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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彧煌:“我会劝他们告别文学旅途” ——仿八十年后鲁迅可能的一种回答

来源:扬子江评论(微信公众号) | 赖彧煌  2018年09月16日09:39

编者按

本文系青年学者赖彧煌(1976-2018)生前未刊的随笔。文章写于2016年,时值鲁迅去世八十周年。在“前沿评论·朱朱专题”的约稿过程中,诗人朱朱向本刊极力推荐了这篇文章。现刊出此文,也是对逝者的纪念。文章刊出时,略有改动。

本来并无需发发牢骚。可是每年的生日和忌日,他们都要搞出那么多文章刷屏。我早就懒得听他们争来吵去了:鲁迅有多少多少副面孔。谁又没有呢?今天帮我刷存在感,明天为某个庆典感动一下,后天再来副政治正确的表情。烦死了。本想写两幅字耍耍,一想到他们为了追索我从《破恶声论》以来不断晃荡的形象,仍颇费踌躇,就有点不忍心了。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字上手之后就有了超常的稳定性,在自由结体中自如地抒发着格调高古的意趣。

哎,我可不在乎1996年的《近现代百家书法赏析》漏掉了我,老实说,我才不屑与其中的大部分人为伍呢。我要说的是,我正想着法子尽量不受外界喧嚷干扰,拿捏着用紫毫还是兼毫时,“叮咚”一声伊妹儿来了。这让我不得不认真打量了一下自己的书风,为何能稳中求变,从不急躁?而挨着文房四宝写的“文学”类文字咋又那么躁(动)呢?能不能牵起一条线贯穿起那些文字呢?

伊妹儿是一个不怎么读、也读不大懂我的朋友发来的。他说,对我的了解多从以前的课文而来,《野草》只断断续续地读过一遍,其他的印象约略从专家们写给我的诊断书上断章取义和捕风捉影。之所以写信给我,是因为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想起了一首诗,一首新诗,觉得诗挺符合他对我的判断。他还说,我虽然不怎么玩新诗,所谓“敲敲边鼓”,但甫一出手就显得逼格很高(这个新词我用得还不是很顺手),所以把一个以前抒情很“纯情”,现在表达很复杂的诗人的诗推荐给我,希望我表态表态。这让我难以拒绝,只好先把这首诗贴在下面。

伤感的提问

——鲁迅,1935年[1]

我有过生活吗?伤感的提问

像一缕烟,凝固在咖啡馆的午后。

外面是无风、和煦的春天,邻座

几个女人娇慵的语气像浮在水盆的樱桃,

她们最适合施蛰存的胃口了,

他那枝颓唐的笔,热衷于挑开

半敞的胸衣,变成撩拨乳房的羽毛。

为什么这些人都过得比我快乐?

宁愿将整个国家变成租界,用来

抵销对海上游弋的舰队的恐惧;

宁愿捐出一笔钱,将殉难者

铸成一座雕像,远远地绕道而行。

文字是他们互赠的花园,据说

捎带了对我大病一场的同情。

可以寄望的年轻人几乎被杀光了。

我的二弟在远方的琉璃厂怀古。

需要一件毛毯挡住从脚底升起的寒意,

太阳偏西了,这里有种聚光灯

从脸上移走的黑暗;我懂得

翻译是某种反抗平庸、贫乏的办法,

周边的嘈杂声,已无一丝血色。

我用过的笔名足以填满一节

火车车厢,如果他们都有手有脚,

我会劝他们告别文学旅途,

去某个小地方,做点小事情,

当一个爱讲《聊斋》的账房先生,

一个惧内的裁缝或者贪杯的箍桶匠……

只要不用蘸血的馒头,赚无药可救的钱。

街灯下,闰土忽然在眼前浮现,

他仍然看守着海边的西瓜地吗?

在月下挥动钢叉,驱赶着猹,

然后转回窝棚,捻暗马灯,

如一族的长辈,习惯了永生般的独处。

为什么一想起他,就会觉得

这么多年我始终住在自己的隔壁?

