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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隔代的青春感受,穿透了这个城市的韵味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 程小莹  2018年09月17日08:57

许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一些情景与人事被我的视线所洞穿。

我经常怀着十分矛盾的心理生活在这个城市。目之所及,辨认出来的生活本质,引发内心隐隐颤动。这个城市历来是诸多人物的生活、活动舞台,构成人际关系,结构故事;会带来愉悦,也有悲哀。那隔了一层的,是性格的隔阂,或是利益使然。无赖之徒与精确算计,都是生活里的脚本。人凑近了看,就看到许多内里。经得起看或经不起看,就看你怎么来看了。

写《白纸红字》,便是凑近了看,上海上世纪2二十、三十年代,那些左翼文学青年,党内党外,白色恐怖底下,须猫着腰走路;私下里,又慷慨激昂;二三十岁,青春热血,激扬文字。五十岁上下的鲁迅先生,同小青年一道,火气十足。总归是年长廿年,面对眼前这些充满理想、情绪激昂的青年,先生是看出诸多稚嫩,却放不下种种期许,有一天,便道出心里话:“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

先生帮我定了基调。几近为纲——“荟萃于上海”;“革命作家”;“皆茄花色”;“有作梯子之险”;“尚未必能爬梯子”;“除我之外,也无几了”。

于是,我开始对这些笔下的人物,多了理解和想往。那些原本对我是很陌生的人物,现在为我提供想象;这样的想象让我倍感亲切。我那习惯于“往好里想”的思维经验,令我满怀期许,对人物报以微笑,赋予人物以理解;让我释怀。还有上海那些确切的地点,我熟门熟路,这常常使我快乐;就像和陌生人有话没话地呆着,有点吃力,忽然说起一个地点,是大家熟悉的,感觉就拉近了,仿佛有过一次约会。

《白纸红字》里有许多这样的地点,我们经常在那里碰面。路口、街角、弄堂、电车站头、老房子……我年少时,便在虹口山阴路、四川北路一带晃悠。现在可以倾心描述。渐渐地深入其间;但凡让人熟悉的,并且也同时被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这艺术与世间,便显得更加真实。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我关注城市生活与我们的阅读、书写,有许多时候,我在城市的某个地点发现,尽管这里的表象发生了变化,房子拆了又造,造了再拆;种树,挖树,修路,开店,等等,其实这个地点的基本元素没有变,变化的只是表面形态,一些地点作为这个城市的来历,形成了城市的底蕴。红色题材或革命历史,是这个城市特有的一种着色。

这时候需要人物,那些令人愉悦或不快的人物与事儿,我作为后生,始终敬而仰之;还有大量的史料与文字被保留下来,需要阅读并理解;设身处地,想自己如果早生几十年,也是那样的青春岁月,那样的从文,那样的时代环境,那样的残酷艰辛的生存状态,革命与抗争,追求真理和文学梦想,还有爱情;渐渐地,便想通了许多人的行为做派,直至内心产生某种呼应,有时甚至看见自己的影子。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坚硬的史实里,人物依然有鲜活的生长。写他们,特别需要理解他们。

红色题材的写作有了意味;非虚构的文体让史实与日常生活铺展开来,一些繁复的人物关系和细节被摺叠得很整齐,少量的对话让人际关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一定使人发生联想,只是在时间和空间里挖了一个洞,不事张扬地留出个透气的地方供人愉悦和张望。我立在一边,无意间舒了口气。

我喜欢不同性格的人物心灵之间的舒缓糅合,即便是在内心紧张或忧伤的一刻,用文字节制地表达。那是特质。人物之间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悄没声息地注意和被注意到的兴奋,来得真实而可喜。

鲁迅先生喜好火腿,这大概是个史实。儿时,读过一本小书《鲁迅的故事》——“石一歌”的作品。里面说过鲁迅很想写一本类似于法捷耶夫《毁灭》这样的小说,来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生活,当年红军将领陈庚在上海养病,与鲁迅在拉摩斯公寓会晤,当面告诉了先生许多红军的故事,并随手在一张纸片上详细描绘了红军战斗的线路。先生深受感动。后来,便有鲁迅先生托人带火腿给陕北毛泽东的传说。这个细节始终存留与我的阅读记忆。那时候,我留意过,在山阴路四川北路口,的确看到过一家南货店,里面卖金华火腿。

