不如等待更好的时机。

这也是有些历史人物传记需要不断重写的原因。在一个时段,作者无法做到真实客观,等到时机成熟,就需要新的作者来重新写过。就如鲁迅的传记,不知道出了多少部了。近期又有陈漱渝和张梦阳写的新传,但有没有一部得到学界和大众读者都认同的权威版本呢?哪一部更接近鲁迅真实的精神世界呢?一部现代文学史在不断地被重写,因此,鲁迅被不断地重写也是必然的。我想,今后可能还会有人写新的鲁迅传。

对于那些古老的已经有定评的人物,写作的忌讳可能少一些。但由于可供驱遣的史料记载少,很多作者用“灌水”和“虚构”的方式让人物形象丰满起来,美其名曰:增强“文学性”。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失真。我坚持认为,宁可牺牲某些可读性,也不能通过“虚构”来丧失其信史的品质。

在写作中,我就碰到类似问题。有的传记,读过几页,就知道其中有大量想象的成分,无法当作信史来采用。在我的参考书目中,我会毫不犹豫地将此类书剔除掉。

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无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人书写的,传记让历史变得更加丰赡;传记书写人,展示真实的人,进入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灵史,是可以通过一部部传记来构建的。无论阅读的载体如何变化,我对传记的前景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关于传记创作的理论探讨,目前也还停留在“概论”的阶段。如何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发现和提出的新的问题,如何从新的切入点进入,进行更有深度的理论构建,也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传记写作实践的活跃和理论构建的贫弱,处于一个极不平衡的状态。尤其是对于症候较多的“问题产品”的批评,几乎是凤毛麟角。最近看到某杂志刊发的一篇批评《艾青传》的文章,痛快淋漓。这样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