它比我那个时代的自由诗复杂多了,虽然这也不太难为我,不过,诗人把我拟为说话者,使我读着“我”时颇有些不适。虽然我支持过适之兄们的新诗,但也与新诗(评论)的弄潮儿郭沫若、梁实秋们有过或深或浅的过节,我对“新诗”的态度自是比较复杂的。而且,诗的标题叫《伤感的提问》,我知道,他们期待我显露的始终是反感伤主义的性格,最主要的是,他们用斗士的名号热情招呼我,用投枪匕首的比喻时刻警醒我,仿佛我只能怒目圆睁、跺脚骂人。其实,我多想在最后的十来年可以写写《阿长和<山海经>》《社戏》式的文章,但它们和涌向美学内部的软文接近,那样他们不但得绞尽脑汁地寻觅很违和的概念概括我,而且将会骂我,嫌弃我。多么久啦,我没法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从有趣的地方写(说起),顺便说到思想。我心里是喜欢这种自由的。

说着说着,我露出了点感伤,上了这位陌生朋友的当。不过,当我就着朱朱的写法读下去,真有点我自己写“我”的感觉呢。因为,这里面挑出来的对手(我当然更希望他用上梁实秋而不是施蛰存的,但我理解,施蛰存曾坐着《无轨列车》,拿着青年徐迟一样的网球拍子,出没于很现代很分裂的上海,只有等到撩不动妹的岁月,他才狡猾地变成稽古的糟老头)极有代表性,在软和腻的文化氛围中乱了性乱了心,迷人的月份牌上的形象是他们迷恋的生活。这还不够,这些人“宁愿将整个国家变成了租界,用来/抵消对海上游弋的舰队的恐惧”。读过这,我几乎欣慰地笑了,知我者莫过于朱朱也。

可是,我又迅速被拉回到他设定好的“提问”:“为什么这些人都过得比我快乐?”感伤袭来,如猝然而至的西伯利亚寒流,虽然我再不用穿单裤了,还是从心底打了个寒噤。我和梁实秋们对垒时,他们所代表的趣味,不,干脆直说阶级吧,变了吗?我很感伤,不但没有变,而且变本加厉了。我更感伤的是,一群为我皓首穷经的专家中,到底有没有混进骨子里梁实秋,表面上当代鲁迅的人?而擅长语境分析的专家,到底有没有真正置身当代的焦灼(胶着)状态,而不是空洞地宣称学习鲁迅的批判,那样几乎毫无例外地是“然并卵”。

我还感伤于,如过江之鲫的从思想上文学上研究我的人到底有没有耐心省察,我从《呐喊》到《故事新编》到《彷徨》(中间或穿插或延展着《野草》和《朝花夕拾》的两轮),尔后越来越难以摆脱地以杂文的样式说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以分段(分裂)的方式和各路人马、各色事态交锋,确实是有意地推倒“文学”所能提供给我的有限的美学屏障(《呐喊》有文学结构和技巧的完整性;《故事新编》的想象甚至提供给我写作的快乐;《野草》找到了美学上幽暗的尖端的质素,这接应也安抚了我的尖锐;《朝花夕拾》则有一个人向着纯洁无暇的“童年”回归的温暖,真切且令我感动),我迎着时势而上,时势压迫我把完整变成了片段,把奇崛变成了唐突,把幽深变成了尖亮,把温暖变成了冷漠,此中我和文学的冲突,到了只为了有效地说出而不是有趣地说出的程度。当然,我把文学把抒情残酷地重制成片段和反讽,有人以为可惜,有人为之欢呼。我想提醒的是,晚年我倡导木刻,引进珂勒惠支不只因为她的左,更内在的目的是,在去文饰的前提下如何体现镌刻的力度(木刻画谓之去纹饰可乎?而且,我只青睐黑白),这似乎可以从木刻找到某种参照或者支持。

这当然是一种孤独,一种孤绝的念想和行动。今人如何把木刻般的鲜明性,而且是凸版的特征,作为认识、作为背景放入到重重话语缠绕的繁文缛节之中?朱朱的诗用反问的句式而不是“人们可以学鲁迅”“人们应该学鲁迅”的祈使句,他大约洞察到了时过境迁八十年的惰性如磐石般顽固,而我如履薄冰地努力写过、“刻”过,他要道白着今人如我那般之刻写不再成为可能。他比我感伤。