这样的细节似乎贯穿于城市生活。与此相关还有,那时候,四川北路上有多家旧书店,各种打折的书五花八门,便宜是好处之一。这样打折的书,背面常常盖上几个蓝印,证明是从书店里销售而出,因为其中常常有各类图书馆的藏书。蓝印越多,说明此书历经“处理”,几经交易。到现在,我书橱里还有这样的旧书傲然挺立。一本《红莓恋人曲》是两部苏联电影剧本,绝佳之作,背后的蓝印先后是“苏州新华书店门市另售”——将“零售”印作“另售”是那个年代的标记——“上海书店南”,“¥0.40(南)”。

我在这样的书店里买得最多的,是鲁迅作品的各种小册子,“文革”时期大量印刷出版的积压库存,簇新的,书中的注释是“极左”风格。我要读的是鲁迅,注释之类大可忽略,仅作参考。

书能够读到旧,便成了经典。出得书店,手里捧着这样的书籍,满身的书卷气,横穿马路的时候,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像煞跟在鲁迅先生的后面。心里是相信的,先生真的在几十年前,就是这样的穿过四川北路。

许多年以后,这样的念想还在,于是,便激发创作《白纸红字》。这些鲁迅作品小册子派大用场。不光是先生的文字,还有旧时旧事的念想。

这样经典的故事会越来越少,已经很稀奇了。这里面一定是有诸多的快乐与忧伤。四川北路与我的青春有关。与左翼文学青年的青春有关。隔代的青春感受,穿透了这个城市的韵味。一种本土的、日常的、市井的生活,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多伦路来来回回,进进出出。

“山阴”以前是绍兴的名字,是先生的故乡。山阴路就这样与先生联系起来,也与我的孩提时代、青春生活、文学启蒙关联着。那时候,我就是乘着有轨电车,过外白渡桥,在天潼路左转,到四川北路右转,一直走。四川北路不是很直,在武进路、虬江路这里,要舒展的甩几个弧度很大的弯,有轨电车在这时候,就要东摇西摆几下的,要减速,铁轮与钢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夹杂着叮叮铛铛的声音。过横浜桥时,有一个小小的起伏,下去就是永安电影院了,再过溧阳路,山阴路就到了。

先生那时候大概多是坐黄包车进入山阴路的,或者夹着内山书店里弄到的书出来,徒步,穿着先生喜欢的黑胶鞋。所以,我极少看到他的文字里有描述有轨电车的,倒是有个电车公司的卖票员,用带着体温的铜板买书的细节,让我和先生一起感动。张爱玲坐过有轨电车,所以女人的文字经常有场景是发生在电车上。我也坐过,但那时候我还小,一点不晓得鲁迅和张爱玲,只晓得四川北路上有轨电车的样子,浑圆和厚重,颜色是重重的墨绿,表皮有很多铆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这条路上,还经常会碰上我的中学老师。他们在山阴路祥德路口的小菜场买菜;他们拎着小菜篮头,里面是绿豆芽、黄芽菜、豆制品之类;他们吃得比较素,还关照我“要多读点书”,让我听到一点学生时代的回声。像是一种呼唤。

这样的回声与呼唤,作用于《白纸红字》;再做一回学生,跟在先生后面。

许多人带着好奇艳羡的目光打量我们的城市,视点几乎永远是物质与奢华,时尚评论家划定“时尚地图”,按图索骥,找到某种城市生活要义。似乎除了这些,就没有任何上海的意思了。一旦离开这些,便全然没了底气。空间就这样受到了潜在的限制。许多城市生活的真实地点便出了视野。城市生活的精粹反而被忽略了。那真的有些悲哀。我从左联时期的人际关系里走进去、走出来的时候,路过这些真实的地点,见一些陌生人。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源。让我走得更近;是因了城市的基本元素。那些有关上海的写作,为我们解读城市和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