我的感伤不只在于娱乐化的,感官政治的巨大防撞墙对我干脆利落地瓦解,我还得为我的二弟感伤。朱朱说,“我的二弟在远方的琉璃厂怀古”。确然,不只是我的二弟,这些年有股乌烟瘴气的国学热我在老远都闻到了,企图靠某种幻觉的完整性自摸出一套可人的怀古方案者,人声鼎沸,充斥着今日的去政治化环境。唉,众所周知,我曾和二弟闹得不愉快,多年来我基本保持着沉默,因而,为了不被人误解我趁机上纲上线地评判他,姑且不把他的“怀古”和似是而非的性情、品格联系起来。我只说一点,倒是他的“怀古”本身,那种“古”的氛围,“古”作为一种不太为人反思的类型,多少助长了他无顾忌地在无判断状态中附逆,固然,“怀古”本身也可以作为附逆之后的托词。唉,自《域外小说集》前后就“打仗亲兄弟”的二弟,被朱朱折射到今天的情势中的“怀古”,确实让我感伤。

读到诗第五节时,我又几乎高兴起来了,闰土出现了,不过我仔细咂摸了一下,觉得没那么容易让我摆脱感伤,因为,朱朱除了说闰土“习惯了永生般的独处”,还说我“为什么一想起他,就会觉得/这么多年我始终住在自己的隔壁?”。从我的方面,这得分两头说。如果可以从开始之处重新选择,或许,多一个闰土乃至如第四节说的当个“账房先生”并无妨,有时我恐怕不知不觉中也闪过“如果重新来过”的念头;可我实际上没有那么做,也不可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个回不了头的人。我把自己的文字切成断片,难以也不想磨平那些急就章的棱角——当1920年代前五年左右的美学屏障再不能袭用后,我得相机地重制文字的形制和态度,为了在混乱中,在难解难分的各色目光中形成仍属于我自己的判断,我仍在“肩着黑暗的闸门”,但闸门后半句的“放他们到光明中去”,当我于晚年再度想起时百感交集的,有一点可以确定,我没有了1920年代的自信。

这份小小的辩解包含的申说是,我不在乎是否斗士,是否投枪匕首,我只艰难地信守着诚实、甚至有些迫切地说出我自己,且始终在说。这也因为今天看到一篇重整材料的文章,有人翻出了萧乾、施蛰存在我身殁不久的“假设”,如果我活着会咋样。这是老问题啦,不用假设,我曾经的未谋面过的老朋友也说过:“如果鲁迅活着,要么不写,要么在牢房里”。其实,我在生前就和青年朋友冯雪峰聊过“他们不会容下我”,云云。

鲁迅如果今日仍活着,大约也是要死的,且大半不是病死。原因是鲁迅正直,有个性。

这种人,中国今日不要;不要还不够,并且要除根……

—— 萧乾《除根》[2]

《文艺春秋》编者出了这个题目:“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要我做一个假设的答案。

我说:这个问题并不聪明。这个时候,鲁迅还会活着?

这是不可能的。

也许鲁迅先生会活到抗战胜利。但今天,鲁迅也必然已经死了。因为,闻一多先生也居然死了!鲁迅怎么能幸存于闻一多先生死后!

——施蛰存《也必然已经死了》[3]

我猜他们还是希望我趁机表个态。我的感伤当然不是怯懦,那不是我,不是《摩罗诗力说》以来经过了不断自我塑造的我。勇敢至少是有一点的,不然,我本可以规矩地呆在教育部,把《中国小说史略》之类的活计干下去,很安全,不闹心,收入也不错。顺便多抄一些碑,多临一些帖,把自己的字修炼成同时代人中的独孤求败也未可知。我的感伤是,看到施蛰存梁实秋曾蜷缩其间的气候,“外面是无风、和煦的春天”,而今天更是暖洋洋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过去毕竟不太成气候的“在琉璃厂怀古”的二弟,今天已是甚嚣尘上的二弟们。我感伤地觉得,他们今天纪念我其实早已没了抓手。

唉,朱朱的诗中还写道,“……宁愿捐出一笔钱,将殉难者/铸成一座雕像,远远地绕道而行。”写得真心不错,适逢新诗诞生100年,这种比一些正儿八经的论文,比如考证我的稿费收入的论文,更深刻地揭示了我、理解了我的诗,至少理解了我珍贵的、持久的感伤的诗,一定会结出一些硕果,虽然矛盾如我,又禁不住要“劝他们告别文学旅途”。

【注释】

[1]朱朱:《写给来世的散文》(外四首),《花城》2016年第1期。

[2]萧乾:《除根》,陈明远编,《假如鲁迅活着》,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89页。

[3]施蛰存:《也必然已经死了》,陈明远编,《假如鲁迅活着》,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89